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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红墙绿瓦，金钉朱门，一对石狮分列大门两侧。进得院内，可见两座华表矗立在青苍的松墙旁。东有文源阁记石碑，西有北平图书馆记石碑（均为蔡元培撰文，钱玄同书写)遥相呼应，为整个庭院营造了一种典雅、幽静的氛围。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段时间，我常去文津街，常去北京图书馆。 因为，“文革”整整荒废了我十年的光阴。虽然赶上了恢复高考后的头班车，但毕业留校任教后，深感底蕴不足。于是，恶补阅读量就成了我的当务之急。而且，谨记恩师张寿康先生等前辈学者的教诲，仿照他们的传统做法，边阅读、边做笔记，具体而言，就是把重要的内容与随时的感悟，及时地写在一张张的卡片上，然后分门别类，装在一个一个纸盒内。这样，日后查阅、使用起来就很方便。 任教第一年，学校要求我们坐班。没有课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内。从第二年起，可以不坐班了，我便经常地骑车去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因为当时我住在南池子，只要出北池子，转向西行，经过景山、北海，就可抵达北图，还是比较近便的。往往是，上午去，下午归，中间带个面包充饥。 在阅览室，能经常碰到“熟人”。不是真认识，而是因为他们也是这里的“常客”。于是，一回生，二回熟，再见面时就会隔着几排桌椅点个头、笑一笑，至多挥下手，算是打过招呼了。毕竟，这里要求安静，安静得大家连翻书页时都小心翼翼，惟恐惊扰了别人。 偶尔，看书累了，我会直一直腰，借此功夫，环顾一下周围。甚或，会在心中不着边际地猜想那些年龄不一的“常客”都是什么身份：是准备报考研究生，还是在钻研某个课题？不得而知。赶上中午，在图书馆的走廊里，喝一口水，啃几下面包时，“熟人”间也会随便地聊上几句。但一俟面包吃尽，便相继回阅览室各自去看各自的书了。所以，一年半载下来，居然叫不出对方的名字。 这样的“熟人”，可能会在某一天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同时，又会有一些新的“熟人”悄然出现。正是这些相继出现的“熟人”，默默地陪伴着我、鼓励着我，在书籍的海洋中潜入又浮出。 如今，白石桥是个地名。看似不起眼，却很有来历。其得名，乃是源自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在此建造的小白石桥，距今竟有七八百年了。新馆占地7.24公顷，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其主楼为双塔形高楼，两侧有裙楼，取双重檐、大屋顶形式，上覆孔雀蓝琉璃瓦，墙体粘贴淡乳灰色瓷砖，楼前石阶为花岗岩、饰以汉白玉的栏杆。就建筑风格而言，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其恢宏与壮观，足以充当国家级图书馆的载体。内有地上书库19层，地下书库3层，书库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设计藏书能力达2000万册。就其规模而言，在世界范围也是数得着的大馆 较之文津街，白石桥的新馆不仅大，而且还有其他的方便。那就是，在新馆南区的一楼东南角设有饮食部。如此一来，中午充饥就可以有多种选择了。 1987年，北京图书馆新馆在北京西郊的白石桥落成。之后的几年里，我的住所也先后搬到了宣武门、广安门一带。于是，我再去北图，就直奔白石桥新馆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我的一部书稿基本成型。在出版前的终校时，为了核对书中引用的几段文字的出处，我又去了北图。还算顺利，下午三两点钟，就核对完毕。心情高兴，便去了南侧的紫竹院公园。
如今，我已退休，每每从新老北图（国图）的馆舍前经过，都会勾起我许许多多的回忆。这种回忆点滴零碎、不成系统，但却难忘。因为，它与“文革”之后、八九十年代努力奋进的时代氛围相契合；因为，从文津街到白石桥，几乎涵盖了我自北大荒返城后从事大学教育的全部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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