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公众共享”说的立论可以成立 刘心武先生提出“‘红学’是公共研究空间”、“‘红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观点后，遭到红学界领导人为首的一些人的攻击，认为“所谓‘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是不存在的”。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呢？ 笔者认为：刘心武的“公众共享”说的立论完全可以成立。 （一）每个公民都有权进行科学研究 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都应有个原则。 所谓“‘红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指的是公众是否有权利参与红学研究？——这就涉及到公民的权利问题。 公民有无进行红学研究的权利呢？ 我们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如何规定的。在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第四十七条） 《红楼梦》研究属于科学研究范畴。因而，按照宪法的规定，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权利进行红学研究。这属于公民的一种自由权利。 （二）红学研究从来都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 按照宪法的规定，每个公民都有进行红学研究的权利。也就是说，任何公民只要具有研究红学的条件，并有研究红学的愿望，都有权利进行红学研究。 而且红学还与其他学科不同，有它的特殊性。特殊在何处呢？ 何谓“红学”？“红学”即研究《红楼梦》的学问。 什么是“红学家”？按照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先生的说法是： 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 真正的红学家，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这是学术。不是随便一个人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就可以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学术和热爱《红楼梦》是两回事。 胡文彬先生认为：“真正的红学家，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 然而，如果从红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胡先生所说的这种“真正的红学家”，几乎就不曾存在过。这是由于《红楼梦》是一部书。当这部书形成“学”时，说明它已成为一种“学科”。但是当把对一部书的研究，作为一种“学科”进行研究时，问题又来了。因为“学科”是有它特定含义的。学科是指学术的分类，或指一定的科学领域，或指科学中的一个分支。比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原子物理学；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学前儿童教育学。可见红学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学科。 红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呢？ 其它任何学科的突出特点是专门化。比如学前儿童教育学，研究对象便局限于“学前儿童”。红学呢？由于研究对象是一部书，而这又是一部奇书，包含着正（小说）反（历史）两面。这种“奇书”的特点，必然有人偏重于探索小说背后的隐人、隐事及对此所做的考证，有人偏重于对正面小说的评论。此外，由于《红楼梦》又被称作封建时代“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那就涉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了，甚至涉及了医学、建筑学、园林学……等多种学科。红学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学问，而区别于所有那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个专而又专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学是一个所有人——不论你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民俗学家、医学家、建筑学家、生物学家……——都可以涉及的领域。比如《红楼风俗谭》、《红楼梦植物图鉴》、《红楼梦养生趣谈》等便是例证——属于一种将《红楼梦》与其他学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正由于《红楼梦》反映的是中国古代的整个社会，当然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有资格参与研究，这就是形成业余红学爱好者特别多的原因。而且事实上“红学”从来就是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 任何的学科都有专门人员从事毕生的研究，但《红楼梦》的研究者却除外。 几位最大的红学家：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他们的红学奠基之作，都是将研究《红楼梦》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而写出的。王国维的研究涉猎很广，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于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蔡元培是革命家、北京大学校长，于1917年发表《石头记索隐》；胡适在美国学习的是哲学，回国后被聘为教授，于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俞平伯在学生时就喜爱《红楼梦》，毕业后不久，于1923年便发表了《红楼梦辨》；周汝昌1953年出版《红楼梦新证》时，正在四川大学讲授英文，1954年调来北京，是任编辑工作。 除几位大红学家外，还有一些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也都发表过红学见解。如陈独秀曾发表《红楼梦新评》，刊于1920年的《小说月报》上，署名佩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及二十多篇讲演、杂文和书信中都谈及《红楼梦》。吴宓早在1919年3月2日留学美国时，便发表过《红楼梦新谈》的演讲，后来1945年在成都时，又发表过关于《红楼梦》的系列文章。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曾于1935—1936年的《文哲月刊》上，发表《红楼梦悲剧之演成》。社会活动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写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重庆，署名太愚，全书共19篇文章。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1945年由东南出版社出版。陈觉玄的《红楼梦试论》，刊于1948年的《文讯》第8卷第4期。李辰冬著有《红楼梦研究》，1942年由正中书局出版。——所有这些人都不是专业搞红学的。 现在海外的红学家也是如此，如写有《红楼梦新探》的赵冈，是经济学家；余英时写有《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等文，是史学家和思想史家；杜世杰是律师，出版有《红楼梦考释》；潘重规在研究敦煌学和文字学上卓有成就，却写有《红学六十年》；张爱玲是作家，却写有《红楼梦魇》；高阳是清宫小说家，也写有《红楼一家言》，等等。 当代也有一些研究红学很有成就者并不是专业红学家，如王蒙是小说家，却写有《红楼启示录》等；刘心武亦是小说家，则出版有《红楼望月》等多部红学书籍。出版有红学专著的业余爱好者颇多，值得重视的是，还有农民，比如只上过五年学的刘世魁先生不久也将有一部红学专著问世。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红学与其他任何学科都不同。其他学科若不经过专门培养，便很难成为专门人才，而红学则不同，红学几乎都是业余爱好者，即使像俞平伯、周汝昌这样有大成就后来成为专业的红学家，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爱好”出来的。 既然红学家不像其他专业那样，在学校中设专业进行培养，都是从爱好入手进行研究的，那么“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的提法错在哪里？ （三）反对者的理由违反宪法规定 红学本来就是一种“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对此，前面已做论述。下面我们再看一组数字。有人统计：有关《红楼梦》的论文多达8756篇，仅是标明评论宝玉和黛玉爱情的就有近400篇。也有记者在北大图书馆做过调查，2003年红学论文有338篇，2004年有391篇。若把全国所有图书馆及高校学报上发表的红学论文做更彻底的统计，恐怕会是天文数字。——这些论文有多少是由专门“红学家”写出的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