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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史上的重大变化是秦篆到汉隶的转化。隶变使汉字结束了以象形线条为标识的古文字阶段，进入以笔画为标识的隶楷今文字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现在。隶书打破了以象形为基础的构造方式，形成现代文字笔画的基本格局，符号性进一步加强。 汉代逐渐成熟的隶书,笔法几乎完全脱离了篆体，逐渐形成波挑笔势。字形从略呈长方形变为略称扁方形。据张怀 《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由是说而知：“行书”是“正书”转变而成的。 晋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后人常把晋书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足见晋代书法的高度。东晋的行草书，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他们的成就代表了东晋书家群体。王羲之被誉为“书圣”这不是偶然的，他主要以行草书出名。从行书发展来说，王羲之属第三代，他自称他的行草书学钟繇、张芝，而钟繇的老师是刘德舁。行书到了第三代出现“书圣”王羲之，他的书法成就代表了一代书风。 王羲之《平安帖》 王羲之《七月都下帖》 王羲之《丧乱帖》 王献之《中秋帖》 王献之《鸭头丸帖》 唐代的大一统局面，使行书得到空前的发展，与这个时期的楷书、篆书、草书等并驾齐驱。行书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崇王期，创新期，式微期。 李世民身体力行的学习王体行书，其《晋祠铭》、《温泉铭》是最早以行书入碑的典范。李世民是以行书入碑的开创者，其行书雍容和雅，圆劲流丽，拙媚相生，风神洒落。其论书更强调“骨势”，可谓得王书之精髓。
欧阳询本以楷书著名，为“初唐四大家”和“楷书四大家”之一。其行书如《梦奠帖》、《卜商帖》、《张翰帖》等，笔锋劲健，取势妍妙，结体纵长，充分表达了俊逸瘦硬的风神，突破二王规范而别具一格。
褚遂良(596—659)，“初唐四大家”之一。其行书有《枯树赋》，末署“为周燕公书”，开后代以书题款赠人形式的先河。其行书婉畅多姿，笔法外拓取势而内撅于中，敛放适度，流丽而道劲。
颜真卿行书也是独具创新性的，史评几无一字之贬。其为悼念被杀侄儿的《祭侄文稿》(758年书，麻纸本，25行，234字)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颜书行草第一”，与《兰亭序》并享盛誉。
《祭侄文稿》 篆隶重新沉寂，行书陷入“院体”的窠臼，草书在狂僧的手里空馀躯壳，惟有楷书仍有后劲，但也失去了颜真卿的那种气魄。 杨凝式(873—954年)，字景度，号虚白，别署希维居士，陕西华阴人。官至太子太保，人称杨少师。又因其佯狂，被称为“杨疯子”。他的行书受二王、颜真卿、欧阳询书法的影响。行楷《韭花帖》字态、体态整洁秀雅，二王精髓毕现，魏晋风神十足。行草《卢鸿草堂十志图跋》，深得颜真卿《祭侄稿》和《争坐位帖》笔意，线条圆转，字行茂密。
源于宋高祖赵匡胤开始的“偃武修文”政策。宋太宗喜欢书法，带动了上行下效的学书风气。米芾《书史》云：“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尽之间，天纵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草无对，飞白入神。”宋代行书历经北宋与南宋两个时代，经历了平庸复兴期、尚法崇古期、尚意鼎盛期三个阶段。早期(庆历之前)，因为承接五代之后，文物摧落，艺事旷阙，缥缃散佚，笔札无体。太祖命人编《淳化阁帖》十卷；中期(庆历以至熙宁、元丰之间)，书法开始振兴，属于过渡阶段。晚期(熙宁之后至北宋亡)，待宋四家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出来，学唐墨迹，由唐溯晋，转得晋意，为宋书之一振。
米芾《多景楼诗帖》
米芾《韩马帖》
元代的历史虽然不足百年(1271—1368)，但其书法成就也不可小视。而其承先启后的作用，在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尤其是行书的成就，超越了南宋和金朝。天历初年，还设置“奎章阁’’，任命柯九思为鉴书博士。元代书法较之南宋有了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元代少数民族书家数量之多，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明代自太祖、成祖至仁、宣、孝、世宗皆喜欢书法，神宗尤称笃好。国初令能书之士，专隶中书科，授中书舍人。虽然经过努力，政权又归汉人统治，但文化政策却未有太大的改变。明代行书最为盛行，专尚帖学，并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峰。仁宗喜欢摹习《兰亭序》，神宗随身携带王献之《鸭头丸帖》，说明当时学书风气之盛。 明代帖学盛行，出现了《泉州帖》、《停云馆帖》、《戏鸿堂帖》、《真赏斋帖》、《崇兰馆帖》等。由于皇帝的提倡，加上帖学的发达，明代的行书得到了发展。主要行书家有祝允明、文征明、王宠、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徐渭、王铎等。
三百年清人的大气绝唱，主要在于碑学与帖学的大论战。清代书法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时期。早期为平庸过渡期，帖学盛行，“馆阁体”流行，也是碑学潜伏期；中期是碑学兴起的革新期，“扬州八怪”作为在野派与帖学派的对立突出；晚期是碑学大盛时期，帖学式微，但仍然还有势力，“魏体行书”的出现暗示着碑帖兼济。行书在清代并不是主流，但其发展也贯穿了整个清代。傅山、朱耷、石涛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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