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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乡村的人都知道，农闲时，会有窜乡的外地人这村那庄地到处游走，有的是独行的耍猴人，只带了一两只猴子，我们就知道主角只是猴子；有的是开着卡车来，带了一车的动物，有蛇，有能说人话的鸟，玩杂耍的猴子，还有几个穿着红红绿绿演出服的妇人和汉子，我们就知道这回是个大阵仗，耍猴只是其中的一个节目。 他们在村庄场地最广阔、人群最密集的地方，铺上一块破不溜丢的红毯，就作为表演区。表演完，他们会说：父老乡亲们，有钱给钱，没钱给口吃的。那时人穷，大多是不给钱的。看完表演摇摇头就回家了。心善的会给一茶缸粮食或者几个蒸好的馒头。现在的乡村，已经很少看到这番情景了。 本文作者马宏杰说：我生于1963年，在当时那个文化娱乐都很贫乏的年代，我和小伙伴们常常跟着出现在街头的耍猴人，看他们和猴子的表演。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还经常在城市里看到这些走街串巷的耍猴人。1998年之后，我就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感觉这些耍猴人正在逐渐退出城市生活圈，转向边缘地带讨生活。 猴子们不愿意走时，老杨（杨林贵）就驮着它们走。 耍猴人杨林贵 张云尧把杨林贵带到我们面前。他管杨林贵叫二哥。杨林贵瘦小精干，听说我要跟他去扒火车，拍他耍猴，他根本不信，头摇得像拨浪鼓，说：“不行，不行，这个罪你可受不了，这个苦不是人受的。你穿得这么体面，怎么可能去跟我们干这个？”那时我也没想到，我不仅会跟拍这个耍猴人，而且一拍就是10年。 当时46岁的杨林贵已有17年走江湖耍猴的经历。17年前，100元可以买只猴；2003年，一只会表演的猴子要卖2000多元。杨林贵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跟着别人外出耍猴时，他不小心让一只猴子挣脱缰绳跑了。这只猴子就是他的饭碗。追猴子的时候，他又不小心把靴子跑掉了，他一个人在雪地里，光着脚上树去抓猴子，在树上、地上穷追猛赶，才终于把猴子给抓回来。 这些年他先后去过黑龙江、西藏、内蒙古、海南，还到过越南、缅甸、俄罗斯等国家，也是个老江湖了。 杨林贵说，10年前他们一行三人扒火车去安徽，半路上被一个铁路警察发现了，那个警察问 ：“你们是想继续走，还是想被赶下车？”杨林贵一听就明白了，三人在身上找了半天，拿出仅有的10元钱递给那个警察。警察看他们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就说 ：“算了吧，罚你们10元钱实在不值，你们还是自己留着吧。” 在郑州北站，有一个保安盯上了这些耍猴人，每次他们从这里扒车都会被抓住，每次身上的钱都会被搜刮干净，保安还调侃地说 ：“欢迎再来！” 所以，每次在郑州北站扒火车前，他们身上都只留一些买馒头的钱，买好馒头再去扒火车。保安抓到他们，搜不出一分钱，就罚他们干活——打扫办公室，除院子里的杂草。干上一天的活，等天黑才会放他们走。 1996年，杨林贵的哥哥想去当兵，村里有人举报，说他父亲去香港耍过猴。结果政审没有通过，哥哥没当成兵。 2002年10月30日，杨林贵在自家地里训练猴子。 杨林贵带着猴子去赶集。村里的耍猴人走门串户时经常带着自家的猴子。 杨林贵的家 大多数耍猴人一听说我要和他们一起扒火车，都不愿意。他们都不相信我能吃这个苦，同时也担心路上带着我会增加麻烦。离开鲍湾村之前，我终于在张云尧家说服了杨林贵，让他月底出发去成都耍猴时带上我。我跟杨林贵说 ：“带上我，肯定能帮到你的。”临走时，我再三嘱咐杨林贵，准备出发时一定要提前打电话给我。 月中旬，我开始为这次出行做一些必要的准备。这时候，原打算陪我一道去的同伴却反悔了，说不能冒险去扒火车。我知道扒火车的危险 ：上小学时，我家所在的洛阳玻璃厂后面就是洛阳列车编组站，我和几个小孩去编组站扒过车，那时候铁路工人看到我们也不管。有一次，我的一个小伙伴差点从车上掉下来，如果真掉下来，不死也得残废。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去编组站扒车了。这次去扒火车，想起来都觉得危险。这种冒险的事情，我也根本不可能强求别人来陪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冒险了。 其实，我心里也有些犹豫：谁知道扒火车一路上会遇到什么情况呢？我当时在给《焦点》杂志做稿子，身上有他们给我的一个记者证，我还找到《中原铁道报》的好朋友铁柱，让他帮着开了张铁路上的介绍信，又通过省公安厅的朋友，与四川省公安厅的朋友取得了联系，心里这才有了些底。为防万一，给老婆和儿子一个交代，我在保险公司给自己买了些人身保险。后来我才知道，扒车本身就是违反保险条例的，真要出了事，保险公司根本不会赔付。我做的事情，江湖上称为“扒荒车”。 2002年10月23日，杨林贵打来电话，说他的班子准备在27日出发。我又联系了几个摄影的朋友，希望有个同伴和我一起冒险，但到最后一刻，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一起去冒生命危险。看来，这次我只好孤身一人了。 26日，我从洛阳坐火车到达南阳，再换乘汽车，一路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到鲍湾村和杨林贵见面。我还是住在张云尧家里。那天天色阴沉，虽然是10月份，天气却异常寒冷，还飘着小雪。杨林贵决定推迟几天出发，看看天气再走。他说要是在火车上遇到这样的天气，雨雪交加，会把人冻坏的。 29日，有人来跟杨林贵商量，要转让给他两亩地。当时杨林贵家只有五亩地，想多种地、多收粮食，就要租种别人的土地。价格商量好后，杨林贵开着家里的拖拉机，把这两亩地耕完之后，种上了小麦。 我是第一次到杨林贵家。他家有个方形的院子，对着村里道路的外墙贴着瓷砖，用村里人的话说，门脸看着很是光鲜。进门后左首是厨房，右首是拴着三只猴子的房间，堂屋里正对着门的墙上是一个三扇屏的大镜子，上面是毛主席的大幅画像。毛泽东在中国农民眼里一直都是被神化、被爱戴的人物，领袖的形象和地位很难在他们这代人的心里根除或者弱化。 屋里除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冰箱外，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沙发已经破了，床看上去凹凸不平，用十几根木棍在床架上拼出床板，然后铺上一张苇席和一床薄薄的褥子，杨林贵和老婆就在这张床上睡了十多年。屋子后面的两层楼，堆的都是粮食和杂物。站在院子外面远远看去，杨林贵家还很入眼，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象。当时修建这栋房子花了5万多，用的大多是杨林贵耍猴赚来的钱。杨林贵告诉我，在没有耍猴之前，他们家只有一间土墙瓦顶的破房子，家里的床只有三条腿，另外一条腿是用砖头垫起来的。 杨林贵家最值钱的就是一台四轮拖拉机，这也是杨林贵用耍猴赚的钱买的。 河南新野县樊集乡鲍湾村，杨林贵父子在耕地。 扒上火车去成都 下午五点五十分，天色渐暗。我看着一列列开往编组站的火车，心想：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车开到什么地方呢？杨林贵他们不时地盯着编组站内的火车看，当一台电力机车滑入编组轨道前时，杨林贵说：“这台车应该是往西的，走，到跟前看看，是了就赶紧上！”于是，我们一帮人快步朝编组站的列车奔去。 走到车头前，我说：“杨林贵，你可别上错车啊。”我当时真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辨别火车开往哪里的，心里一直很担心。杨林贵走到车头前，看了看车头上的编号，对我说：“我们上这个。”他对要前往广州方向的几个耍猴人说：“你们上旁边那个车，那个是开往广州的。” 因为怕铁路警察看到我们，大家都在慌乱之中上了火车，有着丰富扒火车经验的耍猴人上车比一般人都利索。朱思旺上车之后站在车厢顶上，他头顶上就是电力机车的高压线。我赶紧喊：“蹲下来，上面有高压线，危险！”铁路上的电力机车用的是2.7万伏的高压线，在一米的距离内能将人吸上去，人被击中的话瞬间就会化为灰烬。 等我心慌意乱地最后一个爬进车厢，往里面一看，这节车厢里装的是一些大型机器的零部件，十几米长的车厢里堆满了大型木箱子，只有车厢的一头和一些铁架子上可以坐人。由于担心列车将要启动，我和杨林贵他们顾不上危险，赶紧躲在车厢的犄角旮旯里，不敢大声说话。第一次干这事，我的心怦怦直跳。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大概是因为我在上车时用闪光灯拍照，引起了车下一名车检人员的注意，他开始喊：“车上的人是干什么的？”连问了好几声后，杨林贵应了一声：“耍猴的。”车检员喊道：“坐好啦！不要乱动车上的东西！” 看来不是警察，我们才稍微放心了些，就这样大气不敢喘地等了近20分钟，哐当当当……列车终于在一连串巨大的金属撞击声中开动了。这时，我和杨林贵他们才敢从车厢探出头来，向坐在对面车厢里的几个耍猴人挥挥手：“我们先走啦！” 杨林贵说：“要是被警察抓住，就得和警察兜圈子，有时要等到后半夜才能上车，这次还算顺利。” 以往我外出拍摄，大多坐的是带卧铺的旅客列车，坐这样拉货的列车，是平生第一次。列车越开越快，狂风大作，刮起来的风有七八级。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戴着皮手套，倒也没有感觉到冷，我想大概是新鲜、刺激、激动的缘故吧。 我们扒的这种车是“敞车”，车长13米，宽2.8米，车厢内高2米。由于是载重列车，开动时轮子和铁轨发出吱吱吱的摩擦声，两节车厢连接处的撞击声、摩擦声也尖厉刺耳。我们坐在车厢里左右摇晃的金属架子上，车前进时，感觉金属架子随时都有倾倒的危险。 杨林贵倒是挺镇静，安慰我说：“没事，我们常坐这样的车，一会儿到前面的六里坪站，我们再到后面看看能不能找一个能睡觉的平车厢。”按照铁路的规定，货物列车要随时给旅客列车让道，所以货车走走停停，没有严格的行车时间限制，有时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 夜里十二点左右，列车到达第一站——湖北十堰丹江口六里坪车站。列车要在这里换下一区间段的机车头，停车时间不固定。我们扒的这节车厢里装的全是机器零部件，没有能平躺着睡觉的地方。停车后，我们一行人打好铺盖，摸黑下了车，一直走到列车的最后面，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高边车厢。原来这列火车整列编组都是封闭车厢，就这么一节车厢是敞开的。 没办法，我们只好又回到原来那节车厢。谁知刚上车，就被一个铁路职工看见了，他向车上大声叫喊：“车上的人都给我下来！”吓得杨林贵他们和我都不敢吭声。车下的人一看我们不吭声，便捡起轨道边的枕石往车里砸。坚硬的石头打在金属车厢上，发出当当的声音，黑灯瞎火的夜里看不到他从哪里扔石头，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躲，被砸到肯定要头破血流。 我看这样躲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向下面的人喊道：“你不要扔石头了，我是跟踪采访的记者，有什么事，你过来可以商量。”“记者？”那人迟疑了一下。又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人从车厢头那边过来，我只好把我的有关证件拿出来给他看，并跟他解释我为什么跟拍这些耍猴人。 最后，对方很不理解地说：“你一个记者，怎么和这些社会盲流混在一起，实在想不通他们这些人有什么可采访的！”在我的一再解释下，他还是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嘟囔着下了车，总算是放了我们一马，我长出了一口气。 他走后，杨林贵告诉我：“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得被他砸个头破血流，还得被赶下车。”这时，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耍猴人行走江湖，居然要如此忍气吞声。他们这样年复一年行走江湖、卖艺赚钱，从河南新野到1000多公里外的四川耍猴卖艺，这样冒着生命危险扒火车，不过是为了省几个辛苦钱，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活着。我不也是为了活着吗？只是活着的方式不同而已。 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事情呢？我真的无法预测，但愿我们都平安无事。下半夜两点多钟，我在迷迷糊糊中感觉到列车晃动了一下——这组列车换上陕西路段的机车头，重新出发了。 开车后，我才把上车时心里的疑问告诉了杨林贵：“你怎么知道这趟车要去四川？”杨林贵说：“这列车头的机身上标有‘郑局六段’的字样，也就是说，这辆车是从襄阳开往六里坪的；等咱们到六里坪，再扒车时，看到车头上标有‘郑局安段’字样，就可以上去坐到安康；到安康后看到标有“郑局广段”的车头，就再上去，可以到四川广元；在广元坐上标有‘成局成段’的机车，就可以到达成都了。这是我们每次扒车时总结出的经验。这次我们顺利的话，一路上也得换扒四次火车才能到达成都。” 车开出后不到两个小时，就下起了小雨。这是最叫耍猴人害怕的天气，一下雨车厢里就到处是水，没办法睡觉。杨林贵拿出准备好的塑料布顶在大家头上。这一夜，我们就是这样顶着塑料布熬过来的。我心想，这雨要是下个不停，那我们可就要一路风雨交加了。 10月31日，天刚蒙蒙亮，列车在一个叫黄草沟的隧道前停下来。这时雨越下越大，连拴在车厢角的猴子也躲在塑料布下面。 从这里开始，列车要在湖北和陕西境内的大山中运行，然后进入四川。后来，我在乘坐T5次列车时，车长李波告诉我，这条襄渝线列车要穿行480多个山洞才能行驶到四川。 飞驰的列车在山洞里穿行时会产生倒抽风。我们坐在空旷的车厢里，为了躲避寒冷和雨水，便窝在塑料布下的被子里，但是火车过山洞时产生的倒抽风把被窝和身上的热气一下子抽得干干净净，让人感到异常寒冷。 这节车厢拉的是一些机器零部件，我们坐在一根根金属钢管焊成的凹凸不平的排管上，想躺一会儿，却被硌得无法入睡。面前的一排钢管架上，摆放着一个装着机器的大木箱，由于摆放不平，木箱随着列车的运行左右摇摆，随时有翻倒的可能。 雨在天亮后终于停了。就这样，列车一路走走停停，终于到了陕西的安康编组站，这时已是中午十二点了。 安康编组站是襄渝线上一个比较大的编组站，到站的货物列车大都要在这里重新进行编组。杨林贵他们不敢下车，怕被铁路警察抓住，便躲在车厢里不敢露头。我因为要给手机充电，就大胆地下车，到编组站旁的工作室找电源，工作室里一位陕西口音的大姐很热心地帮了我，还告诉我，这趟车不需要再次编组，可以直接到达，但是要到下午五点以后才能出发。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林贵他们。他们认为，白天换扒别的火车很容易被抓住，还是待在车上安全。以往他们每年到安康都会被车站上的保安逮住，轻则罚款，重则挨打，年年如此，他们都怕了，今年没被逮住已是万幸。 饿了一夜，我们只啃了几块干馒头。原本打算在安康换车时去外面自己做饭吃，但因为怕被发现，不敢生火做饭，白天又走不了。好心的大姐告诉我铁路旁有一个小饭铺。 在饿了近20个小时之后，我总算吃上了一顿热腾腾的陕西饸饹面。虽说知道列车下午五点以后才开，可吃饭时还是很紧张，一边吃，一边看着火车，怕车会突然开动，连吞带咽地吃完后，我给杨林贵他们买了些吃的和啤酒。我自己吃了面条，可他们还在啃干馒头，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杨林贵告诉我：“跟我扒火车的班子，是不允许拿车上任何东西的。有时候在车上看到电视机、冰箱以及整箱的香烟，我们都绝对不拿。而且我还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准乞讨。我靠耍猴赚钱，不给任何人下跪，这是我的江湖规矩。” 等到下午六点多，列车终于开动了，我们也终于可以探出头去看看车外的景色了。这是杨林贵他们行走江湖的第17个年头，第20次过安康车站。 以前年年都会被抓住，今年是第一次安然无事。 杨林贵问我：“我们这次没有被抓，是不是你提前安排的？”我说：“不是。”杨林贵看上去不相信。在他看来，记者神通广大。最后，杨林贵对我说：“有你跟着我们，倒是少了很多麻烦。”其实，我只是希望我的跟踪最好不要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能帮他们也只是尽了一点做朋友的义务，这可能对我的拍摄也有很大的帮助。从安康开始，我明显感觉到这些耍猴人开始信任我了。 2002年10月30日，我跟着杨林贵他们开始外出耍猴。猴子们都在编织袋里，一路上听话地不动也不叫。 在襄阳列车编组站，等候扒车的耍猴人。 从襄樊到成都途中，列车要穿过480多个山洞。每次过山洞时产生的倒抽风，都会把被窝和身上的热气抽得干干净净，让人感到异常寒冷。 这是杨林贵他们第20次过安康车站。以前年年都会被抓住，今年是第一次安然无事。 耍猴人的心事 2002年11月5日，我们到成都的第四天，早晨天不亮，杨林贵就起来安顿好临时的家，嘱咐在家的人带猴子外出时需要注意的几点事项，然后便和儿子一起赶到成都汽车站，准备乘车到大邑县去祭祀岳父。 在老家准备出发时，杨林贵的妻子就一再嘱咐他去她父亲的坟上上一炷香，另外，还要去娘家村里的大禹庙拜祭一下统管天下牲畜的五畜娘娘，好保佑他们耍猴人和猴子一路平安。 刚开始，杨林贵跟我谈起他老婆贺群时还讳莫如深，直到我跟着杨林贵扒火车回到新野老家后，杨林贵一家人才觉得我可以信任，贺群伤心地把她的人生经历告诉了我。 贺群是杨林贵:18年前花钱买来的。她今年38岁，是四川成都大邑县人，在姐妹三人中排行老二。贺群在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很会做生意，是当地有名的商人，靠他的收入，一家人生活得还不错。 母亲去世后，父亲想到三个孩子还小，需要人照顾，就给她们姐妹三人娶了个后娘。没想到自从后娘进门，姐妹三人就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 后娘嫁来时带来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姐妹三人常常有一顿没一顿的，每天早早起床打完猪草后还要回来做饭，并且不能弄出声响，如果惊醒了后娘，就会挨后娘的打。由于营养不良，姐妹三人从小身体就很弱。 为了能早点离开这个家自主生活，贺群的大姐贺艳18岁时就第一个嫁了出去，出嫁时后娘连一件陪嫁的东西都没给。由于没有陪嫁，贺艳被婆家看不起，结婚仅三天，婆婆就把他们盖的新被子拿走了，说：“谁让你没有嫁妆，光着身子睡吧。”贺艳的丈夫是个老实人，一直在家里闲着没事干，只养了些兔子，卖点钱补贴家用。有了女儿后，贺艳开始在附近的一个小工厂打工，养活一家人。 贺群的妹妹贺桃:17岁时也自己找了个意中人出嫁了。妹夫跟妹妹情投意合，两人非常恩爱。只是妹夫家太穷，在四川大山里，只有一间土房、一张床和一口锅，贺群每次去看妹妹时都会带些粮食或衣被。虽然家里条件不好，但是妹妹每次都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姐姐。姐妹两人分手时总抱头痛哭。 贺群也早就有离开这个家的想法。20年前，村里的人贩子付长寿瞄上了她。付长寿和一个在大邑县当兵的新野人联手往河南贩卖人口。那一次他们一共带了三个女孩来河南，贺群是其中之一，在新野被杨林贵买了下来。 贺群说：“当时杨林贵家只有一间瓦房，一张床还是三条腿，另外一条断腿用砖头垫着，就连结婚的衣服都是借的。” 后来，在杨林贵的帮助下，贺群和父亲取得了联系。当父亲和四川省公安厅的人赶到新野杨林贵家时，贺群和杨林贵的儿子已经两岁了。看着已经会叫妈妈的儿子，贺群决定还是留在新野，和杨林贵一起过日子。 父亲抱着女儿一阵痛哭，想到自己的三个女儿都是因为后娘才落到这样的境地，老人深感后悔，离开新野时说：“女儿，要是你先离开了我，爸爸会把你的骨灰带回四川家中，我今生对你的亏欠真是太多了！” 1992年，贺群的后娘在其小儿子满16岁时离家出走了，贺群的父亲没有找到她。2001年10月，贺群的父亲在悔恨中上吊自杀了。 上午十点多，我和杨林贵父子来到贺群的大姐家。杨林贵用这两天耍猴卖艺赚的钱买了些水果，算是他的一点心意。由于大姐上班不在家，姐夫就安排女儿李娟带杨林贵到五龙斜江村，给贺群的父亲上坟。 上完坟，杨林贵、杨松、李娟和我在贺群父亲的养子家吃饭。老婆跑了之后，贺群的父亲担心自己没人养老送终，就在1994年收养了一个儿子，条件是死后所有的家产都归养子所有。 贺群的娘家村里有一座大禹庙，供奉着大禹、五畜娘娘、观音、猪神等神像。据说五畜娘娘是统管天下动物的神，家有牲畜的人拜过此神后便会五畜兴旺、财源滚滚。 杨林贵和儿子一起到庙里拜五畜娘娘。杨林贵一共磕了45个响头。儿子杨松则给自己许愿，希望今后能找一个好工作，不要再像现在这样跟着父亲耍猴卖艺、游走江湖。 儿子的心愿也是杨林贵的心事。他很清楚，如今靠在江湖上耍猴卖艺谋生，已经越来越艰难了，不希望儿子再和他一样辛苦奔波。可心愿归心愿，他自己也不过是个耍猴的，又有什么能耐帮儿子实现理想，安排个好前途呢？ 拜完庙里的诸神，我们坐车回到大邑县贺群姐姐家。贺艳见到杨林贵的第一句话就是 ：“希望你不要再带着你儿子一起耍猴了，为了他今后的前途，应该给儿子找个工作，做生意、开车、打工都可以。”听到这话，杨林贵面色发愁地对贺艳点着头，算是对她的允诺。 11月6日早晨，刚过六点，杨林贵他们又带着猴子外出卖艺了，而且要不停地换地方。一个地方耍的时间不能太长，不然就没人看了。在一个城市里耍一段时间，看看没什么人气了，就要换到另一个城市。 这一天，我和杨林贵他们暂时分手，乘坐上午十点多的火车回洛阳。我们约好，年前他们给我电话，我再和他们一起扒火车回新野。 分手后，杨林贵他们在成都辗转游走了45天。成都当时也在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副市长亲自监督治理火车站“脏乱差”的现象，他们这些耍猴人自然也在清理的范围之内，于是他们就离开成都，辗转到下面的县级市。这期间杨林贵还生了病，吃了一个月的药。 2003年1月2日，杨林贵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准备边耍猴边赶路，一直到达州，然后扒火车回家过年。我和杨林贵约定，1月7日在达州火车站附近见面。 这次我带上了影友曹福川跟我一起扒火车，我请他给我拍一些工作照，条件是我负责他的一切费用。这个条件不高，但为朋友两肋插刀是老曹的性格。这个哥们儿很有正义感，为人厚道、执着，我好多次去危险的地方拍摄，都是他陪着。这次他义无反顾地陪我做这件危险的工作，让我十分感动。 1月7日凌晨四点三十分，我和曹福川从洛阳关林车站乘特快列车赶往达县（现达州市达川区）。春运时期，过道里都站满了回家的旅客。车长李波给我们俩安排了一个卧铺，晚上我睡，白天老曹睡。天气已经比我第一次扒车时冷了很多，看来扒车回去得经受更大的考验。 1月8日零点过五分，我们到了达州市，在车站附近找了家旅馆住下，等杨林贵的电话。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我接到杨林贵的电话，他们已经到了达州，让我再等等。 见到杨林贵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杨林贵的弟弟杨林志在车站接我们，他们刚从宣汉赶到达州。杨林贵当时正在火车站外的一个停车场附近耍猴，见到我就说 ：“别急呵，再耍两场，明天下午我们一起回家。”在这里，杨林贵还是被工作人员赶来赶去，耍到下午五点多，只赚了30多块钱。 晚上，杨林贵带着我去他们的“宾馆”。这是一处空地上废弃的房子，没有门窗，建在一个高台上，四周都是空地。大的一间有20平方米，小的一间有8平方米，小的当厨房，大的做卧室。对他们来说，住在这里比露宿街头好太多了，于是他们就把这个房子称为“宾馆”。 晚饭还是面条，杨林贵说：“在家吃面条吃惯了，出门在外也喜欢吃面条，做起来简单，还养胃。”做出来的面条先喂猴子，杨林贵蹲在猴子旁边看着它们吃。一只猴子吃完面条后，主动过来给杨林贵梳头，杨林贵低着头，一副很享受的模样。 杨林贵说：“明天上午我们再上街耍一会儿，吃完中午饭我们就扒车回家。我们这些出来的人讲究‘七不出门，八不回家’，明天走到家，正好农历初九。” “宾馆”的周围都是楼房。杨林贵看着窗外楼房里的灯火说，这一路他们走了四川的安岳、大竹、广安、渠县、华蓥、开江、宣汉，还有重庆的大足、永川、合川、梁平，最后到了达县，行程1000多公里，共计75天，每人赚了800多块钱。从家里来时带的小狗丢了，在广安他们又收留了一条同样的小狗。 杨林贵说 ：只要猴子没事，人没事，这一路就算是顺利的。 晚上，杨林贵他们在地上垫了些稻草，铺上褥子就睡下了。 耍猴不能聚集在一个地方，需要分头行动。 杨林贵赶往每年都去的驻地，“一个流浪人聚集的都市村庄”。
看猴戏的人一般都会给个一两块钱， 但也有人不给。
在“宾馆” 里，杨林贵看着窗外的灯火说：只要猴子没事，人没事，这一路就算是顺利的。 ...... END
图文：马宏杰 点击上张图片，即可查看比赛征稿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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