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坤口述史（二）

八十山河入茶新

——姚国坤口述史（二）

                                                  潘城

从茶叶系到茶科所

1958年我考进了浙江农学院，浙江农学院原来是浙江大学1953年的时候分出去的，后来又合并了，分分合合啦。所以我58年就来到杭州，1962年毕业。那时大学毕业生是国家保分配的，宣布我留校，在浙江农学院教书了，从此就定居在杭州了。

在我读大学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茶，更不要说茶文化了，我甚至连茶叶都没有喝到过，也没有见到过！但命运就把我与茶叶连在一起去了，我就在现在的浙江大学茶学系。

我考进大学的时候，成绩公布出来是全班第一名，就当了班主席。那个时候是没有班主任的，班里只有三个人来共同管理，一个是班主席，一个是班长，还有一个是团支部书记，叫做“班三角”来领导。我们“班三角”里面的班长叫丁可珍，后来当了杭州市的副市长。我们班的同学里面后来从事茶这门学问的就只剩下我们三五位同学。别说是我们班，我们那几届的学生最后搞茶叶搞到底的，也是不多的，大部分都当官去了。

青年时的姚国坤

我这个人年轻时代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到大二的时候又当上了系里的学生会主席。那时候我在学校里是很有名气的人物，骆少君（研究员、高级评茶师，中国著名的茶叶品质化学研究专家，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所所长，国家茶叶质检中心主任兼《中国茶叶加工》杂志主编。）比我小两届，她当时还特地约了七个女同学专门来暗地里看我，说要好好看看我这个学长，到底是啥模样的？后来，她与我的老师，著名茶学家、教育家庄晚芳教授说起，姚国坤外表看也没有什么奇特的，说的是一口绍兴话，头是圆圆的，像个土头。庄先生立马阻止说，他很聪明，我很喜欢他。这件事虽然事隔50年了，我与这位骆小妺现在碰到时，还经常开玩笑。说小妹是不是当初有点“意思”，怎么不给我送张“条子”？

其实，我的夫人也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也是茶叶系的，毕业以后分到杭州市特产公司，后来就到好几个部门去做行政管理工作了。所以从大学开始我们风雨同舟到现在五十多年啦！当年同班同学恋爱、结婚走到现在的就只剩下我们这一对啦！

与夫人老照片

我整个大学时代三十几门功课是全优到底的。90分以上是优秀，我从来没有低于90分过，唯一的一次失手是一次平时测验，试卷是正反两面的，我只看了正面，很快写完就交了。老师赶出来叫我，我人已经跑掉了。就这么一次，但也不是正式考试，所以功课全优到底。记得还先后两次组织全校调干班，集中在大礼堂，专门听我讲如何学好各门功课，考出好成绩。在这种气氛下，我一毕业学校立马宣布我留校，而且是唯一一个。

那我想想我之所以留校，除了自己学习努力，表现出色外，主要是我的这些老师都看得起我。当时的老师有庄晚芳、蒋芸生、张堂恒、刘祖生，都是授课的老师。特别是恩师庄晚芳先生，他临死之前几年间，几乎三五天就要我去他家里一趟。他很欣赏我，也传授了我很多东西。包括刘祖生先生的夫人胡月龄也很器重我，当时留校都是他们推荐商讨后定下来的。

与恩师庄晓芳教授在一起

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研究生这个概念，所以我留校后又读了一年进修班，凡是留在学校教书的都要在读一年，学习高等数学、英语、高级植物生理和物化胶化等4门功课。

那么这一年进修结束后我应该继续留校教书了。这时候我们浙江农学院茶学系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系所合并”，我就被并到了茶科所。因为我是一个很活跃的人嘛，到茶叶研究所以后，我们当时的书记叫赵学亷，后来是中国计量大学的党委书记，他就指定我做李联标先生的助手。

我与李联标先生

我与李联标先生结缘整整23年，我们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同事关系。我1963年到了中国农业学院茶叶研究所，开始从事茶树栽培研究工作，当时李联标先生正任栽培室主任一职。所领导明确表示，李联标先生是我的导师，具体负责教育、培养和指导我工作，我是李联标的助手。当时我们不是一般的跟跟先生的，我们是跪下来磕头，有过拜师仪式的。我们当时所里选了几个年轻人，一个是我拜了李联标先生；一个是程启坤，他拜了阮宇成先生，阮先生是搞生物化学的专家，是全国党代会的代表呢。程启坤后来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兼任过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还有一个是顾峥，他拜张堂恒教授为师。顾峥与程启坤是同班同学，大我二届，他老早走了，好多年前就不在了，当时拜的是张堂恒先生，评茶一流。

这样，我就与李联标先生一起工作，直到他1985年逝世，共同生活与工作了23年。期间，他对我的教育培养，使我得益匪浅。他的为人师表，更使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我来讲一讲李联标先生的情况吧！

李联标先生

李联标（1911—1985），江苏省六合市人，1935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毕业后，供职于经济部所属的中央农业实验所。是年，先生与我的大学老师庄晚芳一起，参与了由张天福建立的福建省第一个茶叶研究机构福安茶叶改良场工作。

1939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东南沿海已被日军占领封锁，茶叶出口受阻，国民政府欲在西南山区创建茶叶科学研究和生产出口基地，意在通过西南国际通道打开茶叶出口新通道。在这种情况下，是年4月李联标受经济部所属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公司联合派遣，与张天福等茶叶特作专家赴贵州考察，选定贵州湄潭这个地方来筹建中国首个中央实验茶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所属的茶叶试验场，相当于现今国家级的茶叶研究所，地位是非常高的。中央实验茶场建立后，李联标担任了实验茶场的研究室主任及代理场长等职，他是中央实验茶场的行政管理和试验领域的领导。

李联标先生作为一位专家、学者，又是实验茶场试验研究的积极实践者，特别是在茶树栽培和育种研究方面成果突出，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工作，是我国现代茶树栽培和育种科学的奠基人。先生结合调查考察，初步摸清了贵州茶树品种资源，发现了贵州境内的野生大茶树，先后发表了《茶树育种问题之研究》、《<湄潭县志>印录》等几部（篇）学术著述。他既是一位筹建者和管理者，又是一位建设者和实践者。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海上交通阻塞，茶叶产销停滞，为给战后茶业恢复和发展积聚力量。先生又于1942年开始，参与了福建崇安武夷山示范茶厂的建设工作。

1945年至1946年，李联标赴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进修，并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生物学部从事研究工作。

回国后，李联标在中央农业实验所任技正，又兼任中央大学农学院副教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联标先在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后在浙江省茶叶改良所、浙江省农业厅特产局工作，任科长、高级工程师等职，负责全省低产茶园改造、新茶园发展，以及绿茶改红茶等技术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58年，李联标又授命参加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筹建工作，并出任副组长一职。研究所在杭州成立后，先生任栽培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李联标一生事茶，不但为人正直，敬业勤政；而且做事认真，一丝不苟，为人师表，成为茶人楷模。

我1962年开始作为他的助手，在他的培养指导下协助他工作。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采用的是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法，但先生并未因此而气馁，他依然信心十足，投身于茶叶科学研究。他不但言教，还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进行试验研究，如何撰写试验报告和科学论文。

1963年，李联标又与我们几个年轻的茶叶科技工作者一起，下放到浙江富阳农村，与茶农一起，一边进行低产茶园改造，一边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从中接受再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一度分住在茶农家里，与茶农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更有趣的是先生还同我们一起，一大早起来捡牛粪、拾狗粪，白天又与茶农一道掘茶地，晚上还要到茶农家里家访摸情况，从中接受再教育。而每逢节假日，也不得回家，照常工作，竟连大年三十，也一直工作到下午四点多才放假回家。在如此艰苦的年代里，先生也无怨言，反而与茶农交上朋友，促膝谈心，了解茶情，将田间当作茶叶实践基地。

1964年，李联标受农业部委托，主持并参加了对甘肃、西藏开发种茶的考察工作。当时，他已经53岁了，但仍然不怕艰辛，克服高原反应，深入到甘肃的文县、成县，以及西藏的拉萨、林芝等高原地区，了解当地气候、土壤、作物种植，以及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为我国茶区西扩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今天，甘肃武都与西藏林芝地区种茶，都是在先生当年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0世纪70年代初，李联标又积极支持和参与了在山东实施的“南茶北移”工作。他一方面派出技术骨干去山东进行种茶实践，而且自己身体力行，还亲赴山东了解情况，进行技术指导。

1979年开始，李联标出任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曾任浙江省茶叶学会理事长、中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他主持和参加了编写《中国茶树栽培学》等多部重要学术著作，又先后发表过《茶树高产优质技术》等数以十计的茶叶科学论文。

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联标又致力于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先生一生事茶，他先后参加过中国现当代4个国家级、省级茶叶研究机构；在茶叶研究，特别是我国早期茶树栽培和育种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在培养茶叶科技人才方面，也有出色的建树。直到离开人世，他一直没有离开茶叶事业。李联标是一位泰斗级的中国茶学著名专家。

我在我的《图说中国茶文化》等书中经常引用到的关于贵州野生大茶树的黑白照片，就是李联标先生解放前在贵州跋山涉水考察得到的。这些珍贵的照片下面都由先生用钢笔亲手写上大茶树的具体情况，是他珍贵的笔记。后来李联标先生只回一次贵州湄潭，大概会看一看自己曾经奋斗过的地方。这些照片原来一直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面，后来连同他的文摘资料，一直被我保存至今。看到这些茶树我就想起先生清癯的容貌。

未

完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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