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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恩，斋称“山风堂”、“近月楼”，1947年10月出生，浙江临安市昌化人。系浙江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协3-5届理事，曾任临安市文联副主席，临安市书协主席。深造于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国画系书法专业。 出版有《方志恩书法艺术》《方志恩花鸟画集》《方志恩书法·国学粹言》《方志恩书法·佛心禅语》《方志恩国画·松梅傲骨》《方志恩国画·兰竹清音》《大匠之门·方志恩瓷画艺术精品》等书。 作品楷书曾获中央电视台、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电视书法大赛”二等奖，行书荣获中国文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兰亭奖·牡丹杯”全国会员作品评选三等奖（一等奖缺，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二名），“第四届国际文化交流赛克勒杯中国书法竞赛”中青组二等奖，行草书作品入展“第二届兰亭奖·艺术奖”全国书展。 国学大家文怀沙先生曾多次称赞方志恩：“写得一手好字，真实力派。字写得很干净。”中国书协原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朱关田先生在介绍其加入西泠印社的评语中说：“该人人品与书品都好，后劲很足”。 中国美协原副主席肖峰先生评说：“方志恩之书，功力成熟，继承传统，堪称方家也。”资深美术评论家杨悦浦先生评论说：“因时变化，潇洒出尘。隽秀清雅、功夫精到，大拙少巧，渐趋老健。”著名作家二月河在为月照上人与方志恩合作的《孔子圣迹图》作序中说：“方先生的书体，磊落光润，流丽隽逸，尽显文人风骨，与上人的画相得益彰。” 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先生，今年已经九十高龄，还为方志恩写书画评语：“陋室一间天地阔，诗书万卷古今香”， 并这样评论其书法：“路子正、根底实，有追求。作品静穆、淡远、古雅”。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总编辑贾德江评说: “方志恩借传统的笔墨样式抒情寄怀，以花鸟为媒介来寄托对人生的追求，从自然中悟‘道理’。画面中不仅渗透着诗的意境和哲学理趣，还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气质，并渗入和蕴含了时代的精神和内涵。画家关心的不止于绘画本身，更在于加强在花鸟画的象征意义和抒情养性功能。”苏州美术馆馆长杨文涛先生评说：“方志恩身上似乎还有着浓重的‘方巾气’，浩浩正义，俨然道貌，温文尔雅，形实如一，虚极静笃，不谀不阿，实其内美外善皆具也。方志恩立足于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念与追求，礼乐出于本心，出入佛道，兼融并蓄，执正道于众嚣，明素心于乱尘，演奏着一首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审美之间张力与平衡的人生境界追求的美妙乐章，这一乐章的最强音就是从道德走向审美。” 方志恩书法作品《自作书论》
——方志恩书学散论 学习书法如不能和修为联系在一起，那意义是要大打折扣的。要说基础，修为是最大的基础。 如孔子思想从周代的述而不作，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又到魏晋时期，诞生了王羲之的书法。至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书法，实则是推崇儒家“成教化，助人伦”之思想，王羲之之所以受到历代帝王和读书人的推崇，与他的书法符合儒家中庸思想，具有中和之美，极有关系。据《资治通鉴》载，贞观二年（628）立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唯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又《贞观政要》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从以上两段文字可信唐太宗确实比较务实。谈空和神仙不能治国，治国还是要靠儒家思想。 方志恩书法作品《<论语>节句》 又据《群书治要》序载，贞观初年太宗令魏征、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上始五代，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成为唐太宗“以史为鉴”，以“‘圣贤’为训”，用于为君、选贤、施政、教化的重要理论依据，成就了举国富足，风俗淳朴，人民安居乐业的“贞观之治”。如魏征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太宗喜其广博而切要，日日手不释卷。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卿等力也”。太宗鉴于前隋灭亡之失，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在位期间，鼓励群臣进谏，批评其决策过失，进而造就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我们来看唐太宗李世民为《晋书·王羲之传》亲自撰文，推崇王羲之就不感到奇怪了。他对王羲之的书法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评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王羲之书法经南北朝几百年才被人们逐步认识，最后被唐太宗树为典范，“尽善尽美”。他不仅是美，更强调了善。所以书法作品除美之外，更需要善。善是一种美德，善是一种修为要求，善是一种无声的教化，《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行善贵在日积月累。善具有永恒之意义。《礼记·大学》开张明义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善讲的是品德。君子自修敦品的功夫，要像治骨角般的切磋，像治玉石般的琢磨。然后才可至善。所以这个善与美，是内质与外貌的统一，内心与言行的一致，具有极大的道德要求含量。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就是说孔子评虞舜时的韶乐“声调十分美盛，内容又十分完善。”这里实际讲的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可称为尽善尽美。缺一不可。美是外在的，善是内在的。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郑玄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于仁者之里，是为善也。”朱熹曰：“里有仁厚之俗为美。”从这些言辞中我们看出，古人将仁与美，仁与善都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用“尽善尽美”来评价和推崇王羲之“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用意不是十分清楚了吗？孔子的思想开始也没有被当时人所接受，到处碰壁，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被广泛认同而成为独尊。王羲之书法历经千余年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热爱，除王羲之书法本身的魅力之外，更与它反映了儒家文化的精髓密切相关。 方志恩书法作品《论书》 由此可知，只有了解儒家文化的基础常识，才可能真正读懂历代有些书法理论著作和古典文艺作品。有了儒家文化的基础常识再去看历代书法理论著作，许多名篇都贯穿着儒家经典思想。如孙过庭《书谱》，就连孙过庭的名字，“过庭”也是一个典故。孔子在要求其儿子孔鲤要学诗、要学礼，“不学诗，何以言；不学礼，何以立”。所以，后来“诗礼传家”便从中而来，并成为士庶家族传承的一种要求。不仅古之书法理论如此，其它许多政论，文艺理论也贯穿这一价值观点。如《世说新语》《文心雕龙》，如《三国》《水浒》《红楼梦》等。“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因此，读点儒家经典对了解和欣赏书法及其它文艺作品都有直接的帮助。 方志恩作品《美人相伴》 儒家教育观念一直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重技的当下，更需要加强志道重文的修炼。技，虽然能进乎道，但此“道”与文以载道之“道”并不是一回事。技进乎道是一种个体技艺修为，是一种个体圆满。当然，从现实看，有的并非进乎了“正道”，而是进乎了“邪道”“妖道”甚至是“洋道”。文以载道强调的是整体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是一种对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责任和担当。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应有此意识，应有此危机感，工作便会主动，方向便不会迷惑，凝聚力便会增强。也只有二者同修，能立定此脚跟，器量才会大，心胸便会宽，出笔才会和。否则，正如黄庭坚讲的：“若其灵府无程，即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方志恩作品《清严标格》 书法要向纵深发展，须与从来占独尊地位的儒家经文大文化接轨，先有实，后有玄空，玄空才能落到实处。极需避免理论在书法界圈内自圆其说的自转、空转。这样只能将书法带入毫无社会责任的、只秀眼球的、缺少文化担当的、被主流学术不屑的境地。书法圈自转，便是书法人只知书法技法，不知其还有责任和担当。古之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绘画还有“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之想。因此，学习书法就是学习踏实修为。看看王羲之的字帖，没有哪个字、哪个点、哪个画、哪根牵丝是浮躁油滑的。 学习书法如不能和修为联系在一起，那意义是要大打折扣的。要说基础，修为是最大的基础。
不管学习哪门艺术，书法也不例外，首先要得法。法分两块：一为人文，一为技术。人文之法，包括文和史，要从中理出文史直至源头，即纵向的规律，思路便可清晰，便不会被时风所左右。立定此脚跟，便可八方广泛吸收，为我所用。否则，脑子被人换了芯片还自得意。艺无文不活，艺无文行之不远，艺无史便显浅薄。文和史都可在点画中流出。书法技术这块，从古至今均是心手两字，从无变化。技术须从基础开始，容不得虚假。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书法中的“点”是一切笔法的基础，起止、方圆、转折、粗细、徐疾、承接无不在其中。只有“点”明白到位了，其它便可触类旁通。技须练，在明文知史和正确的学习方法后，就是积累了。心不厌精，手不忘熟。功到自然成。缺少思想的练字是练不出境界来的，只能成为工匠之流。 方志恩青花瓷作品《劲节耒禽》 方志恩青花瓷作品《平和》 理都是相通的，书法就在生活中。如农夫耕田，其手握犁把耕田的过程中，也有起止提按、方圆、转折。犁需入土、平稳前行，不可让犁在地上滑行，又不可太深使牛拉不动，也有一个度的把握，这与书法运笔完全一致。书法起笔、收笔、转折都有一系列动作，同样骑自行车、开摩托车、开汽车等起始、拐弯、停下也有一系列动作，直道上直行只要把住方向便不会出现问题。书法亦是同理，只要仔细观察经典名帖运笔的起、收、转折、承接处的动作，让其谙熟于胸，手上自然灵活不滞，这就是所谓的诀窍。昔欧阳询观索靖碑，留之不去，可以佐证。有人讲独体字难写，其实，合体字也难写，合体字难写的是结合部，如两部队之防御，或两单位分管的结合部，最容易形成有利益而相争、无好处而都松懈无人管的局面。字结合部一松就散，太紧就局促。结合部也是关节活动处，欹侧跌宕多情多姿都可在此中产生，所以结合部最值得仔细研究、玩味和随机把握。小楷，为案上细品之物，须精，须古，每一笔都不可松懈，尤其是点和勾更能显出作者之认识与功力。写小楷，如技术工人，每个螺丝钉都得拧紧，哪里不到，哪里就会出现问题。写大字，尤其是写招牌大字，则全然不同。写大字如将领，把握的是整体全局，无需斤斤计较，如追求笔笔清楚，字必无气派。写招牌大字除基础扎实外，胆要大，有些地方的笔画就是要粘连，这样才可气派。招牌字字独立，讲究的是一种风度，或伟岸庄严、或温润挺健、或潇洒、或典雅，最犯忌的是火爆、直率无出处。
方志恩篆刻作品《古香可餐》
方志恩篆刻作品《三人同行我得师》 礼之用，在得体。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礼乐思想贯穿于生活当中。如故宫里的字，不管匾也好，楹联也好，处处体现着礼之要求，端庄正大。朝堂之上，讲究的是浩然正气、正义，哪能容得油腔滑调。所以书法作者不能什么地方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还自以为风格。在庄重场合一定不可随便，如寺庙、祠堂，如写碑、牌坊、厅堂。近传某大学立巨石校训，以某书法大家“潇洒”行书勒之，因纤滑不庄而大哗，可以为戒。除此之外，或应主人要求自然可以另当别论、自由发挥。有人说要让书法退出实用舞台，真不知作何想。现代建筑，或单位、企业；或亭台楼阁、旅游景点上的用字；或会议室、办公室、家庭客厅、书房用的书法作品到底算实用的还是艺术的？自古至今，书法从来都是艺术的，也是实用的，今后也是如此，怎能改变？实用与艺术始终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舍。除此之外，书法还可以在何处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方志恩篆刻作品《独行万里》
方志恩篆刻作品《咸天伦印》 师法自然，这为古训，千古真理。艺术工作者可以从中得到思想启迪而获益无穷。按季羡林先生的说法：凡事物或自然都有萌发、童年、成熟、衰老、死亡五个阶段。作为书法工作者，有无师法自然之思想、之体会，或对它的态度和理解之程度，在作品中，或更确切的说在书画中，都可以明确无误的流露出各期的痕迹，直接影响作品的水准。我喜欢弃之两端，而专取成熟壮盛期，给人以滋润、健壮、青春的印象。点画不能到位是稚嫩，故作苍老是做作，我不肖为之。书法中“线条”一词，是现代人引用西方语言来解释书法的典型例子，古代书论中没有线条一说。“万岁枯藤”倒是常有人津津乐道，“藤”千变万化、千姿百态，可独立，可凌空，因为形象、具体，像人一样，骨血肉气神也都在其中，可感可知，可直接参照模仿。而线条，它软而无骨、松而无力，更不能自立虚空迎风招展，骨血肉气神更无从谈起。可以说这一外来语，在书法界，像外来物种，无天敌，四处蔓延，后患无穷。它割裂和抛弃了“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东方思想，使书法作者失去可以感知和参照、可以启迪、可以把握、可以检验的自然物象，它使现代人只知本本，不知还有自然之美妙。用自然之物作比喻，是生是死，是嫩是老，是软是僵，是人为之物还是自然本来面貌，一看便可明白。你用外来语解释，什么线形、线质、线律，等等复杂分析办法，怎么也表达不出骨血肉气神的自然之态，中华文化的精髓为之抽空。可叹！可叹！
方志恩篆刻作品《王炅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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