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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收论文、札记、书评三十余篇，其主体都与敦煌吐鲁番文学相关。1986年前后，因为承担责编陈尚君先生《全唐诗补编》(包括王重民先生等《全唐诗外编》修订本)的机缘，我开始接触敦煌文学文献，并尝试对有关敦煌诗歌写本进行系统普查。到1991年，借助《敦煌宝藏》影印本，基本完成敦煌诗歌写本的查考和校录；1995年底，完成《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初稿，并列入中华书局发稿计划。后经过一再修改补充，于2000年6月正式出版。 本书中与敦煌诗歌有关的各篇，一部分撰写于《辑考》成书过程中，主要针对某一类问题或某一两个写卷而发，是辑录过程的习作；一部分撰写于《辑考》出版之后，是随着敦煌文书的逐渐公布，对《辑考》所作的补充和订正。与《辑考》内容基本相同的三篇，不再收入本书，列目如次：《敦煌S.373诸山胜迹题咏诗钞辑考》，《敦煌文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敦煌写本〈李峤杂咏注〉校疏》，《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关于“禅门秘要诀”——敦煌释氏歌偈写本三种辑考》，《吴其昱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在普查、辑录敦煌诗歌的过程中，我曾取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词集》、任半塘先生《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歌辞总编》、饶宗颐先生《炖煌曲》等校读对勘,因而对敦煌歌辞类写本有所关注和了解。在此期间，围绕中华版《全唐五代词》编纂体例的讨论，以及王昆吾先生《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的编辑出版，我对敦煌歌辞研究的学术史有了基本的了解，逐渐理解到敦煌宗教赞颂作品和曲子词在体裁、题材及功用上的差异。《辑考》出版之后，2000年末，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专业研究，遂将敦煌歌辞作为我的关注重点之一，试图以敦煌诗歌整理的经验和原则，着手“敦煌赞颂集”和“敦煌曲子词集新校”，并基本完成了有关写本的比定和作品初校。本书中的《敦煌佛教赞颂写本叙录——法藏部分六种》《法藏P.2506曲子词钞——敦煌曲子词集新校之一》等，就是这项计划的前期成果。随着2003年7月我重返出版岗位，计划未克完成，只能藉此略存梗概。 本书按照论文、札记、书评及附录编排，论文大致以先唐诗、唐五代诗、歌辞、学术史四个方面分类，各类之中基本按写作时间或发表先后为序，个别略具综合性质者置于各类之末。因为各篇文章撰写时间跨度大，在多数文章撰写时，还没有今天这样便捷查阅敦煌文献图版的条件，更没有今天这样庞大的古籍数据库检索技术，错讹和局限在所难免。有些认识和观点，也难以通过局部修改得到提高和修正。因此，收入本书的各篇论文，除统一注释格式、敦煌文书馆藏编号，以及个别文字订正外，基本保留了初次发表时的面貌。编订过程中，重点对敦煌吐鲁番文献题名及录文进行了核校，凡重要订补，或有新增资料、后续研究等需要说明之处，均以*号标记，出校予以说明。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敦煌词辑校四题》为柴剑虹先生与我合撰，《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校录考证》《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唐蔡省风编〈瑶池新咏〉重研》三文为荣新江先生与我合撰，感谢两位先生慨允将与我合撰的论文收入本书。本书所收论文曾主要发表于《敦煌吐鲁番研究》《唐研究》《文献》，以及《敦煌研究》《国学研究》《文史》《文学遗产》等杂志，部分论文曾提交有关学术会议发表并听取与会学者意见。 在我三十年习学的历程中，曾得到众多师友同道的关注和帮助，铭感难忘，谨致以真诚的谢意。这本写作跨度近三十年的论文集，对我来说，纪念意义要远大于学术意义。特别感念的是陈尚君、荣新江二位挚友的长期帮助和合作，二位是本书所涉及的学科最有造诣的学者，也与本书有关篇目的写作机缘最为紧密。在本书付梓之际，又蒙二位赐序，从学术史的高度，审视过去数十年间相关学科的进程和变化，以及我们在其中所留下的探索印迹，阐发学术，记叙友情，比起对本书的谬许，让我倍加珍视。刘涛先生为本书题籖，同事俞国林、许庆江先生不惮其烦，认真审校，订正错讹，使本书少留遗憾，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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