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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去张文江老师（1982-1985年师从施蛰存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并获硕士学位，1985年至2013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2013年起出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钱钟书传》、《管锥编读解》、《古典学术讲要》、《<庄子>内七篇析义》等，整理、校点了当代著名易学家潘雨廷先生《周易表解》、《易与佛教、易与老庄》、《易学史发微》、《读易提要》等多部著作——编者注）那里听课，大概还是2003年前后，那时还在复旦念书，轨道交通也没现在这么方便，每周需在北区后门坐537路公交车到人民广场再换一趟公交，辗转一个多小时才到张老师的寓所。最初的听讲虽然应该还有笔记，但相关记忆实在已经漫漶不清，只觉得和课堂上听到的完全不同。毕业开始工作后，我心思散乱，有几年没去听课，其间唯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去医院看他，他住的是大病房，每张病床前有帘子权作隔断，他躺在那里，看起来很憔悴。我们怕影响他休息，坐一会儿就打算告辞，他却仍觉得有义务给我们讲点什么，好让我们不虚此行。我清楚地记得，那次讲的是《易经》里的“观卦”：观我生，君子无咎；观其生，君子无咎。 《潘雨廷先生谈话录》（张文江记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由张文江老师随侍潘雨廷先生（1925-1991，上海人，当代著名易学家，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先后师从周善培、熊十力、马一浮等先生，后曾任华东师大古籍所教授、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上海道教协会副会长，毕生研究的重点是宇宙与古今事物的变化并有志于贯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编者注）时的八本问学笔记构成，时间跨度从1985年至1991年，近50万字。其中，第20页有一段对话：
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乃至不可沟通，大概是因为彼时彼刻同属于某一低维空间，故而歧路丛生，矛盾丛生，难以一一化解，读书问学的目标之一，就是于社会风尚之外求得真正好的老师，从而在精神上找到一条上出之路，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身处大地之上的自己，得见生命的整体，从而也能更好地认识他人乃至世界。我于张老师寓所听课日久，见客厅里人来人去，对于同样的讲授，各人都有不同的反应和问题，各人眼中的张老师也面貌不一，“难道各人之间的分歧竟有这么大么？”——张老师当年在潘先生处听课时的疑惑，亦是另一时空下我自己的疑惑，这疑惑在《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中没有现成答案；在张老师家的客厅里，我也只见到他随叩随鸣，啐啄同时，想来潘先生当年也是如此吧。 《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第一则，记录潘先生谈“回向”：
此处为整本《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破题，由此可见张老师的文心。我虽对于“回向”的意思不甚了了，但依稀也能在张老师处时时感受到精深广博的知识是如何一一化作清明健朗的智慧并作用于千差万别的生命，而读书若想避免转增障碍，大概也是要努力领略和珍重每本书背后具体作者的生命整体，不以偏概全，更不越俎代庖。 《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中的学问，语涉三教，兼及中西，又辅以八十年代读书人特有的对现代物理学乃至生物科学大发展的热情，加上谈话体本身当机立断的特征，故整本书森罗万象，繁复无端，学人至此若不能平心静气，或许会有如入宝山而空回的感觉。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一方面是要放掉一切成见和奢望，“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自己能受用一分就是一分，不去苛求勉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将那些从书中所得的受用，作为激发自己勤学的一个新触机，而非终南捷径。很多书，若无老师指引，的确是看不懂的，但是，在老师那里得到指引后，回过头来，自己依旧要踏实地去学和思才是，所谓“得诀归来看丹书”，在纯粹比喻的意义上，这句格言亦可应用于问学。 张老师曾在一次公开场合谈及这本书，说它可作为一面镜子，从中能看出读者自己的心性面目，他说其他书也是如此。我思及从最初在杂志上追读《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的连载，到后来有机会浏览完整的打印稿，再到正式出版后的重读，每次所作摘录都会不同，似乎便是自己问学点滴变化的见证，然而有一处，却是每次阅读时都会重新记下来的：
每一样东西总有一个东西在外面相应。每本书都有一个影子。我们这些喜爱阅读的人不也是在不停地寻找真正动人的书，而那些书同时也在审视和反复估量着我们。 张定浩：《上海文化》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著有《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批评的准备》等。 声明：本推荐语属于高和分享原创，如有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和来源。 书名：《潘雨廷先生谈话录》 作者：张文江 记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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