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是中国画的表情2016年11月04日 解放日报记者 陈俊珺
笔墨是什么？笔墨的气与势、取与舍不仅构建了艺术家的风格，也展露了其人格与理想。 日前，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建院60周年的系列学术活动上，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潘公凯教授对“笔墨”进行了阐释和解读。他认为，笔墨是中国画的精髓，要看懂中国画，必须参透笔墨。 从勾画神韵到注重形似 如果说西方画家擅长用图像来表达艺术家想要表达的意义，那中国画家就是通过笔墨来抒发内心的情感。 笔墨是中国画的基本语言，是中国画的表情。不同时代的画家用自己的笔墨表现他们对艺术、对世界的理解，从而也构成了中华文化脉络的标志物。 在潘公凯看来，中国书画的笔墨是一门独一无二的“珍稀学问”，再不研究，可能就快失传了。 魏晋时期，顾恺之的笔墨是轻盈圆润的。在留存至今的著名的《女史箴图》中，他用极细的线条描绘了宫廷女性的神韵。后人用“高古游丝描”来形容顾恺之的画，意思是指他的笔线很细，曲线非常轻盈优美。 那个时代的画家关注的是描绘人物的神态表情，传神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但只要仔细看过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就会发现比例问题——画面中的人比树大，树比山大。画家并不注重写实，几乎是什么重要，就把什么画得大。 到了唐宋时期，这样的比例失调就很难看到了。物象之间的比例得以正确表现，山比树大得多，树又比人大得多，与客观现实非常接近。 随着勾线和皴法种类的增多，笔墨的写实能力到唐宋时期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就是中国早期山水画的典型代表，他先勾后皴的手法特别适合表现山川、河流、云彩和花卉。 画画也是修心的过程 中国绘画从宋入元的转变，几乎不亚于西方古典画派到印象派的转折。 倪瓒是元代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他的笔墨以“松”、“灵”闻名。他擅长先勾后皴、边勾边皴，用笔非常灵动。他笔下的树木，从树干到树枝、树叶都非常自然，符合树木的生长规律，给人一种轻松放逸的感觉。潘公凯认为，这种松、灵的笔墨，是元代绘画非常重要的提升和变化。 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曾感叹，倪瓒的画难学，自己学了一辈子都没有学好。最难学之处就是他笔墨中的潇洒自然，毫不做作，既灵动又充满典雅的感觉。“他将自己的才情与学养全都汇入到松灵的笔墨中。如果没有这种才情、学养与心态，没有这种对笔墨的把握能力，就学不了倪瓒的精髓。即便画出来了，也只有外观，而精神上则相距很远。”临摹过众多名家画作的潘公凯这样说。 在潘公凯看来，画画的过程与人的心理有一种同构关系。在画画的过程中，人为什么会觉得心情舒畅？因为笔墨与人密切相关，画家能在笔墨的挥洒中把自己的心情放开。可见，画画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 画出人生的感悟 中国文人把画画视作修炼自己的途径，黄公望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众所周知，《富春山居图》是其非常重要的一幅作品。这幅画被后来的历代收藏者视为至宝，以至于明末收藏家吴洪裕在临终前，命令后人把这张画烧掉随他升天，所幸刚一点火，他就咽气了，他的家人马上就把画作抢救了出来，可惜此画还是被烧断成为两截，短的一部分现在保存在浙江博物馆，长的那部分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不懂画的人看来，黄公望无非是画了点山，画了些石头，这张画体现出的笔墨变化，似乎并不那么明显。但其实在元代，这种馒头山、披麻皴是很大的变化，它也代表着绘画技法发展的方向。黄公望在这幅画中描绘山石的皴法非常随意和自然，又完全符合山石的组织规律，在表现客观事物和主观情感这两者的矛盾中，取得了非常好的平衡，体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这幅画代表着中国人对于视觉文化，对于绘画的理解出现转折。 “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用了四年，这四年间他画画停停，时断时续，不断地思考和探索。这幅画可以说是记录了他的困惑与迷惘，他精神世界的起起落落。在四年时间里，他悟出一点，就加一点上去，他画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画出了心态的变化以及对艺术的感悟。”潘公凯说。 透过笔墨读出心 历经宋元之变后，画家们早已不再执着于“画得像不像”的问题了，而是更加注重笔墨。尽管，早在顾恺之前笔墨就已经存在于画中了，但直到宋元以后，笔和墨的意义才独立地显现出来。 说到元代的笔墨大家，还不得不提八大山人朱耷，在大写意水墨的创作上，他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从他非常有名的《河上花图卷》中可以看到，他的笔墨看似轻松随意，但这种轻松随意中却蕴含着严谨。在结构上、在画面的布局处理上、在线和面的关系上，他不仅擅出“奇兵”，而且构图和笔墨均极为劲道。 “临过他画的人都知道，他的画很难超越，他的笔墨不仅透着魄力，还透着人生的阅历，从画中可以读出他对人世的理解非常透彻。”潘公凯说。 每位画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笔墨特点，通过欣赏笔墨，还可以读出人心，读出人品。徐世昌曾在八大山人的 《河上花图卷》 上题字：“寒烟淡墨如见其人”。 吴昌硕是继八大山人之后的又一高峰，他对后来的齐白石也有重要启示与影响。比吴昌硕稍后的黄宾虹，亦是文人，则异曲同工，在山水画上追求浑厚华滋的意象，尤其是晚年患眼疾之后的作品，更黑、更重、更纯粹。 八大山人、吴昌硕、黄宾虹这一路走来，笔墨的精神文化含量愈益增加，笔墨的形态也更为放大，更为自由，更为淋漓酣畅。 懂语言、入语境、知其人 潘公凯认为，要真正看懂一幅画离不开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懂语言、二是入语境、三要知其人。 懂语言就是要对笔墨有基本的认识，笔墨是作品的表情，笔墨的气势、布局的取舍与规范构建了一位艺术家的风格，也形成了一整套表征系统。在懂语言的基础上要进入语境，则需要经过训练与一定的积累。 知其人是更高的境界。从笔墨中可以读出作者的心情、心灵与理想。“历来真正的收藏家收藏一幅画是用来证明这是我的信仰，我的精神寄托，我与这幅画的作者惺惺相惜。”潘公凯说。 中国文人画背后蕴含的理想是群体性的，也是随时代变化的。从倪瓒、八大山人到吴昌硕，他们的画都表达了士大夫一直崇尚的人格风范——中庸、博大、坦荡、高雅。这种风范与气韵既是艺术作品的趣味、风尚，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与人格理想。 “人应该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高尚的人，这个目标规导了视觉审美鉴赏中的评价标准，也规定了什么样的画是好画。”潘公凯非常认同一本书中所说的：“也许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终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它曾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数真实的‘士’发生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鞭策作用。”潘公凯认为，中国书画的笔墨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人格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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