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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辽、金压迫北疆，西夏阻断西域，自宋一代贸易开始转向海外。下海！下海！使海域大开，塞翁失马竟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南渡后，宋高宗从海路逃向温州，在江心屿上望海潮，猛然开窍，发现“市舶之利最厚”，所以一到临安，他便号召对外开放，以开拓海疆为发展战略。宋高宗鼓励海商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贸易，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一个灯塔导航系统，引导航行的海船，还请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制海权。 南宋时期，朝廷全力经营海洋，浙、闽、广三市舶司收入已达两百万贯，占了五分之一。南渡之初，宋高宗捉襟见肘，因为海外贸易，财政收入很快恢复。到了孝宗一朝，财政规模就全面超越北宋。 从那时起，中国人就与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  宋朝向海洋发展核心目标是“重商”，不知还有海权。明初，虽有太祖“片板不许入海”令，但朱棣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朱棣渴望海权，郑和的庞大舰队下西洋，亦贸亦战。 冯承钧撰《中国南洋交通史》认为，明朝以前，称南海、西南海者，至明朝时，改称为东洋和西洋。婆罗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所以说“当时所谓之西洋，盖指印度洋也”。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时，东洋几乎就成了中国内海，西洋才是新世界。“下西洋”的起点，不是中国东南沿海，而是苏门答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以东，包括台湾和琉球，都属于东洋，在中国海的范围内。在此范围内，郑和可以废立国王。 郑和七下西洋，打了两仗，都打在苏门答腊岛上，因为下西洋的关键，就是控制这个岛。如果以此为据点，进取西洋，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真正的航海远征军，开辟中国历史上的海权时代。遗憾的是，郑和船队到过红海，未入地中海；沿非洲大陆东岸南下，未绕过好望角，奔向大西洋。  朱棣 朱棣、郑和以后，皇家海权梦失落，民间海权梦方兴。 嘉靖时，闽人吴朴著《渡海方程》，主张在海外置都护府，开市舶司。从东洋到西洋，从南洋到北洋，八万里水路，要设多少督护府？这样的眼光，已超越海防，含有以海权立国的思想。以都护府和市舶司，将郑和下西洋以来所赋予的“国家理由”，从军事和贸易两方面坐实。 马汉认为，一国海权兴衰，取决于该国的民间海洋力量。明清两朝，如潮水般出海的闽人、遍布南洋和西洋的华侨，他们是中国海权的最重要的力量。遗憾的是，明清两朝的帝王们，从未赋予他们任何“国家理由”，反而把他们当作“天朝弃民”，国家乱党，必欲置之死地。在马汉看来，这是自弃海权。  我们已经习惯把巨变归咎于欧洲列强的入侵，归咎于船炮和传教士，鸦片和基督教。但仔细一想，就发现屠杀华侨，与明朝、清朝合作的西班牙人、荷兰人，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只有利用了中国民间海洋力量的英国人，带来了巨变。 知道倭患是怎样消除的吗？是戚继光、俞大猷等善剿，才使倭寇消失。 实际上，明代军事家郑若论海防之策有二，一曰“御海洋”，一曰“固海岸”。戚、俞等人，未能御倭于海洋，未能拒倭于海岸，故引倭上岸，聚而歼焉。若以筹海论，戚、俞皆未入流，然以抗倭言，他们却守住了国防的底线。如郑若所言，以广船、福船巡海，就能“御海洋”和“固海岸”，何以非要引倭上岸？如果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自然可以御敌于国门。万历年间，明海军与倭国在朝鲜决战，就是一场典型的“御海洋”之战，明海军大获全胜。 如果交战方的主体处于模糊状态，“敌人”是被冠以“倭寇”之名的本国民间海洋力量，请问明军如何“御海洋”和“固海岸”？后来，明朝招安了郑氏海商军事集团，使民间海洋力量，有了合法身份，这样一来，“倭寇”消失了，连“海上马车夫”荷兰人都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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