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丨读《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札记

早年读唐诗，读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阮二赴安西》）；“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常常误认为：中古时期的阳与玉门二关，不但是中原（中国）与西域的分野，也是文明与蛮荒的分界。后来参加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才知大谬不然。广袤的西域，也堪称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不仅如此，这种西域文明，自诞生之日起，便与中原（中国）文明不断碰撞，对中古中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于是，对西域史地有了浓厚的兴趣，也因此结识了专研西域史地的荣新江先生。

中古时期的西域，民族众多，语系复杂，又属中西四大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和五大宗教（佛教、道教、火祆教、景教、摩尼教）的汇聚中心，其史地素称难治。新江先生研究西域史地，走的基本是实证史学的正确路子。实证史学讲究“穷尽材料”。在这方面，新江先生无疑是非常杰出的。学界耆宿饶宗颐先生称他对敦煌文书及西域出土文献“烂熟于胸”（1995年8月主持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新江先生演讲会致词），季羡林先生也称他“收罗资料，巨细不遗，想在他手下漏网，难如登天”（《归义军史研究·序》）。新江先生对西域史地的认识，虽然兼采中外各家之长，但源出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文化史观者为多，对寅恪先生“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的著名论断尤多创获。因而，其成果一直为中外学界所瞩目。其中，关于粟特及火祆教的研究，尤其受到中外学界关注，与中山大学的姜伯勤先生并称“南姜北荣”，双璧辉映。新近出版的《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即是新江先生关于西域粟特及火祆教研究的专门论集。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014）精装本书影

粟特作为中古时期的西域国家和地区，位于中亚著名的药杀（今译锡尔）、乌浒（今译阿姆）两河之间。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皮货、香料、瓜果、葡萄酒远近闻名，一直是中亚商业贸易的中心。这里的人民，长身伟躯，深目高鼻，青眼绿瞳，皙面赤须，大致属亚洲亚利安种族中的伊兰种。他们以“昭武”为族姓，以所居小国的国号为姓，号称有“九姓”，但可考者只有康、安、曹、史、米、何及石、穆等八姓。他们喜爱歌舞，精通贸易，信奉多种宗教，尤钟情火祆教，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他们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通过经商，不断向中国移民，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后赵石勒、唐代安禄山和史思明、归义军曹氏家族、后晋石敬瑭等）。他们的文化，随着经商和移民，传播到中国各地，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化的繁荣和进步作过很大的贡献（如北齐画家曹仲达、隋发明家何稠、唐画家康萨陁和书家康才艺、北宋书画家米芾等）。

新江先生的这部论集，前有资深西域史地研究专家张广达先生的序，作者的“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代前言）。正文分四大篇：第一篇为“胡人迁徙与聚落”，第二篇为“胡人与中古政治”，第三篇为“三夷教的流行”，第四篇为“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评介”。共收论文14篇，书评11篇，图版63幅。其中，“胡人迁徙与聚落”收论文4篇，主要探讨粟特移民中国的历史、路线及聚落的内部形态；“胡人与中古政治”收论文5篇，主要探讨粟特在中古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三夷教的流行”收论文5篇，主要探讨粟特传统信奉的火祆教及同属外来宗教的景教、摩尼教在中国流传的轨迹和情况；“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评介”收书评11篇，主要对新近出版的一些中外西域史地研究著作进行评介。加上一篇后记。全书图文并茂，学术价值极高。

北朝时期的粟特石棺围屏，日本MiHo美术馆藏

滑动查看MiHo美术馆藏粟特石棺围屏

关于粟特民族及其所奉火祆教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法国的伯希和（P. Pelliot），我国的陈垣、向达、冯承钧、陈寅恪，日本的桑原骘藏、白鸟库吉、羽田亨、神田喜一郎、石田幹之助、藤田丰八等前贤，作为先驱，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的成果，使我们对粟特及火祆教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敦煌、吐鲁番及西域各地出土文献的不断公布，粟特及火祆教的研究逐渐深入。加拿大的蒲立本(E. G. Pulleyblank)，澳大利亚的柳存仁，英国的恒宁(W. B. Henning)，匈牙利的哈马塔(J. Harmatta)，日本的护雅夫、池田温，我国的唐长孺、饶宗颐、张广达、姜伯勤、蔡鸿生、陈国灿等先生，也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的成果，对于粟特及火祆教研究的发展，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随着新出石刻资料的不断公布，粟特及火祆教的研究更趋全面。意大利的富安敦(Antonino Forte)，法国的格瑞内(F. Gernet)，英国的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日本的吉田丰、森安孝夫、荒川正晴、关尾史郎，我国的林悟殊、芮传明、龚方震、晏可佳、卢兆荫、李方、林梅村、吴玉贵、罗丰、程越、郑炳林等先生，也都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的成果，涉及粟特及火祆教的方方面面，使我们对粟特民族连同他们所奉火祆教一并移徙中国并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历史有了更详细的了解。而其中，新江先生的成果，属于集大成，具有总结意味，显得更为亲近、朴实和厚重。

新江先生的这部论集刚出版，网上就有了一些评论。对于具体的观点，虽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整部论集的学术价值，相信均无疑义。我体会最深的是，新江先生编辑这部论集，是带有浓浓的感情的。而这种浓情，并不完全发自他二十年潜心西域史地研究的漫漫情结，还发自他对古代学人和前辈贤达的深深尊重。我们都知道，研究历史，参考已有成果，实际是在同古人对话，同前贤对话。古人和前贤当年可能一言九鼎，现在却完全没有替自己辩解的权力，因而这种对话尤其需要慎重。但近些年来，学术界与社会接轨，变得日益“浮躁”，对古人著作轻易怀疑，对前贤成果随意否定，成为一种时尚。新江先生则不然。他对古人著作和前贤成果十分尊重，遇到疑难之处，总是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印证，全面考虑，细心体会，尽量做出合理解释，堪称真正懂得“站在巨人肩上”的真谛。譬如：李延寿《北史·高昌传》称高昌“俗事天神”。陈垣先生在192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火祆教入中国考》中，已经准确论证，此处“天神”指火祆教。然而，半个多世纪后，随着吐鲁番新出高昌文献的全部公布，其中有关火祆教的材料并不太多，有些学者对《北史》的记载和陈垣先生的论断产生了怀疑，高昌所事“天神”的性质也出现了争议。新江先生在《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中，先是利用出土文献，论证火祆教传入中国年代实际早于北朝，然后全面检索《北史》有关记载，指出同书记火祆教发源地波斯也称“俗事火神、天神”，记同属西域并流行火祆教的焉耆也称“俗事天神”。至此，一切疑问均可不攻自破。盖同一作者在同一书中使用同一词汇只可能是记同一宗教。诸如此类，事例甚多，无须多举。由此，我不得不谈新江先生为学术界（准确说是为唐史学界和敦煌吐鲁番学界）做出的另一重要贡献，这就是提倡学术与国际接轨。

新江先生由于种种机缘，足迹到过欧美、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国外学术界的情况有较深的了解，对国内学术界的差距也有较深的感受。因此，大约在十多年前，他就提出国内外学术界的差距问题，并提倡学术要与国际接轨。然而，学术接轨决非易事。因为，他所提倡的学术接轨，主要包括以下两项内容：

一是强调学术规范。我们知道，历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历代都有学者进行研究，特别是经过20世纪百年耕耘，几乎没有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每个领域，每个课题，都有大量的前贤成果。因此，所谓学术规范，就是要求在研究任何课题时，都要首先交待这一课题的学术史，即：关于该课题有哪些前贤成果，解决了哪些问题，遗留了哪些问题，自己准备解决哪些问题，等等。然后，在论述过程中，引用古籍要注明版本，引用前贤成果要注明刊物和出版社的名称、发表和出版的时间以及论著的页码，等等。既尊重前贤成果，又方便后人检索。这与前述新江先生的学风也相符合。但在国内学术界，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姑且不论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原因，导致一些学者外文基础薄弱，一些图书馆无法购订国内外书刊。有些学者天马行空，自说自话，已成习惯。他们研究任何课题，都仿佛自己是始作俑者。让他们入彀，受学术规范的约束，真是谈何容易！

一是倡导学术批评。我们知道，若干年前，一有形成文字的批评，就意味将有迅速发展到整人的运动。因而，长久以来，大家谈到批评，就想起整人的运动，对正常的学术批评也已不能正视。很多文评、书评，实际都是吹捧文章。真正的学术批评文章，堪称凤毛麟角。但既强调学术规范，学术批评也就难以回避。譬如交待课题学术史，引述前贤成果，比较前贤贡献，不可能不论短长。然而，批评已经作古的前贤已有很多忌讳，批评仍然健在的前贤（同辈学者捷足先登进行该课题研究者也可称为前贤）就更是大忌中的大忌。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讨生活，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平时不见开会见。你批评他，担心他记恨；他批评你，小心你寻仇。最好的选择，当然是都不得罪，一团和气。在此情况下，请人写吹捧文章自然非常容易，请人写批评文章也自然极为艰难。而没有人敢写学术批评文章，这种学术批评又靠谁去倡导呢？

1995年夏、秋时节，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合作研究工作。其间，新江先生也到中大进行短期访学。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就学术与国际接轨等问题交换过意见。当时，他谈到，要促进学术与国际接轨，必须要有自己的阵地，也就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刊物。而就在同年，大型年刊《唐研究》创刊了，新江先生任该刊主编；第二年，大型年刊《敦煌吐鲁番研究》也创刊了，新江先生在该刊发挥重要作用。这两个年刊，虽然研究领域不全相同，但编辑方针却基本一样，都是论文与书评并重。论文必须遵守前述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书评按照国际惯例，一般不接受投稿，由两刊约请有关专家撰稿，并且以批评为主，不发表反批评文章。这样，很多学者为了发表论文，不得不受学术规范的约束；很多学者只有被审判权，而没有自我辩护权。因此，在创办两刊之初，曾受到来自各方的诟病。新江先生在《〈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一文中，曾谈到办刊的种种苦衷，并说自己在学术界一向是“广结善缘”，但由于办刊只发表批评文章，不发表反批评文章，“招致许多误解”，甚至“失掉了一些朋友”。虽然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但我们看到，这两个年刊，经过七八年的磨炼，毕竟成功与国际接轨，成为了国际唐史学界和敦煌吐鲁番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刊物。同时，中国的唐史学界和敦煌吐鲁番学界的整体研究水平，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唐研究》与《敦煌吐鲁番研究》书影

至此，再回到新江先生的这部论集上。以上所以谈了很多学术接轨，是因为这部论集本身也是一部学术接轨的范本。全书25篇文章，书评就占了11篇，可见书评分量之重。论文都严守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书评也多是以批评为主的文章。虽然论文交待课题学术史，也有一些疏漏，譬如吐鲁番文书所记“垔吴”即史籍所见“伊吾”，是我于1983年最早提出的，而并非如论集所说是姜伯勤先生；虽然书评批评某些著作，用了一些曲意回护的语言，譬如《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书评，首先解释是“由于条件的限制”，然后才指出本书没有参考1980年以后的苏联考古成果。但前者是千虑一失，智者难免，不必刻意追究；后者是尊重前贤，需要区别，不能视为不公平。总之，我认为：不管从学术价值还是从学术接轨看，这部论集都确实代表了当代中国西域史地研究的最高水平。

最后，引录网上署名“老冷”的一则短评：

这部由论文汇聚而成的专著，是目前研究中古时期中西交通的最前沿成果，无疑具有示范的作用，其领先地位可能会保持相当一段时间。比起出版不久的、同属于“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林梅村《古道西风》，此书显示了历史学的亲切、扎实和深厚。要了解中国学术已经取得的进展，可以拿此书与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来比较一下，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的确已经走到一个新高度了。这虽然还不足以让我们骄傲，但是已经足以让我们生发并保持自信心。

其中“示范”云云，尤其深得我心。但须强调：借鉴这个范本，从事西域史地的研究，不仅需要花费时间，更需要倾注感情。因为，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感情投入是不行的。

2002年3月27日夜 

（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1期，题为《读〈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