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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月我们用声音造梦（十） 怀念瑞芳老师
张瑞芳饰演的李双双
2012年6月28日21时38分，95岁高寿的瑞芳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当从澳大利亚匆匆赶回来的儿子严佳在病房轻轻地呼唤着“妈妈，妈妈，我和冬冬赶回来看您老人家了”，只见瑞芳老师的眼皮跳动了一下，就这样安详地与世长辞了。 她带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和世界告别。我想起她曾对我说过的一段话：“道临走了，大家难过悲痛，可我们要想想他被病魔折磨着、痛苦地活着，还不如早点解脱。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人活一辈子，只要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就是最大的幸福。”瑞芳老师的长寿和她一直保持良好的心态有关，她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电影事业后继要有人”
1963年我和同学们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毕业，面临毕业分配。现在的年轻人绝对想不到当年大学生分配找工作要过一道最重要的关口——出身、家庭成分关。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是头等大事。当时上影演员剧团很需要年轻演员，我们这些经过专业培训 的大学生是能胜任工作的。可当时人事干部强调出身和家庭成分。后来布加里老师告诉我们，是瑞芳老师力争，才把我们十个人留在演员剧团。瑞芳老师对电影厂人事干部说：“首先，我们演员剧团要不要补充新鲜血液？电影事业发展要不要后继有人？要不要这些年轻演员来塑造工农兵形象？现在有毕业生，你们用出身不好作借口不进人。我们党历来的政策是'讲出身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这些年轻人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他们有专业知识和表演技能，为什么不要！”由于瑞芳老师的坚持，我、黄达亮、郑梅平……才能顺利地进演员剧团。 瑞芳老师关心年轻人是一贯的。她曾深情地说：“我爱所有的人，尤其是年轻人。”1977年至1985年她主持上影厂演员剧团丁作期间，她亲自去工厂、学校、农场招人，开办青年演员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年轻演员，后来都成为电影厂的骨干力量。 张瑞芳与作者去定远县看望老乡 瑞芳老师关心我们年轻演员可谓无微不至。记得1964年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我是在瑞芳老师家吃的。当时剧团为慰问部队排了一出轻喜剧《一百个放心》，讲老爷爷去部队探望刚入伍不久的孙子阿毛，发生了一系列的误会矛盾，最后看到孙子在部队健康成长才一百个放心。我们演出后反响很好，当时成立不久的上海电视台定于大年初一上午在电视上直播这个小话剧。我无法回萧山老家过年了，放假前瑞芳老师对我说，你来我家吃年夜饭吧。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在剧团宿舍看书，朱江老师跑来找我：“瑞芳老师刚才打电话来，让你去她家吃年夜饭，6点钟。这是地址，很好找，在衡山路高安路口。”当年我很瘦，瑞芳老师特地为我准备了一个蹄膀炖鸡，还为我开了一瓶葡萄酒。饭后我第一次欣赏到严励老师（瑞芳老师爱人、美影厂厂长）为我演奏“锯琴”。太神奇了，一把宽锯条居然能像小提琴一样演奏出美妙的音乐。 过节后一上班，瑞芳老师就很关心我们上电视台演出的情况，演爷爷的史久峰对瑞芳老师说：“我演出从来没有这样别扭过，电视台演播大厅里有三台摄像机对着我们，让我们冲着镜头演。平时演出观众有热烈的反应，现在什么都没有，干巴巴的！今后我再也不上电视台演出了。”我的感觉完全一样，都不知道是怎么把戏演完的。瑞芳老师听后大笑：“你们俩开个头也好。今后电视这玩意儿肯定会大发展，西方很多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给我们演员提出一个新课题，怎样面对摄像机，没有观众进行演出，还得有好效果。” 上影剧团的演员们都深切体会到瑞芳老师真心关怀每一个人，不仅在思想和工作上，在生活上也处处关心大家。老演员们称瑞芳老师是他们的“政委”，赵丹、高博、康泰、仲星火等很多演员，工作、生活、家庭有矛盾，都来找“政委”，得到她的帮助和开导。 我这50年深有感受，是瑞芳老师教我如何做人，如何演戏，是她关心着我们的健康成长。
参加社教
1964年9月，在华东局组织安排下，我们上影厂一部分创作人员和空军政治学校的师生，以及华师大政教系的同学，去安徽定远县搞“社教”，我和瑞芳老师分配在一个小组，到县城边的一个南塘大队蹲点。 记得当天到大队部让我们傻眼了。大队部是一所空荡荡的大房子，周边是荒地，问生产大队长，有厕所吗？他答，厕所没有，我们都习惯拉野屎。随我们一起去的部队张教官让大队长马上借几把铲子来，再送两担秫秸秆来。大家动手在大队部后面荒地里挖了两个大坑，用秫秸杆围成了男女两个厕所。瑞芳老师住在大队部，八个多月就在那里上厕所，其艰苦程度现在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我后来几乎跑遍了整个定远县城，才在一个小杂货铺买到一对印着“嚣”字的痰盂罐，这才解决了瑞芳老师冬天上厕所的困难。瑞芳老师把其中一个送给师大的女小张。在搞社教期间我们几乎天天吃高粱糊糊、山芋粥，菜是萝卜缨子。瑞芳老师便秘很严重，我常去县城药房买“一清松”药片，瑞芳老师就这样坚持了下来，毫无怨言。 更可贵的是，瑞芳老师几乎走遍了生产大队的家家户户。老百姓的生活实在太苦了，很多农民家里根本没有桌子、凳子，泥糊的土坑上面铺上秫秸杆就是床，放高梁粉的缸也是用泥糊的。衣服也几乎只有一套，天冷了把棉絮塞进去成冬衣，天热了再抽出来。有的农民孩子多，小孩全是光屁股的，天冷都在床上度过，盖一条破棉被。瑞芳老师是工作队队长，她目睹这一切，严格要求我们一定要尊重生产队的干部们，说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他们能为农民服务很了不起。我们走访了很多干部家庭，他们的家中也都是一贫如洗。由于理解、尊重，所以很多干部很快就说清了自己的“四清”“四不清”问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是态度作风问题。因为实在太穷了，没啥可以多吃多占。瑞芳老师常常和干部们促膝谈心，感动了很多干部。因此我们和南塘大队的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住在朱老奶奶家中，她患了十几年的老烂脚，也得到瑞芳老师的关心。我每天坚持为朱老奶奶用淡盐水洗伤口，后来知道一个土方子，用鸡蛋黄熬油，抹擦伤口，经过五个多月的治疗，终于治好了朱老奶奶的老烂脚，这件事让乡亲们很感动。
作者与张瑞芳 1965年5月，我们即将结束社教返回上海。瑞芳老师知道群众根本就没有文娱生活，她把在其他几个大队蹲点的演员全集中起来。当时我们上影厂派去搞社教是一个摄制组的编制，有导演郑君里、严碧丽，摄影彭恩礼……搞完社教回上海，准备拍摄安徽作家鲁彦周的剧本《杏林曲》，演员还有顾也鲁、康泰、吴云芳、曹雷。瑞芳老师希望我们赶排一台小节目到各大队去巡回演出，因为农民的文化生活太枯燥了。我们几个赶排了独幕剧，讲小保管上任的《一分钱》，还有表演唱、大实话、对口词，足足有两个半小时的节目。瑞芳老师审看后非常高兴。我们几个成立了演出小分队，跑遍了定远县十八个大队。演出盛况空前，每到一个大队，当天晚上就用八张八仙桌搭一个台，四角挂上4盏汽油灯，白天农民干活，晚上才有空看演出，观看的群众总在一两千人。当时瑞芳老师要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先回上海，临走时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回上海我请你们，犒劳犒劳你们。” 当她从日本出访回来，整个形势大变了，很快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她吃了很多苦，可她从来没有忘记过定远县的老乡们。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厂里接到朱老奶奶儿子朱开明的来信，他们问候瑞芳老师，瑞芳老师无限感慨：“不知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可有改变？” 1977年，瑞芳老师对我多次提起：“我们去看看定远县的老乡们。”终于在电影局的支持下，我陪瑞芳老师去了定远南塘大队，走访了好多生产队。很多干部、农民对瑞芳老师热情极了，朱老奶奶更是逢人便说，是瑞芳老师关心才治好了她多年的老烂脚。瑞芳老师看到老乡们的生活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她由衷的高兴，我多次看到她在抹眼泪，那都是情感的真实流露。
给好莱坞明星嘉宝配音
“文革”中瑞芳老师也遭遇了劫难——她被称为是“四条汉子”的忠实帮凶，历史上一直跟随“四条汉子”（指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四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四人都是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编者注）。她所有演出的话剧都变成了反动作品，全国人民喜爱的《李双双》也被戴上“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帽子。她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个全国人民喜爱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关押了三年之久，只有一个小窗户能看到外面的天空，后来获准打扫牢房的走廊。终于有一天，她听到远处传来放映电影《南征北战》的声音，这让她有了希望：“影片能重映，说明离春天不远了！”1969年底才结束了对她的审查，她来到奉贤“五七干校”，回到演员组参加劳动和大批判。她清瘦多了，忧心忡忡，头发也全白了，沉默与思索代替了她的开朗与阳光。我们演员组在干校负责种菜，每天只有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大家心情才舒畅许多。我们种的萝卜挺大挺水灵，在地头吃上自己种的萝卜，大家自寻开心地说“萝卜赛梨”。 可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未结束，又开始抓“五一六”分子。杨在葆也不明不白地被关押起来。我因为和在葆是上下铺平时又形影不离，工军宣队让我揭发他的问题。我轻描淡写地说：“他说徐老三（徐景贤）主持着上海的工作，我们俩出身虽不好，只要好好改造今后还是有戏演的。”工军宣队说我在美化他，贴了我一墙的大字报：“孙渝烽何去何从？”就这样，我不敢参加任何战斗组，战斗组也不敢吸收我，一下子我变得十分孤立。这时候瑞芳老师主动邀我参加她的战斗组，让我一下子感到了温暖。 张瑞芳与丈夫严励
1971年我从干校借调到上海译制厂参加配音，这在当时算是幸运儿了，总算能搞创作了，又能看内参片。不久瑞芳老师也被借到译制厂参加配音。好莱坞大明星嘉宝主演的《瑞典女王》，陈叙一点名要瑞芳来配音。凡是来译制厂参加配音，大家都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瑞芳老师认真极了，嘉宝演得好，瑞芳老师配得也动情、求真，展示了瑞典女王的多种性格特点。其实瑞芳老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参加过苏联影片《白痴》的配音，瑞芳老师对当时译制片的创作氛围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多次跟我谈到当时的创作氛围：翻译的剧本大家可以提意见，使台词更丰富准确，演员在棚里配音，外国人名念得不对时，在外面候场的人可以打铃告诉棚里及时提醒改正。配音鉴定补戏大家也是畅所欲言，最后由导演集中进行补戏，以保证配音质量。我后来就留在译制厂工作了，离淮海中路近，常去看望瑞芳老师和她爱人严励。“四人帮”未打倒前，严励在家里每天临摹《清明上河图》，瑞芳老师则每天给他做饭。严励也真了不起，以极强的毅力完成了这幅长卷的临摹。那时我常问瑞芳老师，“这运动搞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瑞芳老师很深沉地说：“这几年我一直告诫我自己，要相信我们的党和人民。”
“我是电影战线一老兵”
文革”结束后，瑞芳老师工作忙极了，她是上影厂党委委员，演员剧团团长，又主演了电影《大河奔流》、《泉水叮咚》。1985年至1998年先后担任第六、第七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和上海政协之友副理事长，1999年8月正式离休。离休后她还为老人们奔忙，筹建了“爱晚亭”养老院。 我在1999年因人事关系提前一年退休。退休后时间更充裕了，常有时间去看望瑞芳老师，我们海阔天空神聊，瑞芳老师也是耄耋老人了，可她思维清晰，还是那么率直，怎么想就怎么说，每次到她那儿总会得到不少教益。 有两件事让我感触颇深。 这些年，我也偶尔参加一些剧组拍戏，我把剧组的事情告诉瑞芳老师，她也爱听，我说了一些看不惯和不满之处。比如现在有些年轻明星可阔啦，下剧组带上两三个“保姆”，照料其生活起居，在拍摄现场又端茶又倒水的，有打伞扛椅子的，准备服装道具不说，还要负责说戏、背台词，导演的要求往往也通过这些“保姆”传达到“角儿”、“明星”那儿。“明星”主要精力放在化妆上，不断地照镜子，思忖如何把自己拍得更漂亮些。 瑞芳老师听得认真，让我发泄完后却对我笑笑：“这很正常么，明星有条件供养为她服务的人，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她想把自己拍得美一些，这也很正常，年轻演员的黄金时间也就那么几年，只要戏合适，是那么个人物。她们抓紧时间多拍一些戏，在银屏上留下美好的倩影让观众能享受美，有什么不好呐！”这一说倒让我变得哑口无言了。 我又把话题转到现在媒体报道上：往往一窝蜂把一个女明星捧得那么高，吹得那么神乎，这合适吗？ 瑞芳老师很平静：“市场竞争，媒体、新闻报道也在激烈竞争，要争收视率、争报刊的发行量，不抢新闻行吗？当然报道一定要真实，别华而不实，哗众取宠，把年轻人吹得晕晕乎乎。不过我看这也没什么，也属正常。” 作者与张瑞芳
我急了：“瑞芳老师，在你眼里这一切都正常，就没有不正常了。” 她还是那么平静：“我们不要去苛求年轻演员，他们有创作激情这是好事情，只要一个演员能自尊自爱，就一定会在生活道路上总结教训，不断前进，我们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还有件事是从怀念道临老师而引发开来的。瑞芳老师很敬佩道临老师的敬业精神，说他是一个多才多艺、富有学识修养、很全面的表演艺术家，为中国电影事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但瑞芳老师又说，我们任何一个演员都要有自知之明，要尊重自然规律。上了年纪要服老，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就劝过道临，你都85岁了，还能下剧组吗？还能指挥千军万马吗？有的事情该让年轻人去干，你主要任务是养好身体，有精力看看剧本，出出点子。 瑞芳老师对我说：“你现在身体还行，还能蹦踺，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我早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人到老年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尽量少参加活动，别给人家添麻烦，我现在就在家里看看书报，看看电视。我干了一辈子电影，我是电影战线一老兵，我能不关心电影吗？我现在把自己比作是运动场上的一个看客，把看电影当作看运动比赛一样。看年轻演员、导演各显神通，拍各种各样题材的电影，互相竞争，互相比赛，看谁演得好，导得好，我作为一个看客，为成功者叫好，为失败者惋惜，我现在的功能只有当看客的功能。看完比赛，有什么想法，老朋友来了一吐为快。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你过几年也会蹦踺不动，我劝你也做看客。” 跟瑞芳老师聊天，她那宽广的胸怀会感染你，让你激动，她的心态又是那么平和。我想起黄宗英老师写过一首诗，“不要说自己老”，最后有这样一段诗句：“一个人只要积极乐观，心态平衡，多想着别人，他就永远不会老，这才是最好的灵丹妙药。”说的正是瑞芳老师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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