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初名俊卿，中年更字昌硕，民国元年后另有仓硕、苍石、缶庐、老缶、苦铁、破荷、大聋、酸寒尉、石尊者、芜菁亭长、五湖印匄等诸多字号，是晚清最后一位杰出的大艺术家。他在诗、书、画、印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是被誉为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其篆刻艺术从“浙派”入手，继而取法邓石如、吴让之和赵之谦，且博采众长，将古代玺印、封泥、瓦当、碑碣及石鼓文等融会贯通，引入治印，承前启后，化古出新，从而形成了苍茫高古、浑穆沉稳、渊雅灵动的特殊面目，成为清末和近代印学流派的领军人物。 吴昌硕的篆刻之所以能蔚为大观，跟他超越常人的创新意识是分不开的。他既善于学习古人古法，不断地从古代金石书画和文物乃至辞章及文字训诂中汲取营养，还能够不循古人、化古出新，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一流的艺术敏感对篆刻艺术的气韵、线条、文字、刀工、章法等进行出神入化的改造，从而为篆刻艺术的健康发展贡献了一系列建立在丰富实践之上的创新理念，给篆刻艺术的后继者提供了极为有益的理论启迪。 创新理念之一：食古而化，求古意，少模仿 吴昌硕早年曾从杨岘学习诗书，后又结识吴大澂、吴云、潘祖荫等收藏大家，遍览诸家珍藏的古代文物和金石书画，习古、食古，取法乎上。他虽然深受赵之谦“印外求印”的影响，但显然比赵之谦走得更深远、更彻底。赵之谦以汉镜、刀币、权诏、汉器铭文、六朝造像等入印，取法虽然广博，却较为注重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吴昌硕专取玺印、瓦当、封泥、钟鼎、碑碣等入印，且多求其古意而少直接模仿，所取的是蕴藏在各种形式背后的内涵，较注重内在精神的传递，足见其食古能化、取法精准而深刻。因此，在吴昌硕沉郁苍雄的篆刻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些来自古玺封泥、汉砖瓦当、钟鼎碑碣的气息无处不在，却无法在某件作品中直接看到那种一对一的简单转换，因为他早已完成了从有形向无形的进阶。正如陈振濂所评价的那样：“在他的作品中，一切都已经显得那么没有踪迹可寻——你既无法以某一个固定的范型来牢笼这种种天马行空的不羁，当然你就很难辨出它的来龙去脉。” 创新理念之二：大胆做旧，可得古之高境 “粤派”篆刻创始人黄牧甫认为：“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故而其印线条光洁，印面完整，决不做破。但是“浙派”的印人们对黄牧甫的观点显然不敢苟同，他们追求的就是年深日久带来的那种剥蚀感。在这方面，吴昌硕显然又比“浙派”印人更进了一步，如其“竹千蕙百庐”印。都说岁月是最好的雕刻师，既然古人的印作在岁月的雕刻下已被赋予了更加苍茫的古意，焕发出了更加迷人的艺术气质，那为何不向其学习？既然可以向古人取法，怎么就不能向岁月取法呢？尤其是对玺印、封泥、砖瓦、钟鼎、碑碣等古代刻字艺术都烂熟于心的吴昌硕而言，完全有自信也有能力通过“做旧”来力摹高古之意境。于是他发明了许多“做旧法”，譬如将刻好的印面放在旧布鞋底上反复打磨，以消除印面线条的火气；或在印面上削磨凿打，以制造剥蚀沧桑的氛围；或对印章的边框敲击刻裂，以达到残破的效果。总之，就是通过千雕万凿使印作复归于朴。这种大胆的艺术实践在吴昌硕的作品中频现，使其印作成功拉开了与别人的距离，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譬如“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安吉吴俊卿昌硕考藏金石书画”“安吉吴俊章”“吴昌硕大聋”等印，皆通过成功的做旧使雄健古拙之气巍立于方寸之中，令人赞叹不已。 创新理念之三：钝刀硬入，苍茫气息自现 吴昌硕的篆刻之所以笔意浓郁、刀笔相融，除了其食古而化的字法之外，与其钝刀硬入、冲切结合的独特残损刀法也是息息相关的。广涉“浙派”“皖派”和汉印的吴昌硕，将钱松的切刀和吴让之的冲刀有机结合，在大量的篆刻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将冲刀和切刀两种刀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冲切结合的刀法。这种刀法以钝刀硬入，辅之以敲、击、凿、磨，极大地丰富了篆刻艺术的表现手法，并创造性地将篆刻艺术中刀石效果产生的金石味上升到残缺美的审美新境界，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以“出锋钝角”为鲜明特色的刀法新路，取得了浑朴高古的奇特效果。其实，吴昌硕使用的“圆杆钝刀”并非没有刀刃，而是刀刃的锋芒相对比较厚，需要有一定的腕力和娴熟的运刀技巧方能“硬入印石”。可想而知，如此的厚刀和特定的刀法刻治出来的印章必然会呈现出特有的雄浑苍茫之气，加上吴氏对古代文字尤其是石鼓文的精准把握，更使篆刻作品的线条细者遒劲、粗者雄健，写意而又精到，呈现出拙而朴、雄而媚、丑而美、变而正的辩证之美，于秀丽中见苍劲、流畅处显厚朴。 创新理念之四：刀笔相融，诗书画印相通 吴昌硕有诗云：“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刻画金石岂小道？谁能鄙薄嗤雕虫。”可见他的篆刻艺术是求通于诗、书、画的。观其印作，均可见其结字、章法以及对点画构成的空间分割形式无一不显示其绘画构成能力的影响。其章法来源于绘画，字法和刀法则来源于书法。其中，书法与篆刻的融通，更是被吴昌硕运用得炉火纯青。受到邓石如等清代名家“印从书出”创作观念的启发，吴昌硕对石鼓文临习用功最多，成就最高。其篆刻受石鼓文的影响也最大。“西泠印社中人”“传朴堂”等印都是颇具代表性的印作。作品有刀有笔，见笔见墨，融合了赵之谦、吴让之的书法风格，婀娜中蕴含刚健。“我爱宁静”一印的文字也是圆转流动、气息顺畅，以毫无滞气的沉着刀法从容刻就，恰如一挥而就的笔墨般酣畅淋漓。吴昌硕的篆刻不仅将刀笔有机相融，而且还常常与诗、书、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印面为主，配以边款和刻画的方式，来完整地表达其思想。譬如他为原配章夫人所作的“明月前身”印，有三面非常精彩的边款刻记。其中一面是简洁而含蓄的章氏夫人背影像，一面是碑刻式记文：“元配章夫人梦中示形，刻此作造像观。老缶记。”顶部边款为“己酉春仲，客吴下，老缶年六十有六”。边款刻记充分流露出昌硕老人对原配章夫人的绵绵深情。其类似的印作还有“虚素”“莫铁”“破荷亭”等。（附图为吴昌硕的篆刻作品） 来源：《中国书画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