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尚小明 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宋教仁被刺后，捕房从嫌犯应夔丞家中搜出多份函电文件，其中有一件很奇特，这就是号称“京江第一法庭”的所谓“特别法庭”公布的一件油印品，题为“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以下简称“宣告文”）。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徳闳于1913年4月26日通电宣布宋案证据时，曾提到过该项油印品，《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也将该“宣告文”列为第47件证据，全文公布。 然而，百余年来，却没一名宋案研究者认真研读过该“宣告文”，而宋案的一些重要秘密，其实就隐藏在其中。 神秘“宣告文”离奇面世 宋教仁于1913年3月20晚遇刺后，按常理，嫌犯应夔丞应当偃旗息鼓，静观事态变化，谁料他却有一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就是在3月23日向国务总理赵秉钧寄出一函，说他发现一种监督政党政府之裁判机关所发油印品，因事关大局，特将它寄给国务院。油印品题名“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节引如下： ……今查有宋敎仁，莠言乱政，图窃权位；梁启超，利禄熏心，罔知廉耻；孙中山，纯盗虚声，欺世误国；袁世凯，独揽大权，有违约法；黎元洪，群小用事，擅作威福；张季直，破坏盐纲，植党营私；赵秉钧，不知政本，放弃责任；黄克强，大言惑世，屡悮大局。其余汪荣宝、李烈钧、朱介人辈，均为民国之神奸巨蠧，内则动摇邦本，贼害同胞，外则激起外交，几肇瓜分。若不加惩创，恐祸乱立至。兹特于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时四十分钟，将宋敎仁一名，按照特别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开审判，由陪审员薛圣渡君等九员一致赞同，请求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君判决死刑，先行即时执行。所有罪状，当另行罗列宣布，分登各报，俾中外咸知，以为同一之宋敎仁儆。以上开列各人，倘各自悛悔，化除私见，共谋国是，而奠民生，则法庭必赦其已往，不事株求。 “宣告文”寄出后仅仅过了半日，应夔丞就于3月24日凌晨在英租界被抓获。3月25日上午10时，国务院接到了应夔丞来函及所寄印刷品，旋于3月26日致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转发了来函及印刷品。 被刺杀的宋教仁 没想到捕房搜查应宅时，发现还有42件相同的印刷品，已经装入信封封好，贴有邮票，正待寄往各处报馆，封皮下署“京江第一法庭缄”七字。 真相至此大白，原来应夔丞寄往国务院的印刷品，正是他自造的。 一般人印象中，应夔丞不过是上海及江浙一带的帮会头目，没有什么文化素养，但实际上，应夔丞自幼肄业上海梅溪书院，后又补送龙门书院，因此具有一定文才，这从该件印刷品也可以看得出来。由于该“宣告文”出现于宋教仁被刺身亡之后，时人对应夔丞寄出该“宣告文”的用意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这是“故为惑人之计”，“欲盖弥彰”。但也有人认为，“此项印刷品无非应犯淆惑人心之作用，且发生于宋案后，无可资研究之价值也”。 然而，仔细研读该“宣告文”，可以发现，其中实际上暗藏多个玄机。 “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就是应夔丞 应夔丞被捕后，不论是在租界会审公廨预审过程中，还是在租界当局将其移交给中方以后的审讯过程中，始终不承认自己杀宋，不承认枪手武士英为他所雇。虽然从他家中所获函电文件明确证明他与洪述祖策划了杀宋，并且从他家中搜出五响手枪一把，尚存子弹两枚，恰与武士英在沪宁火车站刺宋时放去三枚后尚存两枚相吻合，但缺少应夔丞的亲供，毕竟是一个缺憾。 其实，他向国务院寄出的“宣告文”，恰恰隐含了他杀宋的事实。 暴露这一玄机的，是该“宣告文”中所谓判决宋教仁死刑的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特别法庭“陪审员薛圣渡”，另一个是“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 宋教仁（1882－1913） 按常理，应夔丞制造该项油印品的目的既然是为了淆乱观听，那么这两个关键人名就应当是虚构的，一般探究宋案者看到这两个名字，也都会把它看成虚构的名字而毫不措意。然而，应夔丞在写出这两个名字时，却不是凭空捏造。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共进会档案中，有两份十分重要的档案，是应夔丞1912年底在北京时为求“论功行赏”而写的自述底稿，其中一份开头对其家世有如下介绍： 籍贯浙江鄞县人。……祖父圣渡，妣崔氏；父忠才，母叶氏；兄弟无。 由此可知，“薛圣渡”之”“圣渡”，其实是应夔丞祖父之名。至于“薛”则是因应夔丞妻姓薛名瑞真。“薛圣渡”实际上是由应夔丞妻姓与应夔丞祖父之名组合而成。至于“叶义衡”之“叶”，是应夔丞母亲的姓氏，“义衡”是应夔丞早年用过的名字。可知，“叶义衡”实际上是由应夔丞母姓与应夔丞早年所用名组合而成。 应夔丞的祖父应圣渡声名不彰，应夔丞用义衡之名则远在光绪中期，其母叶氏和其妻薛氏亦鲜为人知，除了应夔丞及其家人外，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内幕。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该“宣告文”的确出自应夔丞之手。根据“宣告文”，正是“薛圣渡”和“叶义衡”对宋教仁判处并执行了死刑，因此，该“宣告文”毫无疑问是应夔丞杀宋的铁证，只可惜当时人研究宋案证据时并未看出其中玄机，后来研究者更对该“宣告文”不予理会。 需要说明的是，应夔丞的父亲应文森（即应文生），又名应忠才，是一名石匠，刺宋案发生时尚在人世。由于应文森及其子应夔丞曾多次在上海租界牵涉讼案，《申报》有不少关于父子二人的报道，从光绪时期到民国初年，应文森的名字（包括几个别名）在《申报》出现过300余次。在上海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陈其美、于右任曾在应夔丞家住过，也认识应文森。可能由于这些原因，应夔丞为了防止刺宋案万一泄露，将其父牵连进去，因而在构造所谓“特别法庭”陪审员名字时，并没有采用其父之名，而是采用了其祖之名。 孙中山与黄兴的激烈反应 “宣告文”暗示杀宋主谋来自北京 杀宋之意最初起自何人？案发当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起自应夔丞，根据是，宋教仁被刺前7天，即1913年3月13日，应夔丞曾在给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信中，写过如下几句话： 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虽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产摒挡，足可挪拢二十余万，以之全力注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 信中“若不去宀木”即“若不去宋”。正是根据这四个字，袁世凯、赵秉钧得出了杀宋造意于应夔丞，与中央政府无涉，应夔丞才是暗杀主谋的结论。袁世凯于4月28日所发“勘电”中特别写道：“自三月十三日应致洪函有‘若不去宋’云云，寓有造意谋害之点，嗣后各函电相承一气，确与宋案有关，是主谋暗杀者已可概见。” 袁世凯（1859—1916） 赵秉钧也于同日所发“勘电”中云：“即以该函中‘若不去宋’一语而论，系属反挑之笔，尤见去宋之动机起于应之自动，而非别有主动之人。文理解释，皎然明白，此证明中央政府于宋案无涉者也。” 国民党方面认同杀宋起意于应夔丞，但把“若不去宋”解释为“应以除宋之说歆动中央之证据”，认为谋杀“动机虽起于应，而必政府承诺之、允许之，然后始能演成此种事实也。”这样一来，袁、赵就仍然被解释成幕后主使，只是这种解释推测成分很大，并非实有证据。后来研究者也都无一例外，根据“若不去宋”四字，将应夔丞视为造意杀宋之人。 赵秉钧（1859—1914） 然而，从“宣告文”可以看出，不论袁世凯、赵秉钧、国民党人，还是后来研究者，都犯了错误。因为在“三月初九日”，“陪审员薛圣渡”，“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等，就已经将宋教仁“判决死刑”了，比3月13日“若不去宋”一函发出还早4天。而且，“叶义衡”（即应夔丞）自称为“特别法庭”之“代理主席、副法官”，这就说明决定杀宋者另有其人，即有所谓“正主席、正法官”在。 联系应夔丞曾在准备寄往各报馆的装有“宣告文”的信封上写下“京江第一法庭缄”这一信息，可知应夔丞所谓判决宋教仁死刑的“特别法庭”或“神圣裁判机关”，就是“京江第一法庭”。这个名字当然也是虚构的，但却非凭空捏造，实际上暗示杀宋是由“北京”决定的，“京江”之“京”即指“北京”，“江”则指“江苏”，也就是应夔丞，时任“江苏驻沪巡查长”。 那么，“北京”具体又指谁呢？ 检阅从应宅所获函电文件，我们看到3月6日洪述祖曾给应夔丞发过一信，其中写道： 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件，并如何决议办法（此刻近于无征不信），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钞本亦未到，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是）。或有激烈之举（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方可乘机下手也。……观川启。三月六日。 洪述祖（1855－1919） 信中“除邓”之“邓”，《民立报》认为“必为《中华民报》邓家彦君”，以激烈反袁著称。“印件”指所谓“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从2月2日起，洪述祖一直在催促应夔丞提供这些材料，以毁损“孙黄宋”等国民党领袖声誉。 在3月6日函中，洪述祖以“除邓”为例，告诉应夔丞应当如何去做，才能向中央顺利索得款项，并指示应夔丞除毁损宋教仁等人声誉外对付宋教仁的另一办法，即当宋有像“邓”那样的“激烈之举”（指语言文字之激烈）时，“可乘机下手”。 由“在《民强》登其死耗”可知“除邓”就是要“杀邓”，那么以“除邓”为例要应夔丞对宋教仁“乘机下手”，也就是要“杀宋”。造意杀宋之人至此浮出水面，就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也就是应夔丞在“宣告文”中未写出的“正主席、正法官”。 洪述祖在3月6日信中指示应夔丞可以乘机对宋教仁下手后，“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等随即在3月9日决定对宋教仁“判决死刑”。而后，洪述祖又于3月13日下午致电应夔丞云：“燬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以“酬勋位”嗾使应夔丞“燬宋”。前引应夔丞3月13日“若不去宋”一函，就是对此电的回复。其中“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是对“燬宋酬勋位”的直接回应，“复命有日”之“复命”是指复洪述祖3月6日来函中“乘机下手”之命，及3月13日来电中“燬宋”之命。 而“若不去宋”云云，则是肯定表述，意为“定要去宋，否则……”，是对洪述祖下令“燬宋”的积极回应。应夔丞之所以要以这种口吻回复，是因洪述祖在3月6日函中，实际上向应夔丞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办法，要么取得“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材料，要么乘机对宋下手。由于应夔丞无法取得提票，因此他特别强调了后者，以坚洪述祖杀宋之心。7天后，宋教仁在沪宁火车站遭到应夔丞所雇武士英的枪击，两天后因伤重不治身亡。 上海闸北公园里的宋教仁墓 “宣告文”隐含陷害陈其美杀宋之意 如果说应夔丞在准备寄出“宣告文”的信封上写下“京江第一法庭缄”七字，无意中泄露了杀宋主谋来自北京这个秘密的话，“宣告文”内容隐寓陈其美主谋杀宋，就是有意陷害了。或许应夔丞正是想以此种手法来混淆观听、嫁祸于人。 之所以说“宣告文”隐寓陈其美主谋杀宋之意，是因为应夔丞在“宣告文”中把包括袁世凯、赵秉钧、孙中山、黄兴、梁启超等在内的各党各派众多重要人物都列入了欲加“惩创”的名单之中，却偏偏未将刺宋案发生地上海的前任长官沪军都督陈其美，和现任长官江苏都督程德全列入。这样做就是要引导人们将刺宋幕后主使指向陈其美和程德全，尤其是指向陈其美，以此来达到淆乱视听、嫁祸于人的目的。 陈其美（1878－1916） 对于应夔丞刺杀宋教仁，时人曾有一种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因“宋组国民党，不收共进会而弃之”。今人也认为，宋教仁之所以被刺，帮会与国民党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是重要原因。这些说法看似有理，实则与事实有一定距离。确实，从应夔丞在会审公廨接受预审时与其律师爱理斯的对话，可以明显看出其对同盟会及国民党不满： 爱问：“汝自己有会否？” 应答：“有。” 爱问：“何会？” 应答：“共进会。” 爱问：“为何设此会？” 应答：“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置之脑后。” 爱问：青红帮是何宗旨？ 应答：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 爱问：青红帮系何种人组织？ 应答：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 爱问：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汝要设共进会？ 应答：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 然而，真正可以阻止国民党吸收青红帮或共进会的，并非宋教仁，而是属于帮会中人、并且曾为应夔丞上司的陈其美。事实上，应夔丞与宋教仁并无宿怨，他怨恨的主要对象其实是陈其美。上述对话中应夔丞所云“前清时共图革命”，很明显是指其赞助陈其美等革命经费，以及鼎革时率党徒参与攻打上海制造局。应夔丞所云国民党（或同盟会）“只顾自己做官”，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置之脑后”，也是指陈其美。 陈其美虽然与应夔丞都是帮会中人，但二人迥然不同，陈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政治主张，而“应之为人，毫无宗旨，更无政治思想、种族思想，其唯一之目的，金钱而已。满清予以金钱，彼即捕革命党；民军予以金钱，彼即攻制造局。无所谓同盟会，更无所谓陈英士（即陈其美）之心腹也。”国民党1912年8月成立时，是否吸收共进会，陈其美的意见至关重要，但他显然没有积极促成其事。应夔丞之怨恨，由此而生。这就是他为何在刺杀宋教仁后，不顾暴露危险，寄出所谓“宣告文”，暗将幕后主使引向陈其美，从而达到嫁祸于陈的目的。 应夔丞的陷害阴谋果然产生了效果。梁启超在看到“宣告文”后，仔细研究了应夔丞所列欲加“惩创”人员名单，不但注意到自己排在已被暗杀的宋教仁之后，为“第二候补者”，而且得出了一个十分肯定的结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梁启超或许以为他看出了名单背后的秘密，但实际上他已不知不觉入了应夔丞彀中。
梁启超（1873-1929） 应夔丞制造并寄出“宣告文”时，不会想到他很快就会被捕房抓获。由应夔丞的举动可以看出，其人胆大、阴险，又自以为聪明。他想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来达到既掩饰杀宋罪行，又嫁祸于人的目的，却不料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他留下的这篇“宣告文”，泄露了“刺宋案”的诸多秘密，因此，该“宣告文”不啻为应夔丞与洪述祖合谋杀宋的绝妙“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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