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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他是一位令人难忘的老先生，他拥有着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他的精魄透过层层纸张，穿越了泛黄的记忆，留了下来。他是受到世人尊敬的启功先生。 面对众人的诸多赞誉，启功先生只是说：“我首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老师，其次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人员，书法绘画作诗填词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是业余爱好。” 在他糟糠之妻子于1975年病逝不久，也就是他六十六岁时，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没有人像启功先生那样，提前27年用幽默的打油诗给自己盖棺定论了。 这篇文章记载了启功先生与故宫博物院的缘分，从他的经历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曾经下过的苦功夫。 1992年，有一位学生考上博士，如愿进入启功先生的门下，在北师大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那年，启功先生已经八十岁，而学生已经练书二十五年。老师把一生所学，无私的交给了学生。 这位学生就是张志和先生，现就任故宫博物院中国书法研究所所长。他出过一本书叫《启功谈艺录》，记录了启功先生讲书法的每个点滴，师生之间的情谊在不经意间倾泻而出，以一份情怀在承传，感动了很多人。最后附上张志和先生的文章《纪念启功：能与古贤齐品目 不将世故系情怀》。 您也可以谈谈眼中的启功先生，直接留言回复，点赞前两名将获得张志和先生的著作《启功谈艺录》。 近期我们将会邀请张志和先生做客《顶尖收藏》，回答粉丝的疑问。敬请关注！ 故宫是我学习的好课堂。 启功书法作品 启功先生在青少年时代，就与故宫博物院结缘。 1924年，清宣统皇帝溥仪被逐出宫，由社会名流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各种文物后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公开展出各种藏品，包括历代书画。 启功在故宫鉴定古代书画 1927年，十五岁的启功小学毕业后，考入汇文中学的商科，想学一技之长，好挣钱养家，同时拜贾羲民先生为师学画。贾老师为了让他更多地观摩借鉴名家作品，开阔眼界，经常带他去故宫参观书画展览。那时是故宫博物院展出古代书画的初期，每月的一、二、三日为优待参观的日子，每人的门票由一元降到三角，而陈列品都有一部分更换。书画的更换增补深受学习书画的学生欢迎。 范宽《溪山行旅图》 启功先生曾回忆说：当时展品直接挂在墙上，或摊展在桌子上，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许多名画，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都是那个时期老师带他看过的。有时老师和一些前辈随看随加评论，使年轻的学生们在对书画的鉴赏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启功曾说：“故宫是我学习的好课堂。” 郭熙《早春图》 笔者曾有幸见到启功先生珍藏的贾老师的一页笔记，记下了己巳年重阳节（1929年11月11日）带他去参观钟粹宫和上书房书画的情景：“己巳重九，与许翔偕启元白同观清內府钟粹宫及上书房各处书画，辞楼下殿，尽态极妍，恐后争先，顾此先彼。因与元白各出纸笔摘录原题梗概，半日辛苦，颇形疲惫。寓后默记经过，分析录出，以志眼福之幸。”根据笔记所记，笔者统计，当天师生三人共过眼山水立轴22件、人物画9件、花卉12件、册页15件、手卷3件，可谓大饱眼福。故宫这个大课堂，让启功先生受到了初步的教育和锻炼，学会了对书画的比较和判断能力，为后来的鉴赏打下了基础。 启功书法作品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一些文物商将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时偷运到长春后流散在社会上的一批古代书画运回北京贩卖，故宫博物院决定收购这批文物。回收前聘请了一批专家进行了鉴定、甄别、选择，启功就是被聘请的专家之一。 当时，启功已在辅仁大学美术系任教，在社会上已很有名气，他的恩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和专门委员。辅仁大学教授沈兼士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他慧眼识才，聘请启功担任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在文物馆负责鉴定书画，在文献馆负责审阅和研究文献资料和稿件。 同时，被聘为专门委员的还有戏剧理论家齐如山（1875—1962）、戏剧活动家马彦祥（1908—1988）、博物馆学家韩寿萱（1879—1974）、法学家王之相等。启功是最年轻的专门委员，除平时的研究和鉴定工作外，还经常参加一些大型书画鉴定的会议，对一些重要的作品做出甄别和鉴定，这种会议有更多的专家出席，如马衡、陈垣、沈兼士、张大千、邓以蛰、唐兰、胡适、徐悲鸿等都出席过。 启功书法作品 启功先生曾回忆：“这样的活动不仅大饱眼福，还可以亲手触摸翻阅，了解古代书画的装潢历史和制度，同时又可以获闻前辈专家们对一件作品的评判和议论。特别是遇到对某种作品产生不同意见时，相互间的辩驳，使自己获得千金难买的学问。如果遇有自己不理解的问题，就近向老前辈们请教，得到的答案仅仅是简单的几句话，便可使自己的疑难迎刃而解。”启功先生还回忆，在鉴定书画时，常见在画边上钤有“察司半印”，便向金石专家马衡请教，马先生郑重地给他回信，详细讲述了明清时期掌管古代书画的职官司礼监、典礼司、典礼纪察司的更替沿革后指出：“颇疑钤有此项半印之书画，皆由查抄而来，其右半当钤于登记册中。” 新中国成立后，启功先生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顾问，他对故宫的事非常认真。他不仅在文物鉴定、学术研究上无私奉献，还关心着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和保护。几十年来，除经常应邀出席文物鉴定会议，还不辞辛苦地为了弘扬故宫文化、培养人才积极建言，为回收珍贵文物尽心尽责，他博大的爱国情怀令人尊敬。现仅将笔者亲见亲历的几件事记述于下。 启功书法作品 1994年，原北京辅仁大学一位友人王方宇给启功写信称，他有一位美籍学生安思远，收藏有一部宋代真正的祖帖《淳化阁帖》，是我们的国宝，拟拍卖。启功先生得知此消息非常高兴，就决心设法让国宝回归祖国。于是，他委托去美国开会的文物局干部王立梅到美国一定要找到安思远，先说服他到中国来展出。他对王立梅说：“不见《淳化阁帖》，我死不瞑目。”1995年，安思远带着《淳化阁帖》来到北京故宫，经启功先生与刘九庵等几位顶级专家仔细鉴定，从印章、题跋的流传有序，确定这部《淳化阁帖》就是祖帖。在启功和许多热情人士的帮助下，故宫博物院专门举办了“安思远先生珍藏中国文物展”，启功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并剪彩。安思远回国后，又经王立梅多次往返动员，终于在2004年以450万美元拍回国宝。启功先生说：“这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文物回归。” 安思远藏品拓本 《淳化阁帖》 1996年夏，一位东北老者携宋代北宋词人张先所作《十咏图》来北京拍卖，因画上题有十首诗而得名，画风近似《清明上河图》，启功先生观后，认为此图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此图创作于800多年前，在画上可以看到清朝历代皇帝的印鉴，可见清皇室对此画的重视，又经启功、傅熹年、徐邦达、刘九庵诸位先生过目，认定为真品，故宫以1800万元收回。先生说，此图是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时以赏赐的名义偷运出宫并流入民间的。流失近一个世纪的国宝，经先生的努力终回故宫。 北宋词人张先所作《十咏图》 2000年冬，一位收藏家手中有一件元代乃贤的书法手卷，请启先生过目，先生看过后，认为是真迹，就想到请故宫回收，便对他说：“你要是能捐给故宫就好了！”先生一面动员藏家捐出，一面给故宫主持院务的朱诚如写了三页纸的长信，说明此卷是元代乃贤的真迹，实属国宝，力言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信中写道：“以其不仅有艺术价值、文献价值，且属祖国古代民族中华文化鉴证之一。以物之稀，故弥足珍贵也。”他还举证陈垣先生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详细的评价。他同时还给故宫博物院领导发了同样内容的信，院内很重视启老建议，在院办公会上传阅了他的两封信，大家都被先生的高度责任感所感动。后来，在先生的帮助下，故宫博物院很快找到了藏家，以低价收购了这件手卷。 2003年，故宫博物院决定出巨资2200万元，从嘉德拍卖公司购买《出师颂》，拍卖公司称是“西晋大书法家索靖所书真迹”，社会上有人质疑其中有“高买”之嫌，也有人怀疑拍卖公司与鉴定专家合谋抬高文物价格。经启功先生和傅熹年、徐邦达、朱家溍共同鉴定，此件《出师颂》不是西晋书家所书，实为隋朝的书法家的真迹，也是国家级的古代书法作品，值得国家收藏。先生说，他早年曾见过《出师颂》摹本，并作有论书绝句。肯定为“隋贤”所书，诗曰：“隋贤墨迹史岑文，冒做索靖萧子云。漫说虚名胜实诣，叶公从古不求真。”先生还明确说明，《出师颂》是隋朝书法家的真迹，这在米芾同时代人黄伯思著的《东观余论》中有文献根据。宋高宗御用鉴定师米友仁据此鉴定《出师颂》为“隋贤”所书，而且米友仁所书鉴定也是真迹，唐代人、明代人写不出这样的字。先生强调，专家是识物不知价，不会评估文物的价格。 《出师颂》 启功先生被推选为“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组长，鉴定小组自1983年起，开始考察全国各文物部门文化团体所收藏的古代书画，并给与鉴定，分出精粗真伪。首先考察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在几年的考察鉴定实践中，他感到文物管理鉴别人才的缺乏，他认为从国家文物的管理、鉴定、保护和利用诸方面长远考虑，应尽快培养人才。1995年，在故宫博物院建院70周年之际，他给故宫博物院领导写了一封题为《敬为国家文物机关收藏的文物书画去伪存真呼吁》的长信。信的中心意思是“当务之急，是加强鉴别力量，赶紧培养人才！”他还举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单士元17岁即入故宫博物院已工作70年，是故宫博物院文化鉴证人为例，提出应发挥老专家的余热，以不退休为宜，带领青年人接好班，可见启功对故宫博物院感情之深。
单士元 故宫博物院为了提高业内中青年鉴定家书画鉴定水平，培养后继人才，从全国的文博单位调集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赝品书画，举办了一个“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真伪对比展”。开幕那天，先生出席并亲自在现场给学员讲解，从一幅作品的笔法、印章、题跋等方面分析讲了一个上午，没有停止。在举办对比展的同时，还举办了“书画鉴定高级研讨班”，启功先生和傅熹年、刘九庵、徐邦达诸位先生讲课。先生讲课生动活泼，学生随时提问，先生当场作答，深受欢迎。特别是外地来京学员，初次目睹先生的风采，都非常兴奋。研讨班结业时，故宫还把专家讲话汇编成文集，把展品印成图册，发给学员留作日后学习参考。 我所知道的启功先生和故宫博物院的故事只是凤毛麟角。启功先生自青少年时代开始与故宫博物院结缘，以后参与故宫博物院的事务，几十年来与故宫历任领导和工作人员关系融洽，他谦虚豁达、平易近人的作风受到故宫朋友的尊敬和爱戴。平时，他对故宫博物院的建设和发展关心备至，故宫博物院有大小事找到他，他都是“有求必应”，他对故宫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作者：侯刚（《启功全集》出版委员会主任） 来源：中国文化报 编辑：terry  启功
张志和 我的恩师启功先生生于1912年7月26日，今年是他的百年华诞。这个特殊的年份，勾起我对先生的深深思念和回忆。 我199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启功先生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并学习书法艺术。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仍有机会经常在恩师身边向他请教，因此对先生最后十三年间的部分生活和工作情况有一些了解。先生80岁以前的事情，我只了解一部分。这里就我所知所感，约略做些介绍。
张志和 一、感受先生的文史之学 作为晚辈，我没有资格评价先生的学问。先生正式的职业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教授，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时，专业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先生之所以有这个身份，是因为他是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先生是中文系教授，他的学问却并不限于文学这个领域。先生去世时，国家给他的评价是“文史专家”。在文史之学方面融会贯通到何种程度才可称为“专家”呢？一般来说，大学教授讲课先要备课，给学生讲一个专题或者开一门课程，自己要先搞清楚这门知识或者学问。先生的学问，却不是这样。他的学问是融会贯通的，讲课也好，谈学问也好，不需要提前准备,你随机提出任何问题，或者他看到你有什么疑问，都可随时给你指出或作具体解答。先生的这种渊博，让我感受极深。 我当时研究《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名著有若干问题一直没有澄清，如该书作者究竟是谁？成书究竟在何时？最早版本究竟是哪一个？这些都无定论。我用文献学的方法，对《三国演义》做考证研究，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拙著《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并且整理校点了该书的最早刻本--明黄正甫刊《三国演义》，2000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期间，我写了一组研究该书的文章，其中一篇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报》上。发表前，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没敢请他过目，刊出后才给他交“作业”--那时我们往往都是这么做的。我把发表拙文的刊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呈给先生，原以为先生太忙，不一定有时间看，没想到第二周再去时，先生把这本《学报》拿出来，对我说：“文章我看完了，写得非常好。但有个问题需要探讨，文中提到一个叫”伍伯“的人。这个”伍伯“不是人名，而是官职！”我愕然！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有一个“庞德战关公”的故事，“关云长水淹七军”一段，写庞德出征时，手下有一员骁将叫“伍伯”，怎么会不是人名呢？先生说：“这个事儿明朝人已经搞错了。汉朝就有这个官职。”伍伯“就是军队里的伍长；衙门里打板子的差役也叫”五伯“；大官出行时，前面鸣锣开道的也叫这个。你回去查查资料。”我一查，果然如此！后来，我再向先生汇报所查结果。他说：“这不是你的错。但它是小说演绎，错了无关紧要。我们是做学问的，要严谨，你在论述到这个地方时，下面加一条注释，说明一下才好。”后来出版这本拙著时，按照先生的教诲，我在相关的地方加了条注解。这件事至今令我仍很感叹：先生的学问是怎么做到这个份儿上的呢？ 另一件事，也让我难忘。1995年前后，我约有二十余篇论文发表，考虑到以后结集出版，想请先生给我题个书名。一次，和先生闲谈，我说：“以后把论文结集出版，书名叫《吹剑录》，可以吧？”起这个书名，是借《庄子》里的故事，《庄子》里说一个人吹剑柄上的小孔儿，发出的声音没有吹箫或吹笛子的声音大。我的文章没有影响，所以就叫《吹剑录》吧。我当时颇为得意，以为起这个书名挺有学问。先生说：“这个书名不错，但是，南宋时有个俞文豹，他有本书就叫《吹剑录》，重复用人家的书名总是不太好吧。”我一听就愣了，俞文豹是哪一流的文人啊，先生也知道得这么清楚！所以，想起这些就觉得特别没脾气，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书读到这个份儿上？ 我的《唐诗三百首》书法集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为把《唐诗三百首》写成书法集，我花了两年多时间，所用底本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横塘退士”选本，这是一个通行且比较权威的版本。出版社也花了很大功夫编辑和校对。清样出来后，让我再审阅一遍，算是终校。我看完之后，仍不放心，觉得应该请启功先生过目。这一年，先生已经89岁高龄，他看到书稿很兴奋，拿在手中一页一页仔细翻阅了两个多钟头。他感叹地说：“你花这么大力气来写，字写到这个程度很已经不容易了。艺术能够打动人，也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它能给人的心灵一种安慰。”说了不少肯定的话。讲着讲着，他突然说：《唐诗三百首》里有两首诗有问题，你注意到了没有？我说：“没发现。”他说：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首诗的第一句是错的。如果是“黄河远上白云间”，有河就有水，有水就有草木，人们就不用再“怨杨柳”了，“春风”也就“度”过“玉门关”了。所以，这首诗第一句应该是“黄沙直上白云间”。汉朝时西北地区就有龙卷风和沙尘暴，唐朝也有，所以不应当是“黄河远上”。他说：你回去查查书，看看有没有这个事儿。我回来翻检《全唐诗》，果然有一条注释，说“一本作'黄沙直上白云间'”，“第二句作第一句”，即“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沙直上白云间”。我又查阅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所收此诗也与先生所讲完全一致。另一首是沈佺期的诗《独不见》，先生说：此诗最后两句“谁知含愁独不见，使妾明月照流黄”与格律不合，应是“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说话间，先生找了一片纸，用铅笔把这两句写在上面。我查书，亦证明先生所讲是对的!但这些问题，我以前所见《唐诗三百首》的各种版本中均无注释说明或修正！ 我从中学到大学，拜了很多老师，最后到先生门下，才体会到什么叫“大师”！1995年，我博士毕业后，随着时间推移，自己也当副教授、教授，甚至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但我一直坚持要回到北师大来向先生请教，一直到他去世。先生的饱学是和别的教授不一样的。作为学问，先生不是把书本知识装在脑袋里就完了，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红楼梦》上讲的“时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他能把这些知识、学养融化到生活中来，做人、做事、搞书画创作，都能将其完全融会贯通，并体现在生活日用中。这个学问很多学者都做不到，而他却做得非常圆融。这方面的例子，下文再叙。 先生做学问，最大的特点体现在他一辈子读书不止、学习不止，直到他生命终结。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以前，我去看望他，他还手捧着苏东坡的诗集。他永远都在思考和寻找，思考学术问题，寻找他没有读过的书或者读过又想重温的书。后来我体会“什么叫大师”？大师离不开书，但从不胡乱读书。先生晚年作过一个对联：“饮余有兴徐添酒，读日无多慎买书”，这实际上正是他晚年生活的写照。我在北师大读书期间乃至毕业之后，先生经常吩咐我到图书馆给他借书，借哪一版、什么书，都吩咐得很具体。而平日寄来的一些杂志、书刊之类，先生有时翻一下，有时根本不翻，因为这些书刊多在他眼界之下，不需要读，他要找自己需要的书来充实自己。 书法也是这样。他连续当过两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但他八十多岁还在临帖习字，说来也许别人不信，但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先生做学问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严谨，严谨到什么程度？他从来不让人帮他整理或誊抄文章，永远都是自己做。此类事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张志和与恩师启功先生 二、亲历先生鉴赏书画 先生鉴定文物主要在古籍文献和书画、篆刻等方面。人们都知道他连中学都未毕业，他的学问都从哪里来的？实际上，一个人好学不在于是否上过正规大学，或者从哪里起步？古人说“转益多师是汝师”，启功先生就是这样。他年青时曾师从贾羲民、吴镜汀学绘画，也经常到故宫博物院看各种展览，专家评点古代名家绘画、书法作品，他在旁边听，听过就能记下来，他的记忆力惊人。他二十七岁时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方面的专门委员会委员。解放后正式进入国家文物局的文物鉴定委员会，当时有七个委员，包括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等。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文物局曾安排他们几位成立专家组，把全国各省、地区乃至藏品较多的县级博物馆所藏的书画文物全部考察一遍。这使先生在书画鉴定方面见识更为广博。之后，他还去过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际知名的大博物馆，调查中国流失海外的书画文物，并且带回了不少东西，其中有些东西也给我看过。唐代小楷《灵飞经》的墨迹原件在美国，他在美国看到，请人拍了照片，回来后拿给我看，说：你拿回去复印一份，这个东西太珍贵了。你看了这个就可以知道，《灵飞经》刻帖和墨迹原件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发生了多少变化。这使我也受益非浅。 我理解，文物鉴定不是一个鉴定真假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学问境界和艺术修养问题。有了修养之后，你才能知道一件东西的价值有多大，艺术品位有多高。仅辨别真假，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些年，我在先生家中旁观他鉴定书画，切身感受了先生学问的渊博和识鉴的精到。 鉴定书画，必须对古代书画非常熟悉，熟悉到什么程度？先生曾经对我说：熟悉古代书画，就像熟悉老朋友一样，一提到名儿，马上就能想起这人是谁；听人说话的声音，他就知道他是谁；甚至听到走过来的脚步声，就知道是谁来了。到这个程度，你才能说了解这个人。先生搞书画鉴定，其实正是熟悉到了这个程度。 一次，我陪着先生去看望刘乃和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已去世），刘先生家门背后有幅挂历，上面都是古代名画，刘先生很喜欢，就指给启先生看，先生拿起挂历，他不用看名款，直接就能说出这一张是谁画的，那一张是谁画的，哪朝哪代什么风格特点，相关的掌故传说都讲得一清二楚，真是如数家珍一般。刘先生非常佩服先生的这种学问。其实，我知道这些对启先生来讲，太简单了。更深更复杂的是他对古代这些书画和书画家的了解，已经深入到了一般人根本看不见的那一层。 艺术鉴定的关键在眼力，而艺术家的眼睛和常人的眼睛是不一样的。比如书法，为什么一般人辨别不出真假？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眼力。而先生可称为“火眼金睛”。港澳台乃至日本人拿着一些古书画到先生家里让先生看，就是要借他的“火眼金睛”。一次，从台湾来了几位客人，拿了一幅溥心畬的小楷手卷，写得很精到，我当时感觉这件作品书写风格很像王献之的小楷《洛神赋》十三行，很雅致。想来他们也以为这是件宝物，所以拿来请先生评鉴。先生乍一看，说“好”。然后，俯下身来仔细再看，发话了：“这个东西是复制品！”众人愕然。先生说：“民国时期生产不了这么长的纸！当初，这个手卷是用两张纸接起来的，两张纸中间应有'接缝儿'，现在'接缝儿'没有了，变成了一张纸，所以，是复制品。”几位也都俯身细看，这才发现大概有三分之一发丝那么一条细微的灰线是复印留下的“接缝儿”痕迹！都不免大失所望。但是，我们却不好理解他怎么有这样一双厉害的眼睛，民国时期的造纸情况，他也清楚？！ 另一次，有人从东北鞍山寄来特快专递，告诉先生说，那里发现了孙中山先生写的四条屏。先生说：那东西一定是假的，不用看。民国时孙大总统为了募捐，给人写三两个字是有可能的，说他曾经写过四条屏，根本没有的事儿。还有人拿慈禧太后写的几张字来给先生看。先生说，这东西不用看，慈禧太后所有的字都是大臣代笔，这是公开的秘密。博学慎思而后能笃行明辨，先生是达到了这样境界的。
张志和作品 三、先生的艺术创作 先生的艺术创作，主要在诗、书、画和文章方面。谈到这些，先生一再对我讲，学习研究古典文学的，如果只会写论文、论著就当教授，好像不够格儿。因为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还要讲解诗词和古文，自己就应当会作诗、填词、写古文。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他自己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他出版有三本诗集，《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和《启功赘语》，大约收录了他创作的一千多首诗。他的诗词在哪些方面超越前人儿有所创新？这需要我们读他的诗，同时对古典诗词又有所了解才能作出评价。这些姑且不论。 我想介绍先生怎样作诗。现在，一般人写近体诗大都写成了“顺口溜儿”，先生不赞成这样的写法，他要求写近体诗必须合乎格律平仄；不合乎格律平仄的，那是“大鼓书词”，不是诗。先生的诗词都讲究格律平仄，这是他作诗填词的底线。另一点，就是他的诗词创作，到应用的时候，临场发挥就能写出来，并且很雅，这个本事一般人没有。 常州有位画家叫谢伯子，是谢稚柳先生的亲侄子。谢稚柳先生和启先生同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谢先生的绘画、书法、诗词都很高妙，是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几位高人之一。谢伯子七十多岁时，我邀请他到北京来为国家行政学院作过画，后来，他准备出版个人《画集》，想请启功先生给他题词，托我向先生转达此意，因为有谢稚柳这一层关系，先生欣然答应，当着我的面儿给谢伯子先生写了一首诗： 池塘青草谢家春， 绘苑传承奕世珍。 妙诣稚翁归小阮， 披图结念似前尘。 这诗第一句“池塘青草谢家春”，用典出自东晋谢灵运的诗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是文学史上的名句，其妙处在于这画家也姓“谢”，所以先生化用这句诗加以赞誉。“绘苑传承奕世珍”，是说谢伯子传承了谢稚柳先生的画艺，两人的画作都堪称世间珍品。“妙诣稚翁归小阮”，稚翁即谢稚柳，当时已去世，但他的绘画艺术却传给了他的侄儿谢伯子。怎么叫“小阮”呢？东晋时“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阮咸是叔侄，启先生拿“小阮”代指谢伯子，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典故。“披图结念似前尘”，是说现在打开谢伯子先生的画册，就好像看见了谢稚柳先生。这首诗将典故、名句和真挚的友情融会在一起，是怎样的妙趣横生又生动自然啊！而当时，先生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已经写就，然后写成书法作品交给我，说：“你给他寄过去”。此可谓之作诗！亦可谓之写书法！ 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我临写过好多年。在先生门下读书期间，我有一次将《兰亭序》临写成一个手卷，觉得可看，就把它装裱起来。装裱时，有意在后边留了一块空白，当然是想请先生在后面给我题字，但又不敢奢望。但这一次，真让我大喜过望。先生看了之后很高兴，说：“你的字进步了，写顺溜了。”仔细看了一会儿，又说：“你看，写字这就像小孩儿慢慢长高，但你自己是感觉不到的。你已经写得很好了！。”于是，先生乘兴拿起一个小纸片儿，用铅笔在上面写，写完之后又琢磨修改了一下，随即拿起毛笔来写在手卷后面： 茧纸空闻出永和， 千秋艺苑沐余波。 拙书竟有临摹者， 流毒弥天愧怍多。 款题：“志和同志索题，一九九三年，严冬大雪，挥汗书之，启功” 这是先生当着我的面亲自为我题的诗！
启功赠张志和诗 这诗怎么讲呢？“茧纸空闻出永和”，因《兰亭序》开头是“永和九年”几个字，所以，先生用“永和”二字代指《兰亭序》；而唐代摹写《兰亭序》的纸是“蚕茧”做的，故称“茧纸”。这句的意思是说《兰亭序》究竟何在？这事儿没法考证清楚。但是，《兰亭序》书法艺术却让后人受益无尽，所以是“千秋艺苑沐余波”，从唐朝直至今日，学书法的人没有不临习《兰亭序》的。第三、四两句笔锋一转：“拙书竟有临摹者，流毒弥天愧怍多”，意思是说，他的书法居然也有这么多临摹者--我二十几岁时，即临习过先生的书法，很多人至今还在临习先生的书法，所以，先生诙谐地说这叫“流毒弥天”。这个词儿用在此处，还有个故事：我考博士时，因为当时不知深浅，所以考试前拿着我过去发表的大约二十几篇不成熟的论文和两幅书法习作--其中一幅就是临写先生的书法作品--去拜访北师大中文系的邓魁英先生，她是我考入以后的副导师。当时，启功先生因病住院疗养，邓先生拿着这些材料去医院给先生看，先生感叹说：“看来我真是'流毒弥天'呐！这么遥远的地方也有人在练习我的字。”邓先生后来把这句话告诉了我。没想到，一九九三年冬，他写这首诗时，又把这个词儿给用上了，使这首诗平添了许多趣味儿。这首诗还有一个讲究，就是平仄格律完全符合要求，先生非常强调这一点，他随手所如，就能做到，现在太多的所谓有学问的人都无法做到了。 以上谈先生的诗学才艺。 那么书法呢？以我个人的感受，先生书法名气太大，把他的学问和其他方面的才情都淹没了，这是很遗憾的。其实，他的学问和艺术的高妙之处是需要我们走近他之后才能感受到的。他常讲：“读书人会写字是正常的，何必过分渲染？别人说我”写得好“，我只不过比别人写得清楚一点罢了，这个就值得炫耀吗？话虽这么说，谈到他的书法，我觉得，那是先生的学问所滋养出来的艺术，不是简单的”写字“。先生真正把历朝历代的书法研究透了，古人谈书法的资料、文献都在他脑子里。人们常说，没有学养，就写不好书法。我是见到了启功先生之后，才真正明白所谓的”学养“是什么，真正的书法艺术是什么，学养与书法艺术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现在，人们谈书法，可谓各有高见，无一不主张创新，无一不主张写出个人的风格特点。但怎样才能创新和写出个人特点？却众说纷纭。其结果是在大众看来，很多所谓的创新都成了”耍怪“。而先生的书法艺术却受到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喜爱。为什么？因为它做到了真正的继承和创新。先生对于书法艺术，是特别强调继承前人。先生曾对我讲过：“书法什么叫'特点'？特点不是有意表现出来的。把古人的好处与自己的病处结合起来，那就是你的'特点'！”又说：“什么叫'创新'？你学习古人书法，一直到学习不动了，开始胡乱写的时候，那就叫'创新'！”也许有人以为先生的观点很偏激，其实，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先生是用这种方式来强调“继承”古代书法优秀传统的必要性。在书写工具改变后的今天，继承传统书法艺术是多么困难又重要的一件事啊。 有人认为，不继承就能直接创新，并写出“我”的特点。先生认为，那样写，会有“自我特点”，但恐怕和真正的书法艺术不会有多少关系。先生的书法艺术是很有特色的，他的书法作品，不论到哪里，人们不用看他的署名，一望便知，说：“那是启功先生的字”，这恰恰说明他的书法已经完全形成了自己的“体段”，而这种“体段”的形成，就是他的“创新”，“新”在何处？其实还是由继承而来。大家都知道，先生有一个汉字结构“黄金分割率”的说法，这实际上是他对大量的古代书法名作进行实际调查分析所得出的具有共性的结论，是把普遍存在的现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再把它变成书写准则。启功书法的特点，最重要的就来自于他始终坚持用“黄金分割率”来处理汉字的结构之美。在笔法的运用上，启功先生也有他自己坚持的原则，这就是坚决不用“笔”代“刀”，用他的话说叫“一生师笔不师刀”，他重视临写墨迹书法，坚决反对模仿“碑帖”那种刀刻的效果。那么，大量的古代碑帖书法岂能不学习？当然要学。学习临写碑帖则坚持“透过刀锋看笔锋”。先生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这叫做“蛤蟆不吃死蚊子”。先生书法里所充溢的生命活力与情感魅力就是由此产生的。 先生基本上不写篆书和隶书，只写楷书、行书和草书，也是他的一个特点。有一种书法观念，认为学习书法必须从源头学起，即从甲骨文、金文学起，再学习篆书、隶书，然后再学习楷书、行书和草书。先生不这么认为，他曾对我讲，汉字的各种书体，一旦形成就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所以，学写楷书不必要从篆、隶入手。相反，如果先学习了篆书和隶书，再写楷书和行书，一定不美观。这个道理是先生在八十多岁以后给我讲的，以他数十年临池的经验和见识，其中道理很值得我们仔细体会。至于先生的学问修养、人生历练对他的书法艺术所起的作用更不必多论了。 先生的画作很少。他二十多岁以前画过一批；解放以后，画过一批；改革开放之初又画过一批。此后就很少再画。所以，他的画比他的书法还要珍贵。那么，如何评价他的绘画呢？这绝不是我能评价得了的。我只想讲一点，他的绘画和他的书法一样特别重视继承传统，注意融会前人的成果。他主要学习元代人的绘画风格，又有自己的意趣融汇入其中。他最大的创新，是把竹子画成红色，渲染出一种仙境般的感觉，这是前人所没有的。我最陶醉他的“朱竹”，用朱砂画成，太精到、太有意境了。他的绘画还有一个大特点,就是擅长把诗、书、画三者融为一体，将自己的诗、自己的书法和自己的绘画融合成一件艺术价值极高的精妙之作。这种作品历史上也极少见，明清时期的大画家中只有几个人能做到，如八大山人、郑板桥等，但他们的书法虽也有特点，都没有达到先生这个艺术高度。先生这类画作，堪称稀世之珍。 其他无需赘言，先生的艺术其实是无所不在，诗、书、画只是一小部分，先生的古文写得特好，他还通晓八股文。甚至连他的生活状态本身，那也是一门艺术啊！
张志和作品 四、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关心 我出生在河南邓州，九岁开始临帖习字，因对写字特别有兴趣，后来没有间断过。改革开放以后，学习、工作相交叉，经过一些曲折，1992年我考入启功先生门下攻读文学博士学位。怎么考来的呢？1992年为考博士，第一次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不认识任何人，带着我的论文资料，寻访了半天，才见到邓魁英先生--她当时帮助先生招收博士研究生，后来是我的副导师。她看我背了提袋期刊，每本都有我发表的论文，很高兴，说：你自己选三篇放在这里，我看看你的路子（指学术研究的方法）就行了。我拿了两张书法习作，她说：“放在这儿，有机会我拿给启先生看。就这样，你先回去吧。”第二次再来，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了，不错。字也拿给启先生看了，启先生也说不错。但是，先生说：这个不算账，你要考得好才成。”这一年，考北师大启先生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的这一批考生中，只有我一人考中。秋季入学后，因先生住院，我一直到十月份才走进先生的家门，当时是邓先生带着我去的，她诙谐地说：“弟子到了西天，还没有拜见师傅呢！”进门落座，寒暄过后，先生就把他的书和毛笔送给我，大概是他觉得“孺子可教”吧。此后，直到先生去世，我有幸向先生学习两种学问：一个是古典文献学，另一个就是书法艺术。所学专业按照博士的课程要求，完成学业，获得学位。书法的学习是“业余”，进入启功先生门下以后，我暗下决心，诚恳向先生请教。读书的三年间，只要我没有离开北师大，再忙我都坚持天天写字，每周拿一张习作去给先生看。若赶上先生家里没有客人，先生就会很高兴地给我谈书法，常常在我临帖的习作上给我批、给我改。我学习书法的过程，就像一个人进入一个偌大的景区，花草树木、曲径回廊、一道道的门墙，你看到了这边的景致，却看不到另一面；看见了这一层，却不知道里面还有几层。先生在书法艺苑中，就像一位高级导游，一步步引导着，告诉你这里的风景该怎么欣赏，时不时给你把某一处的窗户纸捅破，让你看到外面又有一个世界，让你眼前顿时一亮。然后你会走过去，却又有看不到东西。先生再给你捅破一层窗户纸，让你又看到一片世界。就这样，让你感觉胸次越来越宽，眼界也不断开阔。这是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享受艺术的过程。 他平时给我讲书法，都是我在临写古代字帖的过程中，我临写到哪种字帖，或随便提出什么问题，他当时就能把古代相关的东西说出来。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很清楚要你怎么写？写到了什么程度？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这方面，因为他有渊博的学识，又有充分的艺术实践，并且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所以，谈书法史和书法艺术真是如数家珍。他就是这样，轻轻松松点拨了我十三年！可以讲，有这样一位恩师，足以使我成为这世界上最幸运也最幸福的人了。他八十岁时，思想境界、学问艺术都已经达到我们这个时代很少有人能企及的高度，他又乐意把这些学问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晚辈，我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向他学习，这是何等的幸运？ 我一直很想说：我是他的书法弟子，但是，先生却不允许，他说自己没有“书法弟子”，他向外人介绍时，常说“志和是北师大的校友”。一般人不理解，我最初也纳闷儿。后来，他对我解释说：我和你在北师大中文系，是“教”和“学”的关系。要说学生，你学的是古典文学。书法呢？我当作“业余”，你也当作“业余”，我们只是有这个共同的兴趣爱好罢了。另一方面，他讲：书法不是可以随便“教”的。这个“事儿”，看似简单，又非常复杂。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基础就很难“教”。打个比方，你从南京到北京来，你还在南京呢，打电话问我，北师大怎么走啊？我怎么告诉你？没法说，说了也白说。如果你已经走到西单了，然后问北师大怎么走？我说，过“新街口”再往“小西天”走就到了，你自然也清楚了。先生讲这个道理，既简单又实在。书法的学习，正如走路，没有走到一定的阶段，没法子给你指路啊。所以，北京师范大学后来也成立了一个书法系，招收书法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当时校方有意请先生指导书法专业的研究生，先生没有答应，就是这个原因。 先生对我生活的关心，有些事儿是无人知道的。我是把工作辞了来读书的，当时，我的孩子已经四、五岁了，所以生活困难不小。上学期间先生经常资助我，这是先生的恩德，但他从不对外人讲。我每逢过年回家，他总是给我拿钱，我推辞，他总是说：“你不要客气，你有需要就只管跟我说，将来你能挣再还我。”我到哪里还呀！他什么时候需要钱呐？！这事儿看似很俗，却让我感受到了温暖，懂得了感恩。 我临毕业前，为安排我的工作，先生亲笔给一位高层领导写信推荐我，他在信中写有这样一句话，说志和“其人可靠，其才可用，非弟个人之私见也。倘蒙赐为转达，弟实感同身受”。为此，他亲自安排车辆，要我和他一起去同相关领导见面。当时，他已83岁高龄，这样做，仅仅就是为了给我找一份工作啊！师恩重如山，我终生铭刻在心！
张志和作品 五、先生的人格 学问是什么？我们平常讲谁有才、有学问，其实都是第二位的，做人才是第一位的。在先生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他做人的境界，是我真正的收获。现在的人，不管在哪个领域，大多都在谈我怎么样，我该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或者别人对我该怎么样等等。先生从来不这么讲，他把很多事情放下了，放下之后再去做事情，是什么样的境界？又一次，学校的工作人员到先生家说：“又给你涨工资了。”他说：“不要涨了。我原来的工资是两个人花，现在只有我一人用（指夫人去世），已经等于涨了一倍的工资。”这个道理我从未听别人说过。 他的字很值钱，但他自己没有把它当作钱。我在他家中经常看到有好多次客人来，先生高兴时拿起笔便写，客人如获至宝，激动得给他作揖、鼓掌，那些人说：“我该发财了！”但先生没感觉。当然了，更多的人是出于对他人格和艺术劳动的尊重给他拿润笔费，这个我也看到了，但是，先生每次都说：你们拿到学校去记账，然后由他们给我存到银行里，要照章纳税。 说到道德人格，有件事我印象极深。那一年，韩国的总统金泳三到中国来访问，他提出要见启功先生。据说他当总统前，就曾经请启功先生给他题写过书名，所以，当了总统来访，还想慕名拜见。有关部门通知校方，准备安排先生到钓鱼台国宾馆和金泳三会面。当时我在先生家里，先生说：“恐怕不妥。如果要见，纵然不是让金泳三总统到北京师范大学来，起码也应当在第三个场合见面，我不能到钓鱼台总统下榻的地方去见他。古话说'大夫无朝外王之礼'，何况我是个老百姓。”先生的意见反馈回去，可能是转达得不到位，后来还是要接先生去钓鱼台见金泳三总统，先生就称病推辞了。事后，先生给我讲，金泳三很失望，在钓鱼台国宾馆“养源斋”欣赏先生的书法八条屏，看了很久。这就是道德人格的力量，做人不能失掉“人格”，更不能有失“国格”。试想，若是换了别人，也许赶紧就去了，多大的面子呀！怎么不去？但先生就是不去。后来，金泳三又专门邀请他到韩国访问，并亲自接见他。回国后，他给金泳三总统写了一首诗： 舜帝诞诸冯，后来箕子封。 青编二千载，文化一天同。 民乐闾阎广，时和稼穑丰。 如今表东海，佳气正葱茏。 先生这就是这样把人格、学问、艺术融汇到一起，最后铸成一个大写的“人”。先生曾经写过一个对联： 能与古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 每念及此，我深有感触，这实际上正是启功先生的人生写照。 - 完 - 书画︱收藏︱鉴赏︱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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