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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此，要求管理者既要精通“有为而治”管理模式，又要深闇“无为而治”管理模式，並且巧妙地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最杰出的管理大师，这是伟大时代所需求的管理人才。 文/葛荣晋 无论是古今还是中外，人类的管理模式，归根结底，分为两大类：一是“有为而治”，二是“无为而治”。所谓“有为而治”的管理模式，在中国主要是指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以智治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以德治国”、以法家“法术势”三位一体为代表的“以法治国”，以及墨家以“兼爱”为中心的治国之道。在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无为而治”虽是道家首先提出的管理思想，在道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它并不专属于道家。中国古代道家讲“无为而治”，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也都讲“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虽是道、儒、法和黄老学派四家共同追求的管理模式，但是各自对它的内涵和和外延的表达则是不同的。现在，从管理哲学高度，对“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进行现代解读。 为了适应现代政府管理、社会治理和企业经营的需求，必须全面地深入地探讨和研究“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的哲学课题。
道家的“无为而治”，是管理主体、管理方法和管理境界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资料图） 一 道家的“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 什么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呢？“无为”是道家的核心价值理念，从宇宙论、人生观、方法论到管理学，都贯穿着“无为”的哲学智慧，文化内涵极其丰富。 从现代管理学角度，“无为而治”主要有三层含义： （1）从管理主体上，所谓“无为”，就是如何通过道德修养使管理者具备“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不言”、“不争”等高尚品格，以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的管理境界。这就是说，我无为民就自我化育，我好静民就自然端正，我“无事”民就自然富裕，我不贪婪民就自然朴实。 （2） 从管理方法上，主要是针对兵家的“以智治军”、法家的“以法治国”和儒家的“以德治国”的“有为”型管理模式，主张以道家“道法自然”为基石的“无为”型管理。所谓“无为而冶”，并非是管理者无所作为的懶汉哲学，而是探讨管理者何者“有所为”、何者“有所不为”，即在管理场中如何正确地认识与处理“有为”与“无为”的关系。这是一种“无为”型的科学管理模式。 （3）从管理境界上，“无为而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最高管理境界。《老子》三章云：“为无为，则无不治。”在这里，“为”是管理目的，“无为”是管理手段，“无不治”是通过“为无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以最小的管理行为获取最大的管理效果的高超管理，也是一种管理者从烦琐事务中解脱出来的潇洒人生艺术。 道家的“无为而治”，是管理主体、管理方法和管理境界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将它只是局限于管理方法而忽视管理主体和管理境界，则是一种片面性观点，必须加以克服与纠正。
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是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科学管理思想。（资料图） 二 儒家的“尚德推贤”的“无为而治” 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是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科学管理思想。“德修于己”、“逸于得贤”思想同现代管理中的“形象管理”、“分级管理”等原则，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 孔子把古代尧、舜、禹、汤等人视为“无为而治”的典型，十分推崇和向往。他曾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即认为“无为而治”是一种很高的管理境界，只有尧、舜这样的圣贤明君才可以达到。儒家讲的“无为而治”，正如南宋哲学家朱熹所说“无为而治者，圣人德感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朱熹所说“圣人所谓无为者，未尝不为，依旧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正己而物正’，‘笃恭而天下平’也。”（《朱子语类》卷二十五，《论语五·为政上》）这里说的“恭己”是“就貌上说”，系指“身体严整，容貌端庄”，“恭只是敬之见于外者，敬只是恭之存于中者。”（陈淳《北溪字义·恭敬》）二者“如形影然”，不可分割。只有“修己以敬”，方可“感德而民化”。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中，对于儒家的“尚德推贤”的“无为而治”思想，作出了既全面又精辟的说明。他指出： 臣闻无为而理者，其舜也欤？舜之理道，臣精知之矣。始则懋于修己，劳于求贤，明察其形（刑），明慎其赏，外序百揆，内勤万枢，昃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岂非大有为者乎？终则安于恭己，逸于得贤，明刑至于无刑，明赏至于无赏，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端拱凝旒，立于无过之地。夫如是，岂非真无为者乎？故臣以为无为者，非无所为也，必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也。（《白居易集》卷四十七） 儒家所讲的“必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主要内涵有两点：一是从“懋于修己”（或“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到“安于恭己”。要求管理者在“修己”上有所作为。儒家重视“修德”，强调人的“有为”重点“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但并不否定“刑罚号令”、“礼乐刑政”和“簿书之类”的作用，只是在“德”与“政”的关系上，主张“以德先之”。认为只有“以德先之”，才能做到“政皆是德”，保证“不以智术笼络天下”，达到“安于恭己”之境界。可见，儒家讲的“有为”，既有“德”，也有“刑（政）”，只是在二者中，强调“以德先之”，以刑辅之。在强调“修德”的同时，也主张“明察其形，明慎其赏”。一旦进入“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的境界，就可以达到“明刑至于无刑，明赏至于无赏”的目的。这叫“安于恭己”。二是从“劳于求贤”到“逸于得贤”。认为贤明君主应在“劳于求贤”上大有作为。一旦“得贤”，即可达到“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端拱凝旒，立于无过之地”的“无为”境界。这叫“逸于得贤”。可见，“尚贤推德天下治”（《荀子·成相》），是儒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质。这是儒家所追求的“君逸臣劳国必兴，君劳臣逸国必衰”的管理境界。
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是属于中国传统的柔性管理的范畴。（资料图） 由“懋于修己”到“安于恭己”，由“劳于求贤”到“逸于得贤”，实际上就是“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的过程。“修己”、“求贤”是管理的起点，而“人自感化”和“逸于得贤”则是管理的终点。在这里，儒家“无为而治”的管理效力主要建立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感应性上，即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心灵沟通和感情认可上，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与发挥被管理者潜在的积极性。这是一种视之不见、闻之无声、触之不及的巨大的精神动力。凭借内在道德和外在形象的影响，兴沟通心灵，把管理者的心愿和组织目标变为被管理者的自觉自愿的行动。这种不是以“刑（政）”而是以“德”激发出的、内在重于外在、身教重于言教的感应性，是儒家柔性管理思想在管理方法上的主要表现。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是属于中国传统的柔性管理的范畴，完全不同于法家“法、术、势”相结合的外在的刚性管理。儒家讲的“无为而治”，是以“有为”求“无为”，即在“有为”的基础上达到“无为”的最高境界，是“有为”与“无为”的完美结合。
韩非为什么要规定“明主治吏不治民”呢？因为吏为民纲，纲举目张。（资料图） 三 法家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无为而治” （1）“明主治吏不治民” 韩非从“君不同于群臣”的命题中引出了“君臣不同道”（《韩非子·扬权》）的结论，即认为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主张“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通‘悚’）惧乎下。”（《韩非子·主道》）这里，所谓“君道无为”并非君主无所作为，而是“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所谓“臣道有为”，是指群臣奉法治民，尽力尽智，建功立业。因此，在治国上，韩非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管理之道。他说：“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胡作非为）而有独善（自行守法）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按法办事）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那么，韩非为什么要规定“明主治吏不治民”呢？因为吏为民纲，纲举目张。 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中，他以“摇木之本”为例，形象地指出：“摇木（树）者，一一摄（揭，拨动）其叶，则劳而不遍；左右拊（敲打）其本（干），而叶遍摇矣。临渊而摇木，鸟惊而高，鱼恐而下（深游）。善张网者引其纲（网上的总绳），不一一摄万目（网眼）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口袋）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他又以“救火”为例，指出：“救火者，令吏挈（提）壶瓮而走火（跑去救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箠（短棍）指麾（指挥）而趣使（驱使）人，则制（役使）万夫。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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