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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医医学的误区 ——2006年9月在瓯海区老年大的报告 尽管现代医学（即西医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具体和实践的操作，但在这操作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出背后的哲学。现代医学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它的方法，而在于它对世界的理解。现代医学的具体方法常常是默默地和毫无意识地建立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现代医学的失败，在于其本身的哲学，更准确地说是缺乏一个哲学。（引自《疾病的希望》4页） “开展学术评论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没有评论，没有讨论，没有批评，好的得不到鼓励，不好的鱼目混珠，错误得不到批评，学术创新的气氛就不易形成。”“科学评论为科学界在鉴别和协调对科学成果的评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确立科学研究严肃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保证。”（摘自宋健《要大力开展科学评论》） 我今天来讲的题目是《现代西医医学的三大误区》。在开讲之前，我得首先声明： 其一、我看问题的角度是中医的角度。人的思想都是有局限的，看问题有角度就会有偏差。因此，我今天所讲的只是个人的看法，不能说完全正确，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来。我一定尽量争取按照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最新的信息来解答和说明。 其二、科学中的争论，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摘自宋健《要大力开展科学评论》）所以大家觉得有不满意的地方，都可以提出争论，不要过分考虑是非得失。 现在大家有一点不舒服，就马上去医院。医院人满为患，看一次病得花半天时间。这样做对不对？其实只有做医生的才知道。因为做了医生后，才知道现在我们人类所掌握的医学知识还极其有限，不是什么病都能治。既然整个人类对医学知识的掌握还很有限，医生个人所知道的就更有限了。 最近，《读者》上有个笑话，说一人因眼胀、耳鸣去找医生，医生检查后说：“你的扁桃体肿大，切除了就会好。”于是，他就去切除了扁桃体。然而，眼胀、耳鸣照旧。他再去看医生。医生检查后又说：“你的牙周发炎，要拔掉牙齿就会好。”于是他又去拔掉几颗牙齿。可是，病还是没有好。有一次，他去做衬衫，裁缝师傅量了他的领口说：“16寸。”他觉得不对，就与裁缝师傅说：“我穿的衬衫领口，一向都是15寸的。你怎么说是16寸呢？”裁缝说：“那么你的头一定会觉得眼胀、耳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医生对某些症状的了解和对治疗的判断，还不如一般没有学过医学知识的人。因为，医生会受他的专业知识局限，视野被遮蔽，从局部来判断人的症状，作出判断是片面的。而人，是个整体，专科医生却都只从他自己所学到的那一部分知识来分析。 治疗有很强的个体性。病人只能给一个医生治病，一切决策，由这一个医生个人来决定。而这个医生，就会因他的知识和判断能力的局限，而不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求医、治疗、吃药，都是很不得已而为之的事。现在许多人对医疗趋之若鹜，排队等待，好像买紧俏货一样，就会事与愿违，求福得祸。有人不相信，以为保健、求医总是好的，却不知医与药是一把双面刃，不是维护健康，就必定要损害健康。 谁都没有想，人生了病，之所以会好，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人的生命有极强的自我康复能力。如果人没有了这种自我康复能力，就是西医所说的免疫功能缺陷。这样的人生了病，最高明的医生，最神奇的药物，都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一个人有那么一点点病，就去医院排队，实际就是对自己的康复能力不相信。吃药、打针、检查、做手术等等，有时候如果碰上一个不那么有道德的医生，给你说上几句吓唬的话，弄得你精神紧张好几天，都可能会损害你的康复能力。人是有意识的动物。意识是人的生命的指挥部。有许多疾病的形成、发展，或减轻，或消失，几乎都与病人的个人意识有关。 自前个世纪初，中国人迎来了西方文化，完全被它所迷惑，文化界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全盘西化就是全盘否定中国固有的文化，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单说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从理论到实践已经完全成熟的中医学，竟然失去了所有阵地而且日趋没落，这当然是说不过去的。谁也想不到把中医学挤出阵地的竟然是一种只有二百年历史的，从理论到实践，都还没有成熟的西医学。 回眸过去，西医原来的治疗方法，基本上都是错误的。许多躺在手术台上的生命，很多成了医学试验的牺牲品。然而，在学术界，只有西医批评中医，说中医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是不科学的文章，遍地皆是；没有一个杂志敢登载中医反驳西医的文章。社会上只有中医按西医的方法做研究的报导，没有西医按中医的理论进行实践的思考与研究。我国文化界这种自取灭亡的做法，却都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牌子。 我国的西医治疗方法，当然都是从西方传来的。但现在西方治发热的方法，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头三天，不予任何药物治疗，而是等着瞧。过去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地马上消炎、退热，已被废止。现在我国的西医却仍照用不误。 我们的中医可不一样，自古至今，一直使用各种辨证论治的方法治疗各种发热，疗效卓著。医院的西医看发热排长队，而中医门诊部前却冷冷清清。这种颠倒——好的没人要，差的满天飞，并不是人们所期望的。为了救治病人，中西医本来可以互补。中医治疗前驱期的发热，本就比西医的好，可是在非典时期，有发热的病人，本来应该先由中医治疗，却被规定一定要送到西医的发热门诊部去治疗。是非这样颠倒，究竟是谁的错？ 根据统计，解放初期我国有27万名中医师，过了半个世纪后，人口增加了好几倍，而中医师仍然还是27万——原地踏步。而在这半个世纪中，西医医师却增长了17倍。西医学是集体医学——从检验、诊断到治疗，需要好几个人来一起做；而中医学是个体医学，从诊断到治疗，都可以由一个人来完成。社会上的医疗管理，却都是按西医的方法进行的。这样的管理，不把中医管死了才怪呢！ 世界卫生组织的《迎接21世纪挑战》报告中指出：“21世纪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该以人类的健康作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这话的意思是说，医学研究应以维护病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它的主导方向。如果医学没有关系到人的生命，错了方向没关系。医学研究是为了治疗，治疗是为了挽救生命。现代社会以人为本，也就是以个体生命为本。对任何个人来说，生命是唯一的、最贵重的，保护生命是最重要的。可是现在的这种医疗状态，能保卫生命吗？ 医学研究和治疗手段，从过去到现在，不管是中医、西医，都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长足的进步。如果说，医学的规律研究像个大海洋。现在我可以下断言：人类所掌握的，还只有极小一部分。只要认真翻阅现代医学书籍，就可以发现，关于生命的定义，亦即生命是什么，没有一本书上有相应的解释。医学的目的是拯救生命，现在为什么连个生命的定义也没有？医生要运用他的治疗手段救助生命，而生命是什么却不知道，这不是笑话吗？ 医生以他的医学知识治病，首先必须理解，要治好疾病，重点在于依靠、运用和调动病人的自我康复能力，防止治疗方法或药物损害这种能力。但我们的医疗方法，往往导致药物滥用，或完整的肢体被阉割。病人不仅没有得到帮助，反而受到损害。医生帮倒忙的事层出不穷，无数生命成为“科学实验”和药物的牺牲品，这是最不应该的。 尽管，中医医学也有它的不足，西医医学确有它的长处，尤其是外科手术方面，例如断肢接续，断指再植……科技向微观世界不断跃进，西医学的检验技术突飞猛进，生物科学进入到基因领域，微观到家了。能够认识的疾病越来越多，治疗的方法却没有多大进展。例如乙肝、丙肝、丁肝、戊肝……病毒都可以检测得到，治疗却毫无办法。曾经被寄予极大希望的基因治疗，现在又被悬空挂了起来，因为生物科学家们重又发现，因疾病而发生改变的基因，不是一种二种，有的竟达数百种之多，如何置换成了问题。 医学实践是为维护生命的存在，不是为促进死亡。医学的实践走向医学目的的反面，许多人的生命是因为方向出错而被送上了死亡之路。误区究竟在哪里？ 第一：以解剖学为基点的始点误区 ——在没有了生命的躯体上，能研究出疾病对生命造成的威胁吗？ 医学，是研究疾病和护卫生命的科学。学医伊始，就应该让学生明白如何认识生命与疾病的关系，而不应该拿解剖尸体当入门的基础。学生不能够从没有了生命的尸体上，认识和了解因生命的活动而产生的疾病。学来解剖学做医生的，只能够成为一个外科技工，不可能成为一个拯救生命的医生。只能从事于解决因躯体的损害，影响生命痛苦或存在的医疗技术操作；把解剖尸体作为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础，很容易造成误导。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世纪末，西方产生了所谓的自身中毒论。“这个理论假定：肠停滞造成肠内容物腐败，产生毒素，并吸收毒素，导致人体慢性中毒。在结肠内细菌酶分解的各种产物，都是一些毒素。在1903年，自身中毒和内脏下垂两个概念被莱恩爵士（1856~1943）接受，并系统地阐述。他是当时最著名、最熟练、最有独创性的外科医师……这些理论和概念，造成几千人做了七种类型的手术，只有少数人暂时得益。很多人病情更加恶化；有些人死亡。这些手术包括：结肠切除术和半结肠切除术；盲肠结肠固定术；胃固定术；子宫固定术；慢性阑尾炎的阑尾切除术。”①自身中毒论使一些人认为身上有一些无用的器官，它们带着细菌或毒素，祸害人的生命，所以，一些医生认为只要通过外科手术把它们切除，我们就可以消灭疾病的困扰。这种医学思想以及其理论，都是外科医生假设的。它的理论，理所当然地来自于解剖学，就是假设躯体某一部位出了问题，或被感染，因而产生了疾病。 因此，本文再提出一个概念——躯体医学。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外科医学只是一种躯体医学，不是生命医学。外科医生利用解剖学所提供的是没有生命的尸体，从中探索或理解生命产生疾病的原因和治疗方法，可以说不是好办法。当然，它对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如战争）而造成的肢体损害，是有用处的。医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生命解除疾病的威胁。而解剖学使人认识的是个没有生命的躯体。以没有生命的躯体的分解，来解释生命所产生的疾病现象，不仅达不到目的，相反地，它还会造成一种误导，就是会认为疾病必然存在于躯体的某个部位——病灶，而且，还会以为只要去掉病灶，就能愈病。这种想法，就使得西方医学进入了把躯体当做生命的误区。 尽管，躯体是生命存在的必需，但我们无法通过它来认识许许多多因生命的活动而产生的疾病现象；也根本无法从其中看出或找到生命为什么离开躯体的真正原因。因此，以躯体作为寻找疾病迫使生命结束的原因，几等于水中捞月、缘木求鱼，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学习医学知识的学生，从什么开始学习，取向问题很重要。取向错了，就可能误人一辈子。学医以解剖学作为始点，是方向性的错误。许多学西医的，进入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关，头脑里装满机械论的思维，缺乏哲学的思辨能力，这才导致我国中医日渐式微的现象。 曾有一个时期，许多病死者想在自己死后能为医学做出贡献，嘱以其遗体供给解剖，希望能从他们的身体里查到死亡的原因，使以后的医学能救治更多的人。这个事实说明人们的思想认识里有个误区。好象没有人想过，生命与躯体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疾病迫使生命离开，余下的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躯体，人们怎么可能通过它来认识已经消失了的疾病与生命呢？死亡就是生命信息运行的终止。在一个没有生命的躯体里，解剖分析是很难查出生命信息为什么要终止运行的。 如果恰好此躯体上检到了癌肿，解剖者便会误判癌肿是致死的原因。这种判断方法，有似《十五贯》中的过于执。解剖虽然发现了癌肿块，但是否就可以判断由于这个肿块导致死亡的呢？照理说这个结论难下。然而我们过去的医学家，都是贸然下判断的。于是，癌恐怖便被制造出来了。接着，他们便认为只有通过切除患癌的部位，才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许多癌症患者便被送上了手术台，癌扩散被人为地制造出来，死亡率提高了。究其实，许多人虽然身上有癌，但其死亡的原因不一定就是这癌肿。现在西方医学界已经知道了这个大弊病，才竭力倡导与癌共存。 而且，他们还创造了一个“存活期”的概念。一般来说，原发性肝癌，被认为只能再生存三个月。患者被做了手术后，能继续存活达三个月以上的，都应该说是他们救治的成绩了。其实，“存活期”这个概念，是以首先确定病人的死亡日期为基准的，否则，那能有这个说法呢？《不治而愈》②中记载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克里斯汀的故事。她患了白血病，医院用放射、化疗等方法治疗无效，血象显示已毫无希望。最后医生宣布她只能活半个月了。可是，她却不放弃希望。后来，她请了一个信仰术士来为她祝福。一周后，血象检查有些改善，几个月后，其病竟然痊愈。她身上原来已经被治疗药物所破坏的生殖系统，也完全恢复正常，还生了四个孩子。这说明谁都不能预计一个活着的生命，会在什么时候死亡。“就现今的科学技术和测量仪器，并没有任何一种可以确定人类死期的方法。所以，任意告诉病人的死期是一种毫无科学根据、危言耸听的谎言。胡乱猜测只会增加病者的心理负担，是一种毫不负责任、雪上加霜的做法。”③ 生命会在最衰弱的时候，在面临死亡之前，不断地为它的生存而不懈地努力，时时为它的活着而竭其所能。曾经有许多被宣布为必死的病人，都出人意外地、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而令做过死亡判断的医生瞠目结舌。有的病人在甚至是癌症后期，奄奄一息的时候，竟然发现癌症突然消失，不药自愈。生命所创造的无数奇迹，都是现代西医学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所以，给某种病灶，判断为必死是医学的失误。其原因，乃是西医医学理论中无视人体生命的强大的自我康复能力，而造成这种无法解释的尴尬。 我们的时代有如此多的人患癌，又如此热衷于抗癌，却如此没有成效，这绝非偶然。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曾投资十个亿实现登月计划，又以十个亿实现攻克癌症。登月计划按期实现了，攻克癌症却打了个水漂。为什么？癌症是对生命的威胁。而现在我们对生命线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怎么能研究癌症呢？现在我们提倡与癌共存，正说明过去使用的各种治疗手段的失误。美国癌研究者哈定··B·琼斯的调查表明，未经治疗的癌症患者其生存希望看来要比经过治疗的患者要大！④ 倡导“与癌共存”，就说明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化。过去癌症既然已被认为是必死之症，病人只有通过癌体切除，才能获得少许生存的希望。然而，有多少人确实是因手术而活下来的？谁也不知道。因为，现在我们发现，许多不做手术者比做了手术的，不仅活得更长久，而且活得要舒服得多。1987年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孙万鹏，年仅47岁，被确诊为晚期肝癌，医院要求他住院手术治疗，他没有答应。因为他的父母均在1985年患肝癌，双双住院，不久便亡故。1986年，他的大妹妹患肝癌住院，亦没活多久。所以，他认为住院救治，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但是，他却有满腹的灰学理论需要写出来。于是，他把家庭当病床，与死神争时间。每当肝痛发作，便嚼一枚辣椒止痛。其时，满口辛辣，一身大汗，竟然真的止住了痛，他便继续写作。（辣椒能不能止肝癌之痛，我认为是因人而异的。孙先生是温州人，平时不耐辣味，如果他是湖南、四川人，也许就不能止痛了。）他妻子经常给他购一些胶股兰之类的抗癌中草药服用。他每年出书一册，至1994年，去医院检查，肝癌不见了。（是否是这些中草药或辣椒治愈了他的肝癌，当然得存疑）孙先生在其一生中，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战胜肝癌；二是成为我国灰学理论的创始人。2006年，我承担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课题结题，请他担任专家鉴定组成员，他已经68岁了，身体十分健康。 一位姓杨的山友（一起在山上晨练的朋友称为山友）告诉我，她母亲于上世纪60年代住院，医生诊为肝癌。但为了更加明确，要求家属同意其做肝穿刺。然而她认为，肝穿刺会给病人增加痛苦，医生既已认为诊断明确，那就给开药吧。岂知医生说，肝癌无药。做肝穿刺只是寄希望于万一，即诊断错误，病人还有活的希望。她想：如果医生诊断正确，做了肝穿刺，只能增加母亲的痛苦，也没有活的希望；如果不是，不仅白受痛苦，反而受到创伤，没有任何好处。何必？她拒绝了医生的要求。出院后，听人说母亲之病，其症状可以用海带调冰糖治疗。于是她每天给她按法服用，后来她母亲90多岁才亡故，再活了30年。而另一个与她母亲同时住在一个病房的妇女，40多岁，同样被诊为肝癌。她同意做肝穿刺，切片做病理检验，确诊为肝癌，三个月后癌扩散死亡。 两个病例，带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了证明医生的诊断是否准确，让病人做肝穿刺，冒扩散的危险，这种做法对吗？现在的西医许多诊断方法，对病人的病名，只有判断价值，毫无治疗作用的创伤性的检查方法，仍在大量使用着。这些检查手段，实质是在伤害病人，促使疾病的恶化，不仅起不到延长生命的作用，反而会加快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医生罢工，死亡率降低的真正原因。因此，西医医学本身就应该进行认真的反思，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方向的问题——医学研究与教学的始点出了毛病。 躯体只是生命所寄存的物质性的躯壳。如果拿电脑来作比方，躯体相当于电脑的硬件；生命相当于操作系统；疾病的产生，相当于操作系统中的病毒活动导致操作系统的毛病。这就是说，电脑硬件只是操作系统的物质依附，不能等同于操作系统。电脑失灵或死机，不一定是它的硬件（躯体）出毛病，大多数是它的操作系统（生命）的问题。如果，因病毒使电脑死机，修复者单在硬件上打主意，能使它恢复运行吗？ 疾病赶走了生命，留下了躯体，医学家却认为可以从躯体里认识并找到疾病赶走生命的道理。这岂不是误导人们以躯体为生命吗？这一误导给后来的外科医生带来多少错误的理论与实践？其余毒至今仍在流行。医生罢工，死亡率降低的原因中，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手术减少了60%。原来一部分人本不应做手术的，却被做了手术而导致死亡。为什么？因为，生命对付疾病已经需要做出精力，而今又增加了无端的手术负担，就可能不胜其负。疾病威胁生命，是多原因、多靶点的。某些手术，不仅无助于恢复健康，反而会使患者因肢体的损害，导致信息运行中断而加速死亡。 第二误区：与微生物对抗的抗菌治疗 ——以损害人体自身的菌落平衡，作为治疗疾病的方法，只能是怪症丛生 现在去医院看病，不管是疼痛或发热，呕吐或泄泻，医生基本上是一个口径：炎症！炎症的意思是说身体的某一部分受到了某种微生物的感染，医生的治疗就输液消炎。药物基本上都是采用抗生素。然而，“曾一度被誉为最有效的抗菌药物青霉素，是压制疗法医生所喜爱使用的抗菌素，往往能引起严重的药物过敏反应，症状包括有皮疹、腹泻及过敏性休克或死亡。”“青霉素与其他抗生素中毒所引起的症状有：白细胞数目下降、恶心、呕吐、腹泻、消化功能衰退而导致体重减轻、对感染的抵抗力衰退、皮疹、顽固性或长期不退的发烧和发冷、虚脱、神经系统疾病等。所有爱滋病相同。爱滋病的英文名为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而其实际译名是：‘后天免疫力缺陷综合征’。虽然爱滋病的病因是由于HIV病毒感染所致，但在两者相比之下，抗菌素中毒所引致的免疫功能衰退之破坏与爱滋病病毒无异。许多在医院中久治不愈的发烧病案，实际上与长期服用抗菌素而导致药物中毒有直接关系。”⑤ 长期使用抗生素为什么会产生‘后天免疫力缺陷综合征’？因为人们自己摧毁了自己天赋的免疫力。原因何在？现代微观生物学研究的结论是，人体本身就拥有和依靠各种各样的微生物的活动和平衡分布，才能保持健康。也可以这么说，免疫功能的健全，取决于人体中的微生物的生态平衡，一旦平衡失调，人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怪病。所以，人体体内微生物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前提。而不管那种抗生素，都会破坏人体中的微生物平衡，多服、久服，都会出大问题的。从物质层面上来看，人的躯体，也是微生物的一个小天地。这些微生物既已与人组成了一个共同的生命，就有着一个强大的信息系统，维护自己共同生命的健康。可见，体内微生物的平衡，是健康的首要条件。我们不能因畏惧外来的微生物侵扰，而使用药物损害自己的内部平衡。因此，盲目使用抗生素类药物对抗微生物感染，只能破坏人体自身的菌落平衡，反容易导致怪症丛生。 自从人类发明了青霉素，确确实实从微生物的侵害中，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尤其是外科术后的发炎防范，使手术的成功率直线上升。许多传染性流行病，天花、疟疾、伤寒、霍乱、小儿麻庳症……等都得到控制。可自此之后，人们却又进入了另一个新的误区，即，把许许多多疾病，全都委为微生物感染。一个“炎症”的概念，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疾病。到医院里看病，不管是发热、腹痛、泻泄、呕吐……，病人问医生是什么病，医生都会口径一致地认为是“炎症”。因此，“消炎”几乎成了医生唯一的治疗手段。抗生素成为西医治病的主药。因此，新的抗生素在市场上就不断地产生，成为西药的主流。如果有那一天，抗生素被禁用，西药的市场必将极度萎缩。 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越是深入，就会发现更多西医临床治疗中的问题。医生遇到最多的莫过于发热。当我国医生对待发热仍在急急忙忙地使用退热药、抗生素，大输液的时候，西方的临床医生却已经更弦易辙。现在他们对待发热初起，都主张暂且不予治疗用药了。他们发现，一见发热就用退热药或抗生素是错误的。发热的机理是生命在抵抗疾病的生理现象，而使用退热药或抗生素实际在损害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由于大多数发热是病毒造成的，使用抗生素不仅没有效果，反而破坏人体自身的微生物平衡。有许多微生物感染的流行性疾病，退热甚至导致生命危殆，例如流行性出血热、麻疹等，都很可能因退热而使病情恶化。 当然，西方的这种一反以往，彻底地更弦易辙的方法，也仍然存在着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的错误，除了一些急需要退热治疗的人受损害外，还失去了人体生命抗病的最佳时期。因为，患病治疗的最佳时期是刚开始的几天，患者的抗病能力还没有任何消耗。如果此时能够得到适当的支持或帮助，病邪自然就会很快消失。 发热究其实是一种自我防卫（康复）功能。当微生物侵入人体后，主宰调节体温功能的皮肤就很快地紧闭，使体内的热量不再外泄，体温自然升高。这既能使外来的微生物减弱了繁殖的能力，增强了自身的代谢能力；又可以使体内脏器大量产生白血球，使巨噬细胞活动能力增强。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发热，是准备对付疾病的战斗。“用药物控制发热，有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甚至致命。……冷血的蜥蜴也可在感染时得益于发热：当蜥蜴被感染时，会选择一个温暖的地方使体温升高一些，大约2℃左右。如果找不到一个能使体温升高2℃的温暖的地方，则蜥蜴多半会死去。仔兔不能自己发热，因此一旦患病，它也会找一个暖和的地方去升高它的体温；成年兔能发热，一旦被退热药阻断，也多半会死去。发热并不是体温调节失控，而是一种高度进化的体温调节中枢的重新设定。把因感染而发热体温上升了2゜C的大鼠放进一个很热的小室，它会启动降温机制来维持2゜C的发热。；放进凉爽的小室，它便启动保温机制来维持2℃的发热。这个实验说明，是它的控温中枢调高了2℃。本世纪之初，居利士·瓦格纳·焦内格的工作，取得了人类发热价值最重要的证据。他注意到有些梅毒患者在患疟疾之后病情有所好转，根据梅毒在疟疾高发地区比较少见的事实，作为一种治疗手段，便有意使上千名梅毒患者感染疟疾。在那个年代里，梅毒的自然缓解率不到百分之一的，他的这种发热治疗达到了百分之三十的缓解率。这一重大成果，使他获得了1927年的生理医学诺贝尔奖。那个时候，认识发热价值的人要比现在多。”“有一个研究，报告水痘患儿用扑热息痛之后，比用安慰剂的，平均要迟一天才能恢复。另一个研究，56名志愿者为试验退热剂而吸入感冒病毒，一部分人用阿斯匹林或扑热息痛，另一部分人用安慰剂。安慰剂组的抗体水平显著地更高些，也较少鼻塞，播散传染性病毒的日程也要短些。”有的研究认为，对某些病人的退热治疗，会导致败血症。这是因为阻止发热干扰了机体对感染做出反应的正常机理。“发烧时，我们全身通过升温来对付局部的炎症。体温每升高1℃，代谢比率就翻一番。由此可见，发烧对防御的强化作用是多么大。所以有一句民谚说：发烧有利于健康。这正好说明发烧时体温与生病过程的速度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退烧措施控制在不发生生命危险的极限值，不要一碰到体温升高就如临大敌地进行人为降温。”⑥ 过分看重外来微生物的致病病因，滥用对抗病因的药物，忽视人体生命自身的抗病能力，及其所产生的抗病表现（即症状），而错误地把消除症状作为治病的目标，使得临床治疗常常打错靶子，导致疾病的慢性化、长期化。尤其是不问青红皂白，动不动就使用广谱的抗菌素。医生根本就不去想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大细菌库，生命的健康本就取决于体内各种不同细菌的平衡。然而医生却只注重对抗外来入侵的微生物，而不知道这样做会破坏自身的菌落平衡。 “著名的微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度伯士教授说：‘有许多人体内带有多种致病细菌，但并没有患病，只有因某种因素的引发才导致了寄主与寄生物的平衡失调后，致病菌才会产生疾病。换言之，致病菌在体内是一种正常现象，疾病才是一种反常现象。’”⑦其实，人体本就是一个巨大的细菌库。人之所以不会生病，是因为这些微生物处在相对的平衡状态。疾病则是这些微生物的平衡失调。“微生态的失调是由于寄主体内与体表的环境遭受破坏而产生了不利的变化，使对寄主的不利的致病细菌或病毒增加而导致了菌群比例的失调，菌群由生理性组合转变为病理性组合的非常状态。”⑧ “微生态平衡是在长期历史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正常微生物群与其宿主（寄主）在不同发育阶段的生理性组合。这个组合是指在共同的宏观环境条件影响下，正常微生物群各级生态组织结构与其宿主（人类、动物与植物）体内、体表的相应生态空间结构正常地相互作用的生理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内部结构和存在状态就是微生态平衡。”⑨ 我在北京，听到了一个“院士喝粪水”的真实故事。说是一位西医学的科学院院士，由于洁癖，得了一个怪病。后经检查，原来其肠胃道的杆菌数量远远低于正常。我朋友的胞兄，是该科学院的主任医师，采用培养病人粪水所含菌液灌胃的方法，治好了这位院士的怪病。尽管细菌的发现给人类认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带来很多贡献，但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制造了微生物的恐惧症。把许多疾病归罪于微生物感染。 由于抗菌素的滥用，破坏了人体中的各种微生物的生态平衡，导致生命对付外来微生物感染能力的降低，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在《1996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传染病是现今导致全球过早死亡的首要原因。每年在全球的5200万宗死亡里有1700多万人（32.7%）是死于传染病，其中包括了900万宗儿童的死亡。全球有多至一半人口，即28亿6000万的人有被地方流行病感染的危机……’另外，报告指出：‘在近20年更出现了30多种新的传染病，而且大部分新疾病并没有药物能治疗（从对抗疗法的角度来看）。’”“何以会有如此的危机出现？报告指出主要原因是由于全球滥用抗菌素所致。”“由于每一种新的抗菌素都会引致百万种具有对抗性的细菌产生，因此，我们（指传统西医）所导致（指药物引起的后果）的细菌，数量会远远超出我们所有可对抗它们的药物。”⑩ 许多科学家认为，当我们每发明一种抗生素之后，就会同时给人类带来一万种敌人——无法避免的微生物变异。“世界卫生组织在1996年的新闻发布中指出：‘由于细菌及其他微生物对药物产生了对抗性，本来可以对抗它们的抗菌素及其他挽救生命的药物已急速地失去了疗效……’又‘近10年，由于对药物具有对抗性的疾病急剧上升，例如：结核病、疟疾、霍乱、痢疾和肺炎等疾病已使原来的治疗办法陷入一筹莫展的僵局……’一向被公认可给病人安全感的医院，现已成为传染病最活跃的危险地带。‘医院传染病是现时世界各国最严重的医疗难题，单单在美国，一年中由于医院传染病所导致的死亡便有7万多宗。’‘……以美国为例，60%在医院中染上的传染病，都是由对抗菌素有对抗性的病菌所引起的……’美国国家医务卫生部及传统西医均对这些新细菌感到束手无策。”⑴ 根据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人类的生命从开天劈地开始，与自然界所有的微生物在一起生活到现在，出生长大，繁衍种族。人类完全处在它们的包围之中，有时候因为被它们入侵而生了病，没多久却把它们赶出体外，恢复了健康。人类的祖上就把这种抵抗疾病的能力遗传给我们。这就是我们能在大自然中不怕任何微生物感染的能力，即使或因某种原因而感染，也会在短时期内，迅速产生对抗的能力使自己恢复健康。这种能力，我们称之为自我康复能力。生命如果失去这种能力，治病用药，如果没有把人的自我康复能力考虑在内，就避免不了它的负面现象——摧毁了自我康复能力，就易得“后天免疫力缺陷综合征”。 第三，统一按病名治病的误区 ——无视生命的个体性、唯一性，以及信息运行、相互影响的多靶点性 西医以病名用药，同一病名的患者用同样的药物。有的患者能适应，就痊愈；有的患者不适应，就因药使病情增剧，甚至死亡。这说明按病名用药，过不了普适性的关，没多少时间就只能报废。然而出了新的药物，没多久又出现同样的毛病。可见问题不在药物，而在于医学的基本思想。我们不应该要求让药物去适应病名，而应该考虑这种以病名固定用药的方法是否正确。 在我们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生命是最重要的。生命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个体性、唯一性。每个生命都不一样。因此，每个生命对药物的耐受性和适应性不一样，每个生命的自我康复能力也都不一样，就好比指纹一样，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这说明，虽然人们会犯同样的病，亦即病因都一样的病，病名一样。但由于自我康复能力及其表现都不一样，医生用药就应有所不同。每个生命，都会按自己的能力组织抵抗疾病。按病名治病，亦即按统一的方式方法治疗、用药，必有人得益，有人受害。究其实，这种按病名用药的方法最根本的问题是无视个体生命的自组织能力。然而，有一些无知者却认为这样才是科学的。 按病名治病的理论依据，当然是解剖学与细菌学的结合产物——细菌的侵害造成了躯体上的某一部位的炎症。于是医生便以为只要驱除这一局部的所谓炎症，就可以解除疾病的威胁，把手术切除当做根治的方法。岂知许多人术后却发现这种设想的错误，完整的肢体已经残缺，健康却无法恢复。因为其他的地方又出现新的症状。这就是说，以病名治病，是一种单靶点的看法。亦即以为疾病只着于病灶一处，只要处理了这个病灶，就能治愈疾病。这种单靶点思想，遮蔽了医生的眼睛，看不到生命是一个整体，而且有着极强的自组织能力。一痈症患者，被西医外科医师切除了生痈的部位，可是未过几天，另一部位又发出一个。患者求我治疗。我给患者处了四妙汤内服托毒外出，外用草药拔毒排脓，没几天就痊愈了。此后不仅未见再发，身体也逐步好起来。因为，该患者因气血虚弱，瘀毒壅滞而发病的。只有补气养血，才能真正根治。 生命是一个整体。任何疾病都是整体性的，都会造成全身性的信息运行障碍，都应该通过整体调理的方法予以治疗。可是，作为西医的外科医生，只知道去掉病灶治病，不知道患病的内在原因，就不可能知道治愈该病的根本方法。中医为什么可内病外治，外病内治，正是因为掌握了这个整体调理的规律，而不为这单靶点的病灶所迷惑。我曾治一四川来温打工的女人，发急性阑尾炎，发热恶风，体温38.7℃，右手右脚都不能伸直，少腹痛拒按，阑尾处连表面皮肤，稍接触也觉得很痛。我着她去医院手术治疗。但她说刚来温打工没几天，哪有钱缴压金？坐在我的诊所就是不肯走。我被缠得无法，只得给她开了一付仙方活命饮。第二天，见她已脸带笑容来复诊，后按原方加减服6付痊愈。身体也比来温时好多了。假设她以手术外治，只割掉阑尾，发病的内在机理未除，加上外科创伤，后果就很难预料。 疾病是动态的、进行式的、变化的。病因是复杂的，不能固定化、模式化的。病因作用于生命，夹带着心理的、生物的、社会的、环境的各种错综复杂变化关系。西医的认识与治疗方法却是单一的病因，单一的病灶，只能固定化、模式化。这种固定化、模式化的治疗，就会有人痊愈，有人中毒，有人死亡。因为，生命的个体性、特异性没有被西医学考虑在它的总体思路范围之内。对任何个人来说，他的生命，永远是第一性的，必须百分百地要保卫好的。这就决定了西药无法长期、普遍使用的根本原因。人们想以这种思路指导下寻找普适的药物和治疗办法，都会成为梦想。 许多疾病所表现的都是全身性的症状，而不局限于某个局部。而且，很多时候，医生根本无法判断疾病在躯体的那一个部位。因为，生命是一个不断运行的信息体，疾病的表现是这个信息体的运行的不正常。而且，这个信息体又有着非常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它靠着这种能力，也正在不断地、努力地纠正与克服这种不正常状态。以静态的病灶，治动态的疾病，岂不能犯错？当此之时，医生本应给予病人的是帮助其自身的自我康复的能力，然而，因为医学治疗指导知识的错误，我们的做法才适得其反。 生命既是一个信息活动的过程，当然它就在不断运行之中，其所患的疾病，也会因其运行而不断地变化，其信息网络的多层次性均受其影响， 西医的诊断与治疗分家。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诊断与治疗差距越来越大，能准确诊断，准确找到病因的病，却不能正确治疗的病越来越多。所以，决不能以为只要消除了病因，就能愈病。某些单一的病因，经过机体的内化，又化出了很多病因，多病因的治疗就产生了麻烦——多靶子，不知打哪一个靶子才能中病。这只是问题之一。其二，病因作用于机体，机体所表现出来的症状都是高度的自我维护反应，是十分准确的。而医生的治疗和用药，却都是外来的干预，不一定都很准确。医生不能过分仰赖治疗手段，而忽视生命的自我康复能力。 生了病，能不能恢复健康，关键不在医生的治疗能力和药物，而在于病人的自我康复能力。所以，治疗和用药，首先应考虑的是如何维护病人的自我康复能力，而不是损害它。我的一个病人，20岁，男性，正好考上大学，剧烈运动后喝了一大瓶可乐（约4斤），打嗝不止。住某大医院治疗，医生认为是胃病，做了胃镜检查，说是浅表性胃炎，用药一周。病情增剧。出院转另一大医院治疗，恰又遇上发高烧，医生给输液、消炎，一周后热退而汗出不止（用退热药之故），病情更严重。再转另一大医院，又说是气管毛病，作了气管镜检查，结果是连干饭都吃不下，只能进少许稀饭，衰弱得走也走不动了。因为干饭刺激食道，打嗝更加厉害，所以只能吃稀饭。一个年青人，如此年纪，一个月来吃这么点东西，不计这全身自汗的损耗，单说营养，也是入不敷出。他到我诊所看病，车开到问口，还要人扶着走。一个仅20岁充满活力的年青小伙子，只有一点打嗝的症状，本来就是很容易治疗的，却在一个月内，连续住三个大医院，治成了这个样子，到底什么原因？一是打嗝不止，是气机受到可乐中二氧化碳的突然压制，因而发生了不正常的生理反应，只要用行气药理顺就可以。而医生要做胃镜检查，却会助长打嗝的症状，二分病就变成了四分病。医生的目的只有一个，给病人有个病名——浅表性胃炎——可以交代，却不管这种检查方法能否增重病情。转院后不巧碰上发热，医院遵循习惯的治疗使用输液、消炎、退热。消炎药物杀死了胃中有益的细菌，退热药物导致自汗不止，机体活力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又转到第三个医院，偏又碰上医生误诊为气管病，要做气管镜检查。气管镜对人的损害更加厉害，没病的尚惧三分，何况它又是针对一个很衰弱病人。这才弄得他连走路都没气力了。做医生的，不管对病人生命活力的损害，使用创伤性检查仪器，一定要寻出病人的病名，这就是按病名治病的一个大问题。 科学技术的日益先进，人们的认知能力增强，西医在微观领域的认识不断深化，判断能力迅速增长。但与其主观愿望相反的是，单靶点（病灶——病名的依据）的疾病“市场”天天“萎缩”，综合症在不断增加——没有了单靶点病，病名也就无法确定，复杂的多靶点病（综合症）越来越多。病人凡是被判断为患了这种综合症的，就会被认为是疑难病。因为，以解剖学为识病基础，治疗着重是去掉病灶，根本无法面对多靶点疾病的治疗。综合症越来越多，以病名治病的方法自然就面临何去何从的尴尬。例如胃病患者有服胃仙U得益者，也有胃仙U受害者。这是毋庸讳言的。为什么？同病异症者多矣。笔者所知，一些被判断为肝癌的患者，有的因饮酒而活了十几年，有的因饮酒而很快死亡；有的食大蒜而病愈，有的食大蒜而病增。以同一病名用药，必有人得益，有人受害。人们不得不给这种治病方法，打上一个极大的问号。 毋庸否认，生命寄存于躯体。躯体的损害，对生命的存在来说，有着重要的关系。外科手术在某些必要的时候，也会为维护生命的存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把生命在其活动中所产生的复杂疾病，单一地以为只要切除病灶，就可以根治的思想，却是不对的。现代西医过分倚重外科手术，一点也不理解经外科手术后不仅只有肢体的损害，更为严重的是同时带来的是生命的残缺。生命本来就需要一个完整的躯体，而现在我们却人为地把它弄残缺了。它的信息系统的活动也因此变成了不完整的，也就是健康人成了永久病人。 现在许多略知西医皮毛一些学者，都在鄙薄祖国的传统医学。他们说中医不科学，一点也不知道我国传统医学的伟大。这种态度，在上个世纪初表现尤甚。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国的传统医学，在2000年前就已经成熟。现在我们临床治疗的许多中医处方用药，其方其法无不是承袭张仲景那个时代的。这一事实说明什么？说明我国的传统医学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从根本上抓住了生命对付疾病的自我康复能力这一牛鼻子。 人生了病，之所以能够得以痊愈，主要是因为，人的生命有极强的自我康复能力。如果病人没有了这种能力，那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治好的疾病。医生的任务，是借助于这种能力治病，而不是滥用药物或治疗手段来损害这种能力。 微观诊断技术的高速发展，药物的治疗效果却不很理想。诊断的目的是为了治疗。要治疗，就必须使用药物。然而西药却进步不多。因为，西医的诊断是与治疗分家的。 第四，矫正病理的压制疗法的误区 ——无视病理现象亦即生理现象，压制病理表现亦即压制生理运作 矫正病理亦即压制治疗，例如高血压者用降压药、高血糖者用降糖药、高血脂者用降脂药、疼痛的用止痛药、腹泻的用止泻药、呕吐的的用镇呕药……等，至于这种压制疗法是否有效，有否损害，长期疗效和损害，医生就都不考虑了。 “传统西方医学常用的药物分类有：消炎药（anti-inflammatory）、抗生素（anti-biotic）、止痛药（pain-killer）、退热药（anti-pyretic）、止吐药（anti-emetic）、止泻药（anti-diarrheic）等多种。从《英文大字典》对anti这词头（prefix）的定义来看，anti的实际意思是against、hostile to 和rivaling ，中文的翻译是：对抗、敌对和竞争；而biotic 的中文翻译为生命的，killer 的直接中文翻译为屠夫、杀人者或凶手，所以上面药物效能分类的正确翻译应为：对抗炎症、对抗生命（anti-biotic）、屠杀疼痛的凶手(pain-killer)、对抗发热、对抗呕吐、对抗腹泻等。从以上字面翻译可见，常用的西药实际上是对炎症、发热、呕吐等身体固有的保护功能作出了敌对、竞争和对抗的作用。”⑵ 人生了病会出现症状。这些症状就是使人感觉不舒服的表现，比如发热、疼痛、头晕、呕吐、腹泻……等。从某个角度看，它们是自我维护的一种生理现象；反过来说，它使人感觉不舒服，与正常的时候不一样了，所以也是一种病理现象。西医采用矫正病理的治疗方法，例如发热用退热，疼痛用止痛，呕吐用镇呕……这种方法就叫做压制治疗。压制治疗的表象是纠正了病理，实际是忽视了疾病的另一面：病人的生理现象被用药（或治疗手段）压制住了。由于这种生理现象是生命针对病因而产生自我维护的反应。可是医生却采用了压制的治疗办法，结果会怎样呢？当然是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受到了损害。 例如高血压。现在的医生，一遇高血压，就都给使用降压药，还嘱咐要用一辈子。他们根本不追究为什么会发生高血压的。许多病人，遵循了医生的嘱咐，在血压正常的时候，也吞服降压药。血液中的一些粒子，由于血压不够，通不过微细的脑血管，因而人为地产生了脑血栓事风。有的人年纪轻轻就长期吃上降压药，结果发生了早期痴呆症。 我的一个朋友，70岁了，一向无病（即是说，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自觉症状）。某天陪他的亲戚到医院看病，趁便请医生量一下自己的血压。医生测后吃惊地告诉他，血压很高，必须马上住院治疗。他觉得反正住院能全部报销，血压这么高治疗一下没有什么不好。住院后医生马上施用降压药物，岂知没几天却得了脑血栓——中风。脑血栓中风的原因不是血压过高，而是血压太低使血块不能通过脑血管而产生的。负责治疗的医生给他置换了溶解血栓的药物，他又不适应而全身浮肿。医生再改用利尿药物，他又因不适而得了尿崩症，气息奄奄，抢救无效。一个完全没有自觉症状的老人，为什么会在一个月内被误诊误治送上了西天？平时好好的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即使测量起来血压较高，也就说明这是维护生命的需要，而不是疾病。可是，治病的医生仅凭测量本是不足为据的。然而人们过分相信仪器的测量，而不知道人体生命有着极强的的自我维护能力，不适的症状报警，会比人为的仪器更为准确。 一般来说，由于人老了，血管硬化，或者血粘度增加，脑血流量减少，这时候，人体生命为了维持脑供血量，就会自动升高血压。否则，脑细胞因供血不足，就会萎缩甚至死亡，造成痴呆症的发生。所以，老年血压升高，是一种生理现象，是生命的自我调整的结果。如果勉强降压，我们的生命就会进行对抗——增加血液中的血管紧张素和肾素，重新使血压升高。生命要升高血压，而我们的意识却害怕它升高，要用药物来降压，自己跟自己对抗，这不是很可笑吗？大多数降压药对心、肝、肾三个脏器都有损害。我们越是要用它，损害就越厉害。而这三个脏器又都对血压的维持产生影响。它们受到损害后，自我维护的能力相对减弱，更不容易维护血压正常，这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吗？所以，高血压者，正常的情况下，人体不会感觉到不舒服。如果感到头晕、恶心，就不正常了，可以说这是“自卫过当”，适当地服降压片予以调整，是应该的，决不可是不是都吃降压片。 过去西医治病碰到发热就用退热药，碰到疼痛就用止痛药，现在不敢用了。为什么？这样做，后来在临床中发现了许多毛病——有的人病重起来，有的人死了。这说明西方医学的治疗方法不成熟，才会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否定当然也是一种进步。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治疗方法仍然只能在另一个错误的轨道上滑行，不可能进入正道。 西方的这种压制疗法的普及结果，导致了人民的健康减退。“根据美国国家健康中心的统计指出：在1967——1979年短短的12年间，由于慢性疾病影响活动能力的患者上升86%，而其中21%的患者年龄在17~44岁之间（慢性病年轻化）。美国的心血管患者之数目，居世界之首，1977年全国在这一年中所作的冠状动脉分流术共5万例，到1986年己上升至20万例，每年全国死于心血管病的人数高达60万人。统计显示：全国共有15%的人患有极度忧郁症并有自杀倾向；在1950年，美国在每7个人中有1个人患上过敏症，至1970年上升至人口的1/5，至1985年患有过敏症人数已剧增至人口的1/3。在癌症肿瘤方面的治疗，虽然国家癌症协会每年提供20亿美元来开发新的治疗方法，但统计显示：癌症肿瘤疾病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从1975——1990年15年内上升7%。《新英格兰医疗刊》的一份对癌症治疗研究的评论指出：传统西医学压制癌症一战已经失败，原因是传统的压制疗法治疗癌症己有一段很长的日子，但至今癌症患者并没有减少，而治疗也没有确实延长患者寿命达5年。”⑶ 有人却认为，人类寿命增长是西方医药的进步所致。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现代人较中世纪时代和落后民族人的寿命长有三大原因：（1）婴儿死亡率下降是由于产婴的卫生环境改善与医生懂得在接生时洗手的重要性；（2）城市的建立，使食物来源集中而减少了营养不良的发生；（3）公共卫生的改进，如清洁的饮水、污水和粪便处理方法的改进、个人卫生教育等等。因此，可以这么说，传统西医医药科技的进步对人类寿命延长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加拿大中央政府在1974年所作的国民健康调查报告指出：增进国家公共卫生措施是增强国民健康的最佳方法。报告还指出：增进国家的公共卫生措施比用医药的治疗（指压制疗法）更为有效。伊凡·伊利殊所著的《医疗的报应》一书综合多方面的资料显示：增进国家的公共卫生、保健等措施是增强国民健康的最佳方法，而传统西方医学的治疗除了疗效不足外，还可导致一定的损害。”“美国的先进医疗科技，不但没有增进国民健康，反而使无数的病人死于医生的治疗，而且死亡人数日益上升。根据1988年美国《亚利桑那州共和党报刊》中一报告指出：美国在一年中有近200万住院病人是由于药物的不良感应所致。这近200万人中有4%的人，即7.3万多人，更是因药物中毒过深而毙命。……另据1993年美国公共卫生研究小组透露：美国平均每年死于医疗事故的患者为8万人。这份报告与亚利桑那州的报告前后相距只有4年，因医疗事故的死亡人数已上升了接近10%。……每年在美国因药物不良反应而需入院治疗的病人总数，占美国全年住院病人的17%。同样的情况在英国占25%，在加拿大更是高达30%以上。”⑷ “1976年当哥伦比亚的堡高塔市的医生罢工52天，出现了一个被称为‘不寻常的副作用’，就是当地死亡率下降了35%。同年在美国洛杉矶，当医生对医疗保险涨价不满而罢工示威时，全市的医院病人死亡率下降了18%。加州大学的医政教授米尔顿·罗蜜默医生调查市内的17家医院后所作的报告显示：在罢工期间，每一家医院平均减少了60%的外科手术。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以色列，1973年以色列全国医生罢工，为期长达一个月，根据耶路撒冷埋葬协会的统计指出该月全国的死亡人数下降了50%。1983年，以色列医生再度罢工，为期长达85天，按照斯特莱等人在英国《柳叶刀医疗刊》中的统计指出：在医生罢工期间，以色列的死亡人数下降了50%。同样的死亡率下降发生30年前，原因也是由于医生罢工所致。按波美拉特博士对80年代医生罢工与死亡率下降的调查指出：死亡率的下降与医生罢工日期的长短成正比。……”⑸ 医学出现这么多的医源、药源性事故，使许多生命无缘无故地丧失或遭受痛苦，不应该只从药物与医生的医疗技术中寻找原因。西药的发明越来越多，在一个世纪中，从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十种，一下跃至三千多种；诊断的仪器、手术设备和手术技能，无不让世人瞩目。但是，它对于“医生关门停诊反而死亡率降低”这一现象却毫无办法。生命难道会因医学的进步而增加失却的机会吗 为什么会这样？以上资料说明，西医医学的压制治疗手段彻底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医学的总体思路出了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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