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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三好生”只是一个借代——借代与评选“三好生”相类似的各级各种评优活动。因此，质疑“三好生”实际上是质疑现行的各种学生“评优”。 最近，学校给了我们年级一个市级“十佳少先队员”的候选名额，当时我就想到了我班的胡夏融（上个月27日、28日我曾在公众号上发了胡夏融的故事）。在我看来，无论成绩还是品德，胡夏融至少在我们年级绝对是佼佼者之一，所以作为“候选人”他应该是够格的。而且，我们年级组长也说：“你真应该报胡夏融！” 可是，我摇了摇头，终于没有报胡夏融。 胡夏融固然品学兼优，但也仅此而已。他没有“钢琴十级”的特长，没有“见义勇为”的壮举，没有“身残志坚”的事迹，没有“奥赛夺冠”的金牌……而看看现在一些“十佳”学生，无论是牺牲的赖宁还是活着的成洁，哪一个没有传奇般的经历？哪有普通的好学生被选为“十佳”的先例？ 我当然不反对选有“突出事迹”的学生为“十佳”，但是，我想我们也应该选一些经历平凡、默默无闻的优秀学生——而且，后者更具有代表性，因而也更容易被学习效仿。 有人可能会反对我的这个观点：“既然是‘十佳’，当然要‘突出’才行嘛！” 问题正出在这里：本来，评优的目的是为了推广进而涌现出更多的优秀学生；但如此“评优”评出来的优秀学生只能让人望尘莫及，谈何“推广”？ 我进而想到目前的“三好生”评比。从理论上讲，评选“三好生”无可非议——通过“三好生”评选激励、带动更多的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当然是很好的；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有悖于我们良好初衷的情况。 首先，“三好”的标准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达得到。“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这本来是对中学生的一种发展目标的倡导，但评选“三好生”时，除“品德好”一项比较“虚”之外，“学习好”和“身体好”都有着不低的分数标准；这样一来，每次评选时能达到“三好”的学生实在是太少。如此“评优”显然失去了激励多数学生的积极作用。这就出现了一个“怪圈”：既然“三好”是对所有学生的要求，可评出的“三好生”却永远是个别学生，这就意味着只有少数学生达到了我们教育的培养目标。这岂不是对我们教育的自身否定吗？ 其次，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三好生”往往只是“学习好”。据我所知，相当多的班级在评选“三好生”时，首先是把成绩上了某分数线（比如平均85或90）的学习列为候选人，再看其体育成绩是否合格（仍然是某分数线），至于“品德好”，只要没有明显的违纪现象，一般都是“符合标准”的。这样一来，“三好生”便成了应试教育的“得力助手”：只要成绩好（包括体育成绩好），而又未犯什么大的错误，往往就“三好”了；而这里所需的“成绩”又非多数学生能够达到（因为“三好生”是有名额限制的呀），因此，“三好”导向的结果是“一好”——分数“好”！ 第三，现在的“三好生”往往带着太明显而且太强烈的功利色彩。多年来有关部门明确规定，不同级别的“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可以在升学时加多少多少分——看，“三好生”最后也折算成了分数！因此，在中学，凡是能够享受招生加分的市级以上的“三好生”指标，统统给毕业班；而有的为了自己班级利益的班主任和为了自己子女前途的家长，为了争得“三好生”往往不择手段。在高校分配时，如果是“三好生”、“优干”或“优秀大学生”，必然会给予各种照顾，享受各种优惠。在这诱人的利益驱动下，为数不少的“三好生”、“优干”成了不择手段的追名逐利之徒。仅就这一点而言，什么“品德好”，在我看来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面向全体”也理应包括各种鼓励与荣誉，而且这“鼓励”和“荣誉”应该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而非简单地用“三好”的标准一刀切地去“规范”所有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青春花朵。同在蓝天下，都是大写的人！而每一个人都是大自然中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杰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不是什么互相学习的关系，而是各自充分展示自己独特个性、互相争奇斗艳的关系。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次引述我多次引述过的苏霍姆林斯基的一段话：“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人的充分的表现，这既是社会的幸福，也是个人的幸福。”（《给教师的建议》）
我们期待着，民主的教育不只是能够“培养”出少数“三好生”，更应该是真正让我们的每一个学生都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 1998年2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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