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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记录了孔子的言语事迹，可是，这样一部重要著作，为何命运如此多舛？欲弄清此问题，应首先了解该书的材料来源，了解其流传与成书过程。 （一）《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 今本《孔子家语》附有汉孔安国的序文，根据〈孔安国序〉，《家语》为「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根据我们的研究，孔安国的说法应该没有问题。 孔子在世之时，长期从事教育活动。那时，在与孔子的交流过程中，弟子都有随时记录和整理孔子言语的习惯，比如，《论语·卫灵公》所记「子张书诸绅」。 其实，孔子弟子对孔子的言论都会及时进行记录和整理。《孔子家语》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 〈入官〉：「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 〈论礼〉：「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五刑解〉：「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则美矣，求未之闻。』退而记之。」 〈正论解〉：「子贡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暴虎。』」又曰：「孔子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可谓不过矣。』」 一方面，孔子弟子将孔子的嘉语善言主动加以记录；另一方面，孔子遇到一些重要问题，也常提醒弟子注意、记住。 在上引材料中，「志」、「识」都有「记」之意。如《礼记·礼运》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中的「志」，在《孔子家语》的〈礼运〉篇中作「记」。〈礼运〉篇中，不论「记」还是「志」，都有「记载」、「记录」、「志书」之义，朱彬《礼记训纂》即引刘台拱解此字曰：「识也，识记之书。」 在与孔子交流中，弟子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想见，不少弟子都有自己整理保存着的有关记录。那么，这些材料是什么时候汇聚起来的？又是怎样汇聚起来的？ 关于《论语》的成书时代，学界有过许多较好的研究，综合学界的研究，结合新出土材料进行探讨，《论语》应该是孔子裔孙子思最终主持编纂而成。[2]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推断《家语》的编纂，也一定与子思有重要的联系。有一细节值得注意，即孔子去世后，孔子的众弟子似乎难以承受失去老师所带来的迷茫，他们曾经因为同门有若「似孔子」，而推举他代替老师。但好像没多久，因为有若毕竟不是老师而遭到否定。这也透露了孔子弟子在孔子去世后的分化，同时显示出编纂孔子遗言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据分析，在此及稍后的一段时期内，最有资格、有能力，又有号召力的就是曾子与孔子孙子思，《孔子家语》最终成于子思的领纂当无问题。[3] 这里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孔子家语》为何被称为「家语」？该书的最初形态如何？有人以为《家语》其名称是后来才有的，我们认为未必如此。 《家语》孔安国序谈到了荀子入秦所带书籍，其中没有「孔子家语」的名字，而称为「孔子之言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再说到秦始皇焚书时，才又冠以「孔子家语」之名。于是有人认为本来没有「孔子家语」之名。后来，该书曾经流散，几经周折，孔序说是「孔子家语而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弟子辞妄相错乱」，直到最后，孔安国重新得到，分门别类，撰集成四十四篇的《家语》。在王肃序中，也没有说先秦已有《家语》；子襄壁藏诸书有《家语》，清人孙志祖引徐鲲说指出：「此「家语」二字后人妄加也。」今也有人认为，王序两次讲到孔安国「集录孔氏家语」、「又撰孔子家语」，可见王肃也认为《家语》是由孔安国编成的，「家语」的名字可能与他有关。 其实，这样的推断是难以讲通的。荀子入秦所带书籍不止一种，没有提及《孔子家语》的书名非常正常，这与战国时期《家语》已经成书的说法并不抵触。《家语·孔序》和孔衍奏言都说孔安国和《家语》有密切关系，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孔安国之前并没有《家语》一书，看来难以成立。孔安国所编撰的《家语》在汉代一直没有流行，但《汉书·艺文志》将《家语》列为《论语》十二家之一，这实际上间接证明了《家语·孔序》的说法，即认定了孔安国以前已经有《孔子家语》的存在。 《孔子家语》的名字，在《史记·孔子世家》已经透漏了端倪。按照司马迁的描述，孔子去世后，「孔子家」成为诸生演习讲礼的场所，成为弟子后学缅怀、追思恩师的场所。其中记载说： 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 有学者指出，其中的「冢」应为「家」之误，这里的三处「孔子冢」都应当作「孔子家」。[4]这与后面所说的「诸生以时习礼其家」正相对应，因为乡饮、大射之礼也不能在「冢」上举行。 弟子后学住进孔子原来的居堂中，除了按时举行礼仪，他们还将各自整理保存的孔子的「讲课记录」汇聚到一起。我们可以想象，孔子的逝世，弟子后学失去了恩师，也失去了自己精神的寄托，因此，他们便聚汇孔子言论，集中孔子学说，最终在孔子裔孙子思的主持下，共同编辑了《孔子家语》。 《说文解字》说：「语，论也。」《广雅》说：「语，言也。」「孔子家语」应该就是「孔子家」的论说集或言论集，也是在「孔子家」中编辑而成的论说集、言论集，不难理解，《孔子家语》与《论语》在内容性质上完全相同。 （二）《孔子家语》的早期流传 孔子弟子将各自记录整理的有关孔子的材料汇聚「集录」在一起，这应当就是《孔子家语》的原型。很明显，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较为完全的「集录」本会有不少儒家弟子后学进行传抄，从而流行开来。 在《家语》的孔序中，孔安国较为清楚地描述了《家语》的流传情况，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如下： 第一，战国之世，孟子、荀卿守习儒学，《孔子家语》可能传本不一。「孔子既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六国之世，儒道分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词，唯孟轲、荀卿守其所习。」 第二，荀卿入秦，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献秦昭王，《家语》由此传入秦国；由于《家语》与诸子同列，故后来始皇焚书时得以幸免。在孔安国看来，先秦虽有不少《家语》材料在流传，也一定会有不少人在传习《家语》，但荀卿毕竟「守其所习」，而且，将《家语》传到秦国并且使之流传到汉朝，都是荀卿的功劳。这样，就保证了《家语》材料的「纯正」，避免了「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的影响。 第三，汉初刘邦灭秦后，「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后为吕后取而藏之。吕氏被诛亡以后，《家语》散入民间，遂出现了《家语》的多种本子。〈后序〉曰：「好事者或各以其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 孔安国所言「悉敛得之」，说明汉灭秦时所得到的《孔子家语》是一全本。他还说这些材料「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这些描述，非亲见者难以言之。孔安国见到这些竹简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汉朝得到这些材料，到吕后得到这批材料，再到他本人那个时期，这些材料一直是在流传着的。 第四，景帝末年募求天下书，那时，京师士大夫皆送官，得吕氏所传《家语》，不过，这些材料「与诸国事及七十子之辞妄相杂错」，「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 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十分重要。景帝末年募求图书时，官府中一定集中了不少《孔子家语》的材料，也就是说，在景帝时，秘府已经有了《孔子家语》一书。当然，这部《家语》（或这些《家语》材料）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因为这些可能已经不单纯是《家语》的竹简，而是与其他相关记载「妄相错杂」。 （三）孔安国写定《孔子家语》 在西汉秘府中，《孔子家语》虽有收藏，但因为与其他材料混乱地存放在一起，仅由「掌书」负责掌管而已，因此，一定会严重影响到该书的利用。正因如此，后来才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官家图书中的《孔子家语》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第二，孔安国想方设法重新整理了《孔子家语》。 据《汉书·艺文志》，西汉秘府中的《孔子家语》有二十七卷，虽然这些材料可能后来还曾经有人使用，但因为该书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当孔安国的孙子孔衍奏请将安国整理后的《家语》立于学官时，刘向本人也是同意的。再到后来，曾经收藏在秘府中的这个《家语》还可能被整理传抄过，不过，最终可能还是不及孔安国整理的本子而归于亡佚。 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105年），孔安国在京师为官。作为孔子后裔，他了解到《孔子家语》在秘府中的状况，很担心「先人之典辞将遂泯没」，于是，他设法得到这些材料，抄录整理，「撰集」而成为四十四篇的《孔子家语》。这部著作流传至今，这便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家语》本子。 孔安国叙述自己「撰集」《家语》的经过说： 因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问礼〉一篇，自别属《曾子问》，故不复录。其诸弟子书所称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语》，亦以其已自有所传也，是以皆不取也，将来君子不可不鉴。 孔安国通过私人关系取得了《家语》的材料，进行整理。他搜求材料，明确说是「悉得之」，看来，这些《家语》材料应该是比较完备的。在此基础上，他按照事情的类别进行编次，分为四十四篇。从今本《家语》看，各篇之间既有内在逻辑联系，也有重新编次的痕迹。 比如，本书以〈相鲁〉为第一篇，从孔子仕鲁开始；接着是〈始诛〉，记孔子为大司寇时事；第三篇〈王言〉乃孔子与曾子的对话，这不仅仅是因为子思为曾子弟子，就像《论语》中曾子的地位显得非常特殊一样，《孔子家语》因为子思师事曾子，而格外重视曾子的言论，更重要的是，孔子倡言王道，该篇所谓「王言」，乃是记述孔子的「王」天下之言。在前三篇之后，第一卷中的各篇都是孔子回答诸侯国国君主要是鲁哀公的谈话；然后，各篇才记述孔子与弟子们的论说。后面依照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区分，如在第八卷中，将冠礼、庙制、音乐等归在一起，显然有一定考虑。在基本排列完有关材料后，第九卷将孔子弟子、孔子家世、孔子临终情况分别单篇叙述，又将孔子的一些零散言论作为「正论」列为一卷。最后一卷三篇都是孔子与弟子关于曲礼的问答。 孔安国对原来的材料进行编次时，毕竟有些不好归属，所以在今本《家语》中不难看到本应不属同篇的材料被归到了一起。他的重新编次，当然已经与最初时期的次序不同。但是，不论其编次如何，他都是尽力使这些材料的顺序符合一定逻辑。毫无疑问，孔安国的编次是对《家语》的再加工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会尽力保存《家语》材料之真，也就是说，尽管他进行了重新编次的工作，该书材料的真实性却并不受到影响。 还有一点，孔安国说到吕氏被诛亡后，《孔子家语》散在民间，从而使《家语》出现了「同是一事而辄异辞」的现象，这显然是「好事者或各以其意增损其言」所造成的。这应当是孔安国在整理编次《家语》时发现的问题。我们推测，他就一定会在「录副」时有所考虑，有所去取抉择。很显然，孔安国不仅为我们保留了孔子与早期儒学研究的宝贵材料，而且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梳理，他对于《孔子家语》的整理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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