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神州北湖”成为热议话题。按照笔者理解，“神州北湖”概念所指的应是大伙房水库及周围区域。从历史上看，这一区域的确很有故事。 “神州北湖”，坐落的地点很特殊，它在辽东古道古邮的中轴线上。古代中原王朝通往东北亚各国，比如朝鲜半岛，都要从这里分途。按照《晋书》的记载，从“北湖”往东的古道，历史上被称作“南陕”。是说道路从浑河冲击平原，进入辽东东部山区，狭窄难行。从“北湖”往北的道路被称作“北直”，是通往辽北平原的。这个分途点就在今日的水库北岸，一个被称作“营盘”的地方。单从这个地名就能得知它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还有一个地名，用来证明“神州北湖”区域的历史上辉煌。“大伙房”是什么意思？过去有人解释说，唐朝大将薛仁贵东征高丽，在这里埋锅做饭，因此得名大伙房。不对了，您听错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其实三国魏大将毌丘俭征辽东时，就在这里埋过锅造过饭，屈指算来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名说起，去寻觅“神州北湖”区域的历史沧桑。 古代的辽东是沉寂的，然而“神州北湖”区域则是喧嚣的。这里是辽东的地理坐标，因为中原王朝在这里划了一个圈，或者叫做一条线。用来区分“里”和“外”。这条线不是国界，而是族界。兄弟分居，以免减少磕磕碰碰。以这里为点，连接着中原王朝的都城，比如西安、北京，以这里为线，区分着“边里”“边外”。 说话要有据，历史文献上，分明记载着“神州北湖”区域的历史闪光点。 您看这里有喧闹的人流。由于“神州北湖”区域地处历史上的古道，我们可以看到三国时期的魏国大将毌丘俭、东晋时期的前燕大将穆容皝，隋朝大将段文振、唐朝大将李世勣征高句丽的大军，浩浩荡荡地经过这里，有的时候还在这里埋锅造饭。那清朝四位皇帝到永陵祭祖，八万人的队伍，路过这里，被后人称作“御路”。有资料说，康熙皇帝还在“北湖”南岸，有个叫做“莲花背”的地方登山打猎。想当年这个“北湖”地方是何等的喧闹。至于说明末萨尔浒大战中的杜松大军，尸横崖谷，血染“北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战例。
这里聚拢着不同的人群。以“神州北湖”区域为线，汉代的长城、明代的边墙、清代的柳条边，大体上均以这里为线。区内的吴家堡子就有明代边墙体。不论是长城、边墙，或者柳条边，都是不同民族活动区域的分界线。“神州北湖”区域是位千古老人，当年与他握手相庆的民族很多，先后有肃慎族人、夫余族人、秽（濊）貊（貉）族人、高句丽族人、靺鞨族人、契丹族人、女真族人、蒙古族人等。这里曾是不同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点和融合点。
农耕与狩猎经济的分界线。以“神州北湖”为中心所形成的南北向射线，“线里”是农业区，“线外”是狩猎区。这条线即是经济类型线又是不同民族生存形态线。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民族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关系。“神州北湖”周边就遍布着货物互通贸易交流的场所。不仅“线里”的官岭有“马市”，就是“线外”的女真人的强堡“木底城”也曾经是民族相互交流，互通贸易的场所。
地区古代经济不平衡性是超常的。落后的采集经济、狩猎经济与先进的农业经济长期并存，落后的生产方式与先进的生产方式长期并存。这就是“神州北湖”区域古代史所造就的特殊模式。它的出现与存在深深地影响着它身后的历史。 农耕文明与狩猎文明相碰撞和融合。“神州北湖”地域曾经集合着西进的高句丽与南下的女真，在不同时期，同东进的汉族在这里相交汇，他们共同创造着地区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汉民族的儒家文化吸纳着并改造着以萨满文化为特征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地区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其一，是物质交流，通过物品进行物质文化交流。一定的物品总是含有一定的制造技术与造型艺术。在交流物质文化的同时，也交流了精神文化；其二，是精神文化交流，通过图画、书籍、音乐等特殊的物质制品来进行，也有通过口头传授，行为示范来交流；其三，人员交流，精神文化存在于人类头脑之中，人员迁徙流动，自然地实现了这种交流。越来越多的中原汉族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有的当了“师爷”，有的当了家奴，他们通过语言和行为规范，传导着儒家文化与文明。 “神州北湖”地域的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与满族的文化关系，不是同化而是融合。所谓“同化”是指一个民族放弃本民族的固有文化，全面接受另一民族文化，从而使这一民族加入到另一民族之中。这种情况在这一地区是不存在的。民族文化融合，则是两个民族的文化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既不是第一民族文化，也不是第二民族文化，而是一种第三文化，它融合了原来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积极因素，所产生的新的文化。在这一地区，有许多生活习俗，已经说不清它来源于何一民族。比如火炕、火锅、尊西、敬黄等。 “神州北湖”地区的历史是复杂的，然而它又是单纯的。所谓复杂就在于地区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区经济类型的多样性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性。所谓单纯，就在于各民族最终导致政治的统一，文化的同步。这种由对立到并存再到统一的过程，是社会进步与发展赖以存在的基础。 我们所说“神州北湖”地域的历史辐射，主要是通过古道和古邮实现的。辽东古道的开辟大抵有如下原因：一是古代战争开辟的道路；二是城市与部落的辐射形成的道路；三是历代邮路及“贡道”形成的道路；四是大型古建筑如长城（边墙）、边堡、柳条边门之间的联系形成的道路。 “神州北湖”地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邮路。它是在规定的距离之间，设置邮驿和传舍。邮驿和传舍设有遽、驿、徒三种邮传形式。遽是用车，驿是骑马，徒是步行。实际上遽和驿很难分开，车邮和骑传往往混合使用。邮驿和传舍一方面是邮传部门，另一方面又是寄宿地方。战国时，车风开始衰落，骑风正盛。战争和邮传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其次才是车。尤其是辽东山区，道路在谷壑之间，马易通行。当然运载大宗货物仍然是车。
汉武之后，天下升平，经济开始繁荣，因此辽东道路又增加许多。这是因为：一、地方机构尤其是高级领导机构——汉玄菟郡在沈阳和抚顺之间地区的设置；二、自燕以来，县制已定，地区行政设置逐渐完备；三、高句丽地方王朝的建立，并多次出兵辽东；四、随着经济的逐渐繁荣，出现一批以货物交流为中心的城市与集镇。 在辽东古道中，有两条古道平行于“神州北湖”，其一是玄菟道。汉玄菟郡于汉昭帝间移郡治于新宾县永陵镇之后，其辖区南抵鸭绿江畔，北达吉林南部，西接辽河，面积辽阔。以玄菟郡所在地为中心辐射出多条古道，这古道大部段落经由“神州北湖”。其二是玄菟道。以沈阳为点去玄菟（新宾境内），途经抚顺城、官岭、营盘，后渡浑河经上夹河、木奇、和睦至郡所。 汉代很重视邮路的建设。邮路统称驰道。驰道制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确立的。弛道上设亭，亭是供行人住宿的地方。汉时的亭，似乎是官民共用。亭有亭长，亭长权力很大，任务繁重。他除管理路政，亭业经营之外，还负责本地区的防务，很类似现今的公安派出所。亭有亭役，备有马匹、鼓和兵器。兵器中有弓箭、戟戈、刀剑、甲铠。发生盗情或其它案件时，亭长率领亭役前去处理。民有诉讼者，亭长有权受理，并逐级上禀，这又有些类似现代的地方法庭。
亭的距离不等，一般以10里为原则。《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大率十里一亭…其民稠则增，稀则旷”。这是说居民密集地方，县乡中的亭的距离要减少里程，居民少，里程加多。 邮是传书的场所。发书人自不必亲去，也不必派人去，只要把书交给邮就可以了，这是古邮的一大进步。邮的应用不限于文书的下达，也应用于下属文书的上奏。当然民间书信是不用邮的。邮的设置较亭为密。一般是“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五里一邮”与“十里一亭”都是原则的规定，根据实际情况，有增有减。
驿，也是传递信息的地方。邮和驿的功能有所不同。邮有邮差，邮差对传递信息负责。驿则不同，它只给传书人提供交通工具和住宿条件。抚顺地区的“噶布喇”“莲花背”等行营大抵都具有这种功能。在提供的交通工具中主要是马。《说文》里说“驿置骑也”，就是这个意思。马或驾车或单骑，在秦汉时已经很普遍。《史记·平准书》记载：“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可见马的盛用。至于乡道上，还有牛作运输工具的。牛在秦以前皆不服用。汉武时，渐有用于驾车的。驴骡作为负载工具也启于汉代。我国东北、西北盛产此种动物，普便用于运输和交通。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统一时期，东北地区物质文明和社会文明得到空前繁荣。在中原文明不断传入东北的同时，东北的高句丽文化和渤海文化也传入中原，使中原文化与东北地方文化融为一体。唐代大诗人温庭筠有诗句：“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唐代在辽东实行军控制，辽东最高军政机关—安东都护府曾置抚顺，在这里并设有新城州都督府。其辖区曾领南至鸭绿江岸。
这个时期的古道，与“神州北湖”地区相关的有南陕路。这条路是东晋时期鲜卑慕容氏东征高句丽开辟的。“南陕”这个词语最早出于《晋书》。陕者狭也，是指这条山路狭窄。路起沈阳，沿苏子河东经抚顺，从营盘一带南北两道分途，南道进新宾境木奇、永陵，然后进桓仁达辑安。再有就是北直道。是《资治通鉴》中记载的三燕征高句丽时的军用大道。后来唐征高句丽也使用了这条道路。它又是通往渤海国苏密城的大道。不同时期的西进大军沿苏子河沿岸的营盘分途，北进清原境，经夏家堡、土口子，从草市入海龙境。还有一条叫做金山道。这是唐将薛仁贵率二十万大军开辟的军用大道。唐高宗乾封年间，薛仁贵直取昌图八面城，然后挥师南下，取南苏（抚顺铁背山）、木底（新宾木奇）。
 薛仁贵画像（清人绘）
唐代在道路沿途上设驿，通常是三十里一驿，比汉代的驿距离要远一些，已经接近清代了。唐代，驿兼有汉代驿和邮两种性能。《唐律疏义》记：“邮驿以备军速”。邮和驿混言，知其功能一致。当时的邮驿又称馆驿，降至民国时这个名称仍被沿用。馆驿的规模比过去的亭要大，可以同时供众多的人寄住。馆驿内设驿长，驿夫。驿长通常由一县之长兼任，以掌兵曹。
元代邮驿之制最为发达。有站赤、急递铺。站赤是过去的馆驿，急递铺是过去的邮。站赤与急递铺任务雷同。急递铺设铺丁，都是身体强壮的青年。铺丁传书时，腰系皮带，携武器和铜铃、雨具。夜间传书持火把。铺丁铃声一响，无论走到何处，行路人与车辆，一律回避。铃声传到铺所，铺人要立即赶到门首，迎接文书，然后送往下铺。各铺都有簿书，记载所传文书名称、接送时间以及传书人姓名。急递铺管理严密，手续完备，效率高，速度快。
明代实行“高筑墙”政策，在辽东出现一批城堡。城堡之间是一种军事联合体，所以道路密集。明代初期和末期，合起来有半个世纪时间，战争频繁，整个辽东几乎成为战场。自古以来无人涉步的荒野，此时变成行军大道。明代的“闭门屯田”政策，在后期被蒙古人和女真人所摧毁，出现各族经济、文化大联合大交流局面。这种形势的主要标志是辽东一批新城市的诞生。纵横交错的商旅之路展现在辽东大地。
这个时期，辽东的骨干道路主要有如下几条：一、辉发道。这是居住在吉林境海西女真辉发部，和居住在黑龙江境野人女真，到开原马市、抚顺马市作生意的商旅之路。开辟时间大体上在明天顺年间。二、北关道。这也是商旅之路。北起开原，南至抚顺官岭。为海西女真人于明天顺年间开辟的。三、佛阿拉道。这是商旅兼军用大道。最初是建州女真人为到抚顺马市作生意用的道路。后来又成为建州人起兵西征的军用大道。这条道路与汉代开辟的玄菟道所不同的是由木奇西进，经关口，然后到抚顺关。四、朝贡道。这是女真人进京朝贡所经由的道路。东起官岭，西经沈阳、北镇达北京。五、清河道。这是由明代边墙、边堡的修筑而形成的道路。北起铁岭，经张木沟、山城堡、龚家、边墙沟、李其、官岭、腰堡、兰山、西崴子、西古、上马古、五龙、王家店、三道关、碱厂堡。六、辽阳道。这是自燕以来开辟的古道。西渡辽河经北镇达北京，北沿辽河达沈阳，东沿太子河通辑安。七、奉集道。这是自辽代开始开辟的道路。东起抚顺，西达奉集堡。八、鸦鹘道。这条道位于山谷之间，主要用于军事。明末努尔哈赤对清河用兵，以及明朝方面对建州女真的用兵都用这条道路。北起新宾永陵，经榆树、平顶山、苇子峪，通碱厂与清河。
明代驰驿，设水马驿、急递铺、递运所。水马驿就是元代的站赤，负责军用物资的运送。水马驿中的马驿，大体上是六十里设一驿，要冲地带，比如北镇、兴城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不等，其余地方，比如清河、抚顺关设马十匹、五匹不等。递运所设车辆，大车载米十石，小车载米五石。对于人伕及车马的数量编制朝廷也有明确的规定。明代抚顺境内的递运所分别设在马根丹、抚顺关。急递铺，规定每十里设一铺。有铺司一人，铺兵四、五人。接到紧急文书，不分昼夜，随即传递。
清代道路，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清代奠定了近现代道路的基本框架。
辽东有御路。这条御路是清代开辟的。清以前历代皇帝没有到过辽东的。民间传说唐王（唐太宗）征东到过辽东，史无可证。太宗征东曾渡辽河，然后南下，到辽阳、海城，并没有东进。只有清代先后有康熙、乾隆、嘉庆和道光四位皇帝亲临辽东永陵祭祖。后人把皇帝途经的道路称为御路。这条路西起沈阳，经抚顺的葛布街、高山路、官岭、前甸、营盘然后渡浑河，经莲花背、萨尔浒、苍石、大堡、木奇、大和睦达永陵。
御路，就其物体本身来说，则是辉煌的一页。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则充满着血和泪。皇帝出巡之前，途经地方就要做大量准备。扈从东巡的南怀仁在其所著的《满洲旅行记》中做了详细地记载：皇帝所经之路，荒草迷离，需全然整修一新。逾山越岭，修桥筑路。沿途大小河流都要架桥。路面撒上黄土，按日洒水，做到风不扬尘。皇帝出巡时，沿途民众及所有车辆、牲畜，一律禁止通行。各州县要派出专使，沿途监督。皇帝一旦兴致大发，改路行幸。沿途民众，不分昼夜，赶筑新路。乾隆八年（1745），弘历东巡“驻蹕木奇”，突然发下御旨：谒永陵后“行围英额门外”。御旨一下，八旗官兵及地方衙门，一齐出动，强行将沿途民众驱赶到150华里的路基上，男女不分，老少不论，昼夜劳作。这条新路南起永陵，经新宾堡、前仺、砬嘴、西土门、弯甸、风倒树、新堡至英额门。沿途所需木炭，由各村备烧，乏水地方，掘井备用。还在英额门、尚家屯、马前寨三处设临时站所，各备马二十匹，车十辆，随时听用。（赵广庆、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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