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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八佾》之后讲《里仁》？值得玩味。看 钱穆先生卓见：“孔子论政，皆重礼乐，仁则礼乐之本……礼必随时而变，仁则古今通道。” 论语（里仁第四）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这其中又包含了历史主义的大道理。孔子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是，以人伦孝悌取代原始的鬼神崇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天意、天命如此，只要你的父母还活着，就说明你的因缘让你不要远游。这是天命之必然。天命就是这样一点点左右人的因缘，从而让人在因缘中转换观念、转换意识，逐渐从鬼神生命观转化为人本主义的生命观。所以有孔子在此说，“父母在，不远游”。 孔子的伟大更在于随时代的背景的变化，其原则又有变通，“游则有方”，方，方向，道理。 父母在，非远游不可，则必须有道理，有方向，让父母不要时时挂牵。 李泽厚在这里的提示值得重视。 《朱注》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孝矣。 今日有人以此语不再适用，有人以为仍然适用：因为有飞机汽车的快速交通工具，虽远（地理位置）而不远（往返时间缩短了）。其实，重要的是，孔子讲仁、讲孝都非常之实际、具体。例如这里的重点，不在不要远游，而在于不使父母过分思念（飞高走远难以见面）和过分忧虑（无方向的到处游荡，使父母不放心）。这样具体地培育儿女对父母的爱心，即孝，即仁，它是人性情感的具体培育，不是什么“处世格言”。它是情感的具体塑造而非抽象的理论概念，重要的仍是作为人子的这种情感态度。中国年轻人能继续保存这种传统美德吗？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此章见《学而》：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此处不再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这才是李泽厚先生强调的以“礼”来建立社会心理结构，以改换人心，使人本主义生命观在日常生活中生根发芽。 下录钱穆先生观点以别之： 知，犹识也。常记在心之义。喜者，喜其寿。惧者，惧其来日之无多。喜惧一时并集，不分先后。或说“父母之年，子女无时不当知。或父母年尚强，然强健之时不可多得。或喜其寿考，而衰危已将至。此说亦有理。但读书不当一意向深处求，不如上一说，得孝子爱日之大常。 此章描写孝子心情，甚当玩味。惟其忧乐之情深，故喜惧之心笃。 以上四章皆言孝。孝心即仁心。不孝何能仁？当知能对别人有同情，能关切，此乃人类心情之最可宝贵者。孔子特就孝道指点人心之仁。人当推广孝心以达于仁，若以自私之心对父母，处家庭，初视若亦无违孝道，然心不仁，亦将不孝。此心是一，即仁便是孝，即孝便是仁，非谓仁孝可有先后之分别。 钱先生是大学问家，这段解释就文字说文字，实在是挑不出什么大毛病。但是你仔细看他的后半段的评论，就明显有问题了。 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宋代大儒程颐先生或曰：“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至仁否？曰:非也，谓行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之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孝悌是用，性中只有仁、义、礼、智。曷尝有孝悌来？” 钱先生明显是和程老先生矛盾了。 不要小看这个矛盾，今天社会上大量的学者，一方面是被新儒家庞大的理论体系吓坏了。这些新儒家，好似一提康德，就是请来了世界哲学上的尊神，他们自己也一下子强大起来，实际上是纸老虎。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不知儒家理论一方面强调人本主义生命观的基本建设，另一方面也是大大超越人性的。孔子反复强调：“勿意、勿必、勿固、勿我”，“逝者如斯夫”都是对人性的大超越。这种强烈的历史主义精神，才是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儿女应该继承的。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古人不轻易表态，正是戒慎恐惧的恂慄，但这里的“躬之不逮”，不能轻易解为“只怕自己做不到”。而是说非“致良知”的判断及行为，是不可能全被事实应证为正确的。 “致良知”，“摸着石头过河”，得到的肯定只是可以“过河”的观念。“躬之不逮”是说的过不了河判断。实还是说的“致良知”的两种可能性。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两段应见于《学而》，正如钱先生所言，《论语》是孔子诸弟子对日常生活中孔子言论的记录，重复记录的很多。恰如《圣经·新约》的诸福音书，只是记录基督一人的谈话，就有马太、马可、约翰诸多福音书，大同而小异。 约，检点，不放纵，不浮泛，谨言慎行。还是一个戒慎恐惧。 鲜，少了，太少了，（这样的人）太少了。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关于这一语录，抄录十年前我的一段解释： 不是我高抬李卓吾，我看古今中外解《论语》者，出其右者甚少。 这一段语录，教授们的译文明显是错的，他们说：“有德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人来作邻居。” “邻”解邻居、邻里，还是可以的，但一个“德”字便可解为“有德的人”，实是太勉强了。有人不满于这种解释，解释道：“自己有道德的涵养，能体用兼备，自然会影响近身的人。” 这样解，似乎合理一点，但仍是将“德”牵强为“有德的人”。如果孔子的本意是他们解的这样，为何不说是“德者不孤，必有芳邻”呢？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是举不胜举的，如“仁者”、“贤者”之类，为什么在这里单一用了一个“德”字呢？ 还是李卓吾解得好：“有一善端，善毕至矣。” “德”，从本质上讲，是全“宇宙——生命”系统的，只是非要通过具体人表现出来不可。孔子的仁义礼智，都是“德”，不只属于人，但要通过人来表现。这就是东方文化所强调的生命本体与个体人的关系。本体无有的东西，不可能以个体人的形式表现出，但说到底，“德”是生命本体的。 所以，“德不孤起”、“德不孤，必有邻”。 所以李卓吾批道：“有一善端，善毕至矣。” 今日自然科学的进步便是“宇宙——生命”系统“智慧”的显现。随着这一“智慧”的显现，其他的德也会随之而来。你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其他德性不也就连续展现出来了吗？比如，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舒适了，玩乐已经和劳动一样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了，并且玩的花样越来越多；随之人类的文明程度也大大提高，谁还会那么认真地对待“上帝”之类的神灵呢？再如“争斗”，不也转为“比赛”之类了吗？不管怎么说，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文明确实提高了一大步。这应是不争的事实，秘密在哪里？为什么许多人会错解这段语录？ 就在于人们把“德”看成了孤立的个人修养，而不是“宇宙——生命”系统本身的特点。但是，不管人类如何纠缠死的观念，说什么把不愿觉悟，生命大进步的这些特点，必然随着生命光芒的不断扩展，成群结队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 人类，你无所谓德与不德，你不过是德的一面镜子而已。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这段语录有多重解释，钱穆先生将他们梳理了一番，十分不错，照录如下，以表我们尊重钱老这样的严肃学者： 此数字有两读：一读色角反。逼促义，又烦琐义。一读世主反，数说义。事君交友，见有过，劝谏逼促，或过于烦琐，必受辱，或见疏。或求亲昵于君友，以逼促烦琐求之，亦必受辱，或见疏。若依数说义，于君友前数说己劳己长，或数说君友之短及其不是，亦将受辱见疏。今采前一读。 本章以君友连言，见五伦中此两伦为相近。古称此两伦以人合。夫妇、父子、兄弟三伦属于家庭，古称以天合。夫妇本以人合。故孔子常言孝悌，专就父子、兄弟两伦纯以天合者，珍重其相互间之亲情，建其道以为人群相处之本。然兄弟亦有时如朋友，《论语》中颇多兄弟朋友连言，则五伦中惟父子一伦，乃纯以天合，故孔门特重言孝。其他四伦，君臣、朋友、夫妇、兄弟，亦可谓都属社会关系。惟父子一伦，则与生俱来，本于自然，又兼有世代之绵延，天人之际，意义最深。而世界各大宗教，皆不言孝，不重历史绵延。如是则社会无深度，而人生短暂，失其意义。故各宗教莫不带有出世之心情。尊天抑人，事所宜然。 钱先生说除儒家外，世界各大宗教都不十分强调一个“孝”字，这不是事实。佛家就把孝道提到相当高的地位，基督、伊斯兰也有强调，只是没有儒家这样系统。 更重要的是，也不能因此就说别的宗教强调“出世”就是有问题的。 孔子儒家对孝道的强调，引“孝”入“仁”，应该说是伟大的创举，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至今还有鲜活的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今天认为，人类社会将出现第二次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必以中华文化为底蕴，也就是由于中国的儒家理论使中华文化保存了许多符合生命本来面目的遗产。 但综观儒家理论，明显是超越了人本主义。他虽然没有提什么“出世”的理论，但在理论高度上也并没有否定“出世”理论。这里关键是，儒、道、释、基督四大家的理论是共同集中在一个“知”字上，“明德”上，“阿弥陀”上。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各家没有矛盾。从这里升华为各家的救世理论，各尽其妙，但也不违背对生命本来面目——“知”、“明德”、“阿弥陀”的体认。 “知之一字，众妙之门。” 哪里有“出世”、“入世”之分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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