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南亚研究】李伟华：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布罗代尔

天和图书馆21tc 201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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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布罗代尔”

东南亚国家林立，族群复杂，宗教多元，在当今的世界体系中，处于需要“拯救”的第三世界集团。从20世纪初期开始，殖民主义历史把东南亚为贬低为西方扩张大潮中的一个陪衬，而民族主义历史或者把东南亚人刻画成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下被动消极、无力抵抗的受害者，或者把对该地区的研究孤立于国际势力与比较视角之外。历史学家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的两卷本巨著《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以下简称《贸易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便是一本刷新观念之作，在该书中，作者瑞德力图展现在他所说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东南亚扮演着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角色，在当时的世界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早期东南亚的区域史研究者或者跨社会体系研究者（如赛岱斯、卡迪和霍尔）不同，瑞德继承了法国年鉴学派(Annals School) 的传统, 特别是布罗代尔(Braudel) 对地中海地区历史的研究方法, 注重研究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 而不是所谓'决定历史'的大人物和大事件。响应布罗代尔“历史学家要雄心勃勃、壮志凌云”的伟大号召，他想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上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地区历史的研究“既揭示了一个广阔地区的‘共同命运’，又展现了其丰富灿烂的多样性”，受到布氏的启发，瑞德认为：“在风下之地，这种研究方法也会产生重大成果”。尽管在高度专业化的时代，把东南亚这个复杂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要承担“语言不通”和“技能不足”的风险，但瑞德也发现研究的可行性在于“尽管在语言与文化方面存有巨大差异，东南亚地区却深受同样的气候、地理和商业压力的影像，因而形成一组彼此非常相似的物质文化”。同时，他也非常重视运用历史的长镜头对那些推动历史变化的根本因素进行研究。受布氏感染而穷尽其20多年心血的《贸易时代》确实得到了业界的积极评价，本书重新构筑了前时期的东南亚史, 并将东南亚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鉴于《贸易时代》对亚洲以至世界历史研究的巨大影响, 瑞德在2002年获得了日本的“福冈奖”。

有必要对作者进行一番介绍。瑞德是一位新西兰出生的东南亚历史学家，他主要的研究兴趣还是在于东南亚的海岛国家。在剑桥大学读博士期间，他着重考察19世纪后期在苏门答腊北部的权力竞赛，后来他把这项研究扩展为一本书，题目为《人民的鲜血：苏门答腊北部的革命和传统秩序的终结》。当然，他最有名的著作即两卷本的《贸易时代》。瑞德历任马来亚大学（1965-1970年）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0-1999）的东南亚历史教授。1999-2002年，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创办东南亚研究中心。2002-2007年，他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NUS）亚洲研究所（ARI）的创始人之一。2007-2009年，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东南亚历史系教授和研究负责人。目前，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教授。2008年7月17日，他当选为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历史深层结构的暗流

这一节中，我将进入《贸易时代》第一卷的文本分析。如作者所言，本卷致力于探讨“贸易时代东南亚地理、物质和社会的结构性概况”，具体描述了15至17世纪东南亚的自然环境, 社会结构, 衣食住行和节日娱乐，这些方面，作者借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是“历史深层结构的暗流”。物质和生活架构的变动总是在短期内无法察觉，实际上，总是“暗流涌动”，一到合适机会便如决堤之水，无可挽回。

恰如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地区的分析，瑞德对东南亚的整体研究也首先从地理学的进路出发。在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相互推动作用之下，东南亚壮观地被大自然所分割。“水和森林是对东南亚环境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该地区水路四通八达，因此东南亚“始终如一地对一些海商、冒险家和传教士保持开放”。相比地中海，东南亚的海域常年恒温，而且及其规律的季风气候使得东南亚是一个特别适宜海上活动的地区。而东南亚的森林受益于稳定的高温和降雨量，体现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无以匹敌的丰富性与品种的多样性。受到对共同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以及密切的海上交往的影响，东南亚各民族民间信仰和社会实践也表现出明显的共同性，比如说“东南亚一半以上的人口都讲关系密切的南岛语系”。他们的特色饮食都是“以鱼米为主，肉和奶制品为辅”，而建筑材料也一般都是“木材、棕榈和竹子”。如果说这都是共同的自然环境的影响，那么，使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还不能忽略它的社会文化特质，最核心的特质“包括神灵或使生物焕发生机的‘灵魂’等概念，女性在世袭、仪式、贸易和农业生产中的主导作用，以及以债务来确定社会责任这一做法的重要性等等”。

接下来，作者对东南亚地区展开了丰富的世间民俗画似的描绘，并且极尽刻画之能事。一些细致胜于民族志的描述让读者深刻领会东南亚物质和生活架构的鲜明特色。对食物的追求或者与等级有关，或者充满了神圣性。比如说富人要爱吃稻米，“依赖其他主食就会被人瞧不起”；尽管知道用镰刀收割稻米会更有效率，但是手指刀在东南亚很多地区仍然流行，理由是“为了更加尊重女稻神”。东南亚人很少吃肉，只要一吃肉，“就像一场集体盛宴”，而皇室招待贵宾的盛宴中通常伴随着大量的肉类浪费，这“既是皇室伟大的展示，也是族群内部有限的肉食的一种分配方式”。

东南亚的居民在住房结构上存在着很多共同特征，因为面临季风暴雨，房屋屋顶必须陡峭；建筑样式都为高脚屋，即地面与房屋之间以坚固牢靠的柱子连接。即使这么简单的建筑，也都看出等级。尽管建筑材料一致，但是贵族和王室的房屋要比周围平民的房屋高出很多。在材料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宗教建筑。寺院和坟墓大都是砖石结构，并且金碧辉煌，通常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宗教建筑的坚固让信徒感受到神圣力量的永恒与不朽。作者同时也强调，贸易时代的来临冲淡了君主的专制力量，君主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组织金钱与劳动力大兴土木，“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摧毁了这种专制制度，从而使南部的伊斯兰教与北部的上座部佛教改弦更张”。

东南亚人对自己身体的修饰极为讲究，女性男性，贵族平民，概莫例外。在牙齿、耳朵、纹身、发型、穿着等各方面，东南亚人都会尽心修饰，或为迎接仪式，或为彰显等级，或为宗教信仰，或者，仅仅为了美观。

在看待五金工艺者的问题上，作者的观点新颖独到。他认为“五金工艺是通往权力大门的钥匙”。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志材料来看，手工艺人地位很低，或者处在正常的秩序之外的位置，人们通常对他们敬而远之。在西藏，铁匠被称为“黑骨头”，意思是血和骨头都是黑色的，谁要是和他们说上一句话，喝他们一口水，都会倒霉。如果铁匠的影子映在谁的身上，就要倒一辈子霉。在太平洋东岸的南美洲广大区域的印第安部落中，手工艺者比如说铁匠、制陶女也是被隔离的。然而瑞德告诉我们，东南亚的五金工匠“社会地位相对低下，但他们也有神圣的一面”。上缅甸最强大的家庭守护神“纳特”（nat）便是由一位力大无穷的铁匠被一位嫉妒成性的国王杀害后变成的精灵。铁匠一律是男性，其技术都是从家族和村社继承而来。“五金师傅”一词，在爪哇和巴厘语里称为“潘德”（pande）,在马来语里称为“潘戴”（pandai）,在布吉斯语里称为“潘惹”（panre），最后演变成指在工艺或科学方面造诣高深的专业人士。在东南亚尤为突出的是，五金手工艺者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都会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例如书中引述“苏拉威西的布吉斯人国家波尼的第二任国王，其称号为‘佩塔潘惹贝希’（peita panre bessi）,意即‘我们的铁匠君主’”。作者将这些民族志材料进行整合，对研究等级主义中的看似僵化而实则等级之间互为补充（比如杜蒙的《阶序人》及对其研究的质疑）这个关键问题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旅行家、殖民帝国建造者和民族学家一直困惑于东南亚地区等级森严的社会组织与表面松散的政治结构的珠联璧合，作者通过对该地区的整体性研究，找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组织“最基本的模式是各个继嗣集团之间为了获取权力而对依附人所进行的永无休止的争夺。在这个世界里，土地辽阔、房屋简陋、财产没有保障，而权力和财富就主要体现在依附人的数量上”。人口的数量多寡成为权力与财富的表征，这就不难理解作者在文中所描述的东南亚人的居处模式、继嗣原则、婚姻家庭制度、女性角色、甚至是战争性质都与这些概念的通常意义更容易变通。平民对君王的依附和崇拜也造成了东南亚人的节庆和娱乐成为了一种“工作”，节庆和娱乐都是为君王服务，东南亚热衷于斗鸡、划船、虎象相争等具有赌博竞技色彩的游戏，其实质却在于如格尔茨所言只是在模仿和凸显君王所代表的“典范中心”。

1450——1680年，巨变：贸易时代

如果说第一卷作者为我们展现的是东南亚如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到了第二卷，作者就把我们带入了东南亚似大漠黄沙的金戈铁马，而这两幅画面竟然同处于一个时代：1450年到1680年的贸易时代。作者告诉我们，两幅画面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如果本书第一卷探讨的是历史深层结构的暗流，那么本卷描述的就是这些暗流如何浮现到历史表层，创造出波澜迭起、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和军事事件”。从贸易时代的起始时间这个基本问题开始，作者就表现出对历史的真切洞察而非东方学的简单跟风。与西方早期的东南亚史研究不同，所有当时的学者都将西方与东南亚接触的1511年当作东南亚近代史的开端, 而瑞德则认为东南亚近代史的动力主要是来自明朝的商业发展，“我们必须界定东南亚“贸易时代”的起点的话，那么由宦官郑和率领船队在1405年首次下西洋就是最佳选择”，但是由于“史料的极度缺乏”，他将 1450 年作为东南亚近代史的起点，这才能“反映本书的实际内容”。

第二卷的内在结构是描述东南亚的经济从 15 至 17 世纪的转变, 然后研究经济作物的种植、香料出口、地区贸易及城市化的进程，以及这些因素对宗教传播，军事进步及政体变化所起的作用。简而言之，便是研究东南亚如何通过贸易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

这是属于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布罗代尔坚持认为，胡椒、丁香和肉豆蔻这些远程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直接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形成。而这些商品均产于东南亚。“马来商人说，上帝赐予帝汶檀香木，赐给班达肉豆蔻衣，赐给马鲁古丁香。除了这些地方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够获得这些商品”。此外，“在这一时期，东南亚的商人、君王、城市和国家，无论在源于本地还是流经该地区的贸易中都处于中心和主导地位”。以上两点揭示了东南亚在建构世界体系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具体说来，便是东南亚人以一个主人翁的姿态，通过商品交换与之外的世界产生关系：这个时候的交换形式是：“东南亚从印度进口棉布，从美洲和日本进口白银，从中国进口铜钱、丝绸、瓷器及其他制成品，而东南亚的输出品则包括胡椒、香料、香木、树脂、虫胶、玳瑁、珍珠、鹿皮，以及越南和柬埔寨出口的蔗糖”。

我们大可不必为此欢欣鼓舞，一个良好的开头并没有意味着优势的持续，东南亚贸易的趋势是：“1400前后，贸易突然起飞，在15世纪则出现间歇性增长，很可能在该世纪末叶增长幅度达到最大。1500年，该贸易聚急剧衰落，但在1530年势头转好。此后又开始增长，1570年左右增长速度加快，最后在1600——1630年达到高峰。在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获全胜，捷报连连，而对东南亚来说则是危机不断，屡战屡败”。

伴随着这个贸易趋势，东南亚的城市持续发展。港口贸易推动了一大批临海的港口城市出现，那些以劳动力和农产品为基础的旧式都市就衰落了。新兴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港口城市欣欣向荣，“即使保守的估计，在17世纪中期，大约有5%的东南亚人口居住在大城市中，这个比例要高于同时期的北欧”。港口城市应运贸易而生，但又要承担原来城市的功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所有城市在其市中心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宇宙秩序，但在这些城市的繁荣期蜂拥而来的杂乱无章的人流随时都有可能破坏这种秩序”。贸易的发展必然诞生商界精英，而在东南亚语言里，“权力和财富并非那么泾渭分明。财富只能通过权力来获得，而这种权力是指内在的力量以及与神灵世界的密切关系”。马来语的奥朗卡亚（orangkaya）正能表达这种既经济又政治甚至还有宗教意味的含糊不清的情形。它可以译作“富裕贵族”，也可以译作“商界精英”，贵族可以借助自己的身份获得利润，而原本不是贵族的商人可以通过自己雄厚的财力获得贵族的头衔。商人这个群体又要拥有权势，控制依附人，这样的话就对平民天然的主人——君王构成了威胁；君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时常不得不把对自己构成潜在威胁的商人收为己用。互相博弈之下，商人便获得一种若即若离的社会身份。这里面包括妇女。

“半数以上的东南亚人在贸易时代改信了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对于改宗的动机，作者给出了功能主义或者说实用主义的解释。他认为“如果没有求变的愿望，如果没有意识到现有信仰已经不适应正在变化的世界，贸易时代海岛地区许多东南亚人的精神世界也许不会发生那么深刻的变化”。他从“可携带性”、“和财富的关系”、“军事胜利”、“文字”、“熟记经文”、“治病”以及“可以预测的道德世界”这几个方面来分析许多原属精灵崇拜的东南亚人为什么改信了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同时，他也不忘提醒读者他们的改宗换教也经历了在“性道德”、“死亡与精灵”和“权力和王位”这些观念上激烈交锋的阵痛。佛教尽管在贸易时代之前就在斯里兰卡、缅甸等许多大陆地区的国家被确立为国教，但是，在这一时期，佛教却促成了大陆国家从地方政权向统一政权的转变。

贸易时代的财富积累使得一些君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支配财富、新宗教和新技术，也为东南亚的政治带来了巨大变化。贸易发展的阶段性不平衡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轮流做大，而君王自封为“万物的主人”的专制思想越来越束缚西方商人所称道的自由贸易的权利，也就是侵犯了他们所代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加上双方对外交事务的互不理解，比如说外交措辞的被误解，缅甸国王接见英国使臣的“鞋子事件”等等，东南亚与外面的国家以及地区内部经常爆发战争，甚至王国覆灭。“在贸易时代行将结束时，那些曾经孕育了专制主义的权力基础也已消失殆尽”。

反思与追寻：历史重演?

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长时段的视角下，贸易时代的东南亚“变化翻天覆地，大致朝着更加商业化、城市化、中央集权化，以及皈依注重道德说教的外来宗教的方向发展”。那个时代留给东南亚的遗产是它曾经是全球贸易中纵横驰骋的主角；其地方特产是长途贸易的主要商品；其地理位置使其深深地卷入了海洋贸易的大潮；其政治制度方面则对外来影响呈现出罕见的开放性。作者提醒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信仰和价值观的改变虽然发生在传统宗教领域，其深刻程度却并不逊于贸易时代。个人道德观的外来规范再次占据主导地位，魑魅魍魉的精灵世界则慢慢消失；日益扩张的国家再次与外来规范结盟——不仅指经文宗教，而且包括现代性、科学、卫生、发展和民族主义——将那些千姿百态的不同特性百川归海、为我所用”。这与贸易时代何其相似！而作者的态度是“东南亚又重踏旧路（又一次吉凶未卜）”。作者为我们重现了东南亚15世纪到17世纪辉煌的贸易时代，初衷并不是为了“粉饰贸易时代”，也不是要“将其末日描绘成败北或失败”，他最根本的苦心在于，今天的东南亚应该怎样从中吸取教训，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或许在这里，我们才最应该承认本书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