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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橹，原名莫绍裘，1936年出生，195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1989年至1991年，在《诗歌报》上主笔“现代诗导读角”专栏，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著有《叶橹文集》《艾青诗歌欣赏》《〈漂木〉十论》等作品。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评论界享有权威地位。对诗歌文本及重要诗人的出现，有着卓越的洞察力，曾担任过第二、第三届中国诗集奖以及紫金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的评委。 本月初，一场名为“纪念新诗百年——新诗与外国诗歌译介学术研讨会”在扬州虹桥书院举行。在这场中外诗评家汇聚的会议上，每一个出场的人，都是引领一代诗潮的名家：谢冕、吴思敬、孙绍振……然而，对于叶橹来说，这场活动，如同他个人的“老友记”。在中国的诗评界，这些人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是他在诗评界的同道同好。 在任何时代，谈论诗歌，都不会是一件特别热闹的事情，现代如此，以前也是一样，哪怕是在唐代。相传白居易诗成，都要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妪们听，这样的故事，在叶橹看来，那只是故事而已。“在文学界，经常会有人讨论，诗歌是属于大众，还是小众？我向来都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诗歌肯定不是大众的，但也不能简单归纳到小众的范畴之中。诗歌就是一种存在，千百年来，客观而特定，以一种应有的姿态存在着。” 尽管如此，包括叶橹在内的一些诗评家们，一直以来，都用自己的诠释和努力，希望诗歌的存在状态，能够更好一些。他们与诗人并肩，往里挖掘，抒发诗意之美；他们从诗歌出发，向外延伸，吸引更多同行。 人生经历 1936年，叶橹出生在南京，本名莫绍裘。对于这座城市来说，那样一个年份，有着太多的沉重和惨烈。一年之后，那场举世震惊的浩劫，让千年古都沦为人间炼狱。尚在襁褓之中的叶橹，也成为逃亡大军之中的一员，被母亲抱在怀里，一路跌跌撞撞，来到广西。 叶橹的青少年时期，就在那一声声嘹亮的山歌中，逐渐成长。对于文学，叶橹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偏爱，在学校里，在家中，只要是书，甚至是写满了字的纸片，都会让叶橹如获至宝。在中学时期，他就开始广泛阅读，鲁迅、巴金、沈从文……或许，有些作品并不能完全读懂，但是这些名家作品所营造出来的文学味道，总是让叶橹觉得甘之如饴。学校里常出一些版报，常常就让叶橹一人包了下来，整版都是自己写成的文字。还在中学时代，他就常在《广西文艺》发表散文评论，三四千字的文章，一蹴而就。 接触诗歌，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1950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石方禹的抒情长诗《和平的最强音》，这首以斯德哥尔摩会议为背景的诗歌，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在那一行行充满激情的文字面前，叶橹第一次感受到了诗歌的力量，多么直接，多么强大，多么震撼人心。对于首都，年轻学子的内心都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向往。叶橹高考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大学。可惜的是，因为数学成绩不够好，叶橹的分数未能达线，最终被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录取。但是，也就是在那里，叶橹开启了自己的诗评之路。他给闻捷写的诗评，引起了《人民文学》《文艺报》的极大关注，编辑部甚至向他伸出橄榄枝，希望他毕业后去那里做编辑、记者。 令人感到有些惋惜的是，大学毕业后的叶橹，却遭遇到了人生的一股寒流。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如同高高的浪头，把叶橹狠狠拍击下来。大学毕业了，他并没有如愿当上一名记者或编辑，等着他的，只是一张留校察看的处分单。原本拿着笔杆子的手，要拿起粗粝的工具，在农场里干活。甚至，最终还被判了刑，分配到湖北硫磺矿山劳改。在那段时间内，别说阅读了，就连如何活下去，都成了摆在面前的难题。他亲眼看到矿山事故，将人埋葬，那种劫后余生的惊心动魄，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如此震人心魄。叶橹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阅读天空与大地》，写的就是在那段时间内，没有书读，他就以天空为书，以大地为本，在心中书写文字。 这是一段23年的漫长岁月，生活的困苦固然可怕，更让叶橹困苦的是和文字长时间的隔绝。那一种无助，会让人心生绝望。在这种情形之中，叶橹心中那盏为诗歌点亮的灯火从未熄灭。他坚信，过去从诗歌中所汲取的那些力量，足够让他能够走下去，去面对艰险的人生困境。 长时间与文字的隔离，曾让叶橹觉得，自己这一生都将和文字无缘了。以至于后来有人想请叶橹到高邮师范教书时，一开始他都是婉拒的，他害怕自己已经没有教书的能力了，会误人子弟。对方邀请的态度是诚恳的，最终叶橹也答应了。后来，叶橹又被聘到扬州师范学院任教，一直到退休。 对于叶橹来说，这似乎是最好的安排。在扬州这样的一座城市里，从古至今的盎然诗意，能够让叶橹这位诗评家，感到如鱼得水一般的畅快自如。对于扬州来说，这也是一次幸运的相遇，扬州有了叶橹，也为扬州的诗歌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为扬州诗歌的发展注入永动机一样的活力。 诗评之路 叶橹的诗评之路，是从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之后开始的，叶橹师从著名文史专家程千帆教授。学校里丰富的馆藏图书，更是为叶橹打开了文学的宝藏。也就是在那时，叶橹对于诗歌的敏锐触觉，被激发了出来。1955年，叶橹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当时顶级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上，连续几期刊登了诗人闻捷的诗。当时，诗歌普遍存在“喊口号”的现象，但闻捷的诗却如一缕清风，清新、脱俗，写哈萨克，写苹果树，写吐鲁番情歌，写果子沟山谣，写自然，写风光，更抒发出对于爱情的赞美。 年轻的叶橹，读到这样的诗歌，非常惊喜。他立即写了第一篇诗评《激情的赞歌》，寄给了《人民文学》。没有想到的是，《人民文学》编辑部迅速给他回了信，并表示他写得非常好，会很快编发出来。果然，在1956年2月刊上，就首发了叶橹的这篇诗评。不仅如此，编辑部又和叶橹取得了联系，给他寄来了十几个题目，希望他选择其中之一，写一些关于诗歌方面的文章。 作为一名还没有走出校园的大学生，能够得到《人民文学》如此的青睐，叶橹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他选择了诗歌中的“小我”和“大我”这一命题，写了近一万字。然而，半个月后，这篇稿件被退了回来。叶橹以为是没有写好，没有达到刊发的标准，谁知道恰恰相反，编辑部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可惜写得太短了，希望叶橹能够“充分发挥”一下。 此后，叶橹又花了四天时间，在课余写成了近两万字的《关于抒情诗》。寄给《人民文学》后，很快就发表了，还用大黑体字，进行了特别的标注。这篇文章一出来，立刻引起了全国轰动。很多读者都寄信到武汉大学来，寄给“叶橹教授”，谁都不知道，叶橹还只是一名大学生而已。就连程千帆教授看了叶橹的文章，也感到了极大的震惊。在那段时间内，除了闻捷，叶橹还研究了公刘、邵燕祥等诗人们的作品，都有不错的诗评作品问世。 如今，当人们再度讨论那段诗歌盛行的年代时，总会提到一位诗人的名字：昌耀。这是被韩作荣称为“诗人中的诗人”，他以特异的气质和独特的艺术，傲然兀立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诗坛。来自青藏高原的民俗元素，现代生存剧烈精神冲突中悲悯的平民情怀和坚定的道义担当，“君子自强不息”的灵魂苦行，构成了他在诗艺和精神上，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无可替代的贡献。中国类型性的诗人为数不少，但是昌耀式的诗人，只有他一个。 就是这个在中国诗坛具有高度标志性的昌耀，在20多年前，他的诗集因为“看不懂”屡被出版社退稿，为了出版自己的诗集，他甚至在《诗刊》和《文学报》上发出了《广告与前言》，以向读者“众筹”印刷费用。后来，那本印刷极为粗陋的《命运之书》，就是这样呈现在世人面前的。 但是叶橹读懂了他。也正是因为叶橹对于昌耀诗歌的挖掘，才让昌耀在诗坛中，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和光彩。 1985年，昌耀的一首长诗《慈航》发表在《西藏文学》上。同年11月的《诗选刊》，也进行了转载。可惜的是，这首长达400行的长诗，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于是，叶橹提笔，为昌耀写下了第一篇诗评文章《杜鹃啼血与精卫填海》，这也是为昌耀的地位鸣不平的一篇文章。叶橹还对长诗《慈航》进行了多次解读。诗人的诗，因为叶橹的解读，就变得容易让人接近。诗歌中所蕴含的思绪和力量，开始被人所接纳。昌耀这个名字，开始逐渐被人认知，被人推崇。 在叶橹的诗评史上，还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那就是“诗魔”洛夫。如今，大家谈到“诗魔”洛夫时，都会冠以“大诗人”的名号。首次把洛夫介绍到大陆来的人，就是叶橹。这些年，洛夫都会来扬州走走看看，而他在扬州肯定要见的人，就是叶橹。两位已经年过八旬的老者，时常把酒言诗，相见甚欢。 初次接触洛夫的诗，还是在多年前。叶橹有位好朋友，叫做杨光治，出版了洛夫的诗集《诗魔之歌》，并寄给了叶橹。叶橹看了之后，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特别是日后名噪一时的《石室之死亡》。后来，还有洛夫的长诗《漂木》，简直要让叶橹拍案叫绝了。 对于诗人来说，自己写的诗歌，能够被世界上的另一个人欣赏、解读，这恐怕是最幸福的事情了。2006年11月2日，这是《漂木》在内陆首发的日子，而叶橹应邀参加首发式，并作为重要嘉宾讲话。在这篇讲话中，叶橹肯定地说道：洛夫的《漂木》，必将成为中国现代诗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未来将证明一切！这篇长诗，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叶橹的推荐，洛夫的《漂木》让大陆诗坛掀起一股“洛夫热”。而叶橹也是乘热打铁，写出了十篇关于《漂木》的解读，被称为“《漂木》十论”，这十篇文章，也成为读者解读《漂木》的十把钥匙，和《漂木》长诗一样，备受推崇。 叶橹和艾青的交往，也是一段诗坛佳话。当时，广西出版社想请叶橹为艾青诗歌写一部评论集。乘着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叶橹特地登门拜访，并告诉艾青，自己有这样的打算。说实话，在当时，艾青已经非常有名气了，为艾青诗歌写评论的文章早就不胜枚举，著作也不少见。 所以，在通读了艾青的所有作品之后，叶橹才下笔行文。他感觉，在艾青的作品中，上世纪40年代左右的作品，质量是最好的。尽管在后来，对于艾青诗歌水平究竟到达了何等高度，有过一些争议，但是叶橹始终认为，艾青是当时中国诗坛的灵魂人物。一位诗人，影响一代人不难，能够影响两三代，甚至更多人，那就是一位堪称领军的人物。叶橹《艾青诗歌欣赏》出版之后，被誉为诗评界难得的佳作。艾青卧病在床，他的妻子将这部作品读给艾青听，艾青大为赞赏，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叶橹，后又写了一幅“春华秋实”的字赠予叶橹。 诗评见解 在上世纪80年代，《诗歌报》当时的负责人蒋维扬对叶橹的诗评非常推崇。有次在北京开会的时候，蒋维扬就向叶橹约稿，请他每期都为《诗歌报》写一篇千字左右的诗评，叶橹当时觉得并不算难，也就答应了下来。 叶橹到现在都记得，《诗歌报》寄来的第一首诗，就是车前子的《新骑手与马》，读这样的诗时，叶橹忽然觉得有些读不懂了，诗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些奇怪。看似非常随意突兀，却又隐隐有一种蓬勃四溢的朝气蕴在其中。叶橹努力从字里行间，去揣摩诗人的本意。最终叶橹发现了，这首诗其实是表达诗人对于生命的认识，是一种个性化的解读与表现。写完车前子的诗评后，叶橹专门致信蒋维扬，请他寄一些比较好懂的诗过来，导读这样的诗，的确有些难度。可是，没有想到，蒋维扬似乎在刻意“刁难”叶橹，寄过来的诗歌，一首比一首难懂。于是，叶橹只有殚精竭虑去解读，去写作。对于叶橹来说，这也是他离开诗坛的23年后，对于自身知识结构的一种重塑和构建。也就在这时，叶橹也读到了北岛等诗人们的作品，虽然费了很多心力，但是叶橹也发现，这些诗歌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诗人将诗意和诗思，都揉合在了一起，不再像过去那样，诗歌只是简单的抒情和歌颂。诗歌对于诗人来说，就是一种思考的方式，这也是中国诗歌，蓬勃生长的一个特殊阶段。 同时，这也是中国诗歌的一段黄金时期。包括扬州在内，很多年轻人爱好写诗，向往成为诗人。毫不夸张地说，随着《诗歌报》的风行，叶橹的专栏也在全国学诗者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太多人对于诗歌的喜爱，都是源于这个专栏。太多人对于诗歌的热衷，都是源于叶橹的启发。在这段特殊的时代里，叶橹如同一盏诗海中的明灯，指引着众多小小诗船前进的方向。 在评读昌耀时，对于叶橹来说，开始也是困难重重的。昌耀的诗性，天马行空、突如其来。他的诗思不是那种按照起承转合的方式结构而成的，往往是以突兀的方式起句，而后任由情绪之流，引向泛滥。这些诗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散漫而零乱的，但又是极具生机和活力的。 在叶橹是经历过一段长达23年的苦难的，所以，他能够从昌耀的诗歌中，寻找到那种关于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同时也能对那种朴实无华的关爱，那种磨练而成的乐观，形成一种默契的共鸣。在《慈航》之后，叶橹还阅读了大量昌耀的作品，在诗人写于困难年代的少量诗篇中，叶橹打通了通往诗人内心的通道，那是一座巨大的心灵宝藏。当一位诗人被流放而徘徊于荒蛮的原野，他在内心依然能够“在饥饿的年代”感受到“美的泥土”和“美好阳光”，默诵着“生活当然不朽”的诗句，这是多么令人感佩的诗意和内在啊。 而在洛夫的诗作中，叶橹则读到了一种特殊的禅意，一种诗化的哲理。顺着洛夫的诗思前行，叶橹感受到，早期洛夫因为志存高远，而常常把诗的题旨向高远的目标延伸，关注社会的同时更着意于主观精神的昂扬。但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洛夫的诗作，就有一种沉稳淡定的心境，禅意因此有意无意盎然而出。 如果说，昌耀400行的长诗《慈航》已经够长了，那么这首长达3000多行的《漂木》，的确让很多读者都望而却步了。这首长诗，既没有故事的叙述，也没有动人的情节，哪怕是专业的诗评家，也需要投入非同寻常的专心。这一首《漂木》，叶橹反复阅读了十多次，认定这首长诗的艺术结构和意象经营，造就了独特的文学魅力。 在《漂木》中，丰富而庞杂的意象比比皆是，这些出奇制胜的品格，不仅使读者匪夷所思，也极大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意象的密集呈现不仅造成了阅读的紧张感，同时也是对读者阅读底蕴的考验。适应不了这种考验的，只能被长诗的“硬壳”所阻，其实在突破了这层“硬壳”之后，《漂木》所带来的文学趣味，是无法言说的。 和同一时代的那些著名诗评家们，如谢冕、孙绍振等人相比，叶橹诗评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点评的每一首诗歌，都是从诗歌本身出发，既有感性的认识，也有理性的思考。但是，叶橹最终也没有形成自己具体的诗评理论体系，不是没有这个基础，而是他自己不愿意。叶橹认为，一旦形成了所谓的理论体系，反而会限制住自己的诗评思想，总是想着往某个方向去靠拢。而他的诗评，完全从诗歌本身出发，从细节入手，去寻找和诗人一起心跳，一起脉动的感觉，去尽可能帮助这些诗人，让普通的读者，也能读懂他们的诗歌，让诗歌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扬州印痕 叶橹说，在扬州，有人叫他叶老师，那就是在诗歌文学界，曾经向他求教过的。有人叫他莫教授，那就是他在大学里，所教出来的学生。无论是在大学校园，还是文学诗界，叶橹都有很多的学生。 在扬州诗人刘春阳的记忆中，他早在1986年就上门拜访过叶橹老师了。“在此之前，我们就都听说过叶橹老师，但是没敢想象，他就在扬州，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拿着自己的诗，请叶橹老师进行点评，每次他对年轻的诗人们，都很热情，一点架子也没有。可以说，包括我在内，还有戚华海、子川、张维、庄晓明等诗人，都是受过叶橹老师的帮助和指点的。” 刘春阳说，诗人在写诗时，往往沉浸在属于自己的小情绪中，写出来的都是一些小悲伤、小欢喜，而真正的好诗歌，一定是突破“小我”，走向“大我”的。而叶橹在这时，就帮助不少诗人，完成了这样的一种蜕变。围绕在叶橹身边的诗人，都形成了对于自我诗路的突破。 就在今年，扬州诗歌界又迎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虹桥书院重新矗立在扬州的瘦西湖畔。这个纯民间的组织，承接起扬州诗歌的过去和未来。“叶橹书斋”更是成为新虹桥书院的灵魂。80岁的叶橹，定期都会来到这里，组织各种诗歌研讨会，包括已经在全国诗歌界引发影响的“新诗百年”研讨会等活动，因为有叶橹在，这里自然就会有很多诗人，慕名前来求教。虹桥书院院长蔡明勇更是坦言，虹桥书院是为了给诗人和诗评家们搭建一个可以交流的平台，而在虹桥书院成立之后，扬州诗歌的确出现了一种“井喷”的状态，很多诗人在《诗选刊》《星星》等诗歌杂志上发表多首上佳诗作。 一直到现在，叶橹都没有从诗评界离开过，他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年轻诗人出了诗集，请他写个序言，或是提上几笔，他一般不会拒绝。提携诗坛新人，在他看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正如他几十年来，一直所做的那样，在茫茫的诗海中，他将自己立成一座灯塔，照亮着众多诗人前行的方向。 访谈
叶橹：是的，相比较其他文学体裁，大家对于诗歌的亲近程度是最低的。读不懂诗歌，是很多人经常说的。诗也分旧体诗和新诗，现在大家对于旧体诗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了，每首稍微有名的旧体诗，都会有具体而详尽的注释内容。而新诗则不同，因为缺少这方面的注释，所以很多人觉得读不懂新诗。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从内心当中，对于新诗是排斥的。在我看来，诗歌和其他艺术一样，一定是向前发展的，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着变革，在新时代产生的诗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在诗人写作诗歌的时候，他一定是希望别人能够读懂的，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我读不懂就不读。诗评家要努力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从文字表象进入，到达意象内核，并试图把这些心得转述给别人。 记者：那么，当下诗歌的生存状态又是如何的？ 叶橹：首先诗歌不是一种大众的文化，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理解的，这一点不要强求。另外，诗歌的生存状态，一直都是这样的，不会特别热闹，也不会彻底消失。但是，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一些比较好的时代，大家都是热爱诗歌的，对于诗歌的审美和解读，都能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比如唐代，以及现代。 记者：都说诗人是寂寞的，那么诗评家是不是更寂寞？ 叶橹：是啊，诗人写作是比较孤独的，有些诗歌，只有在孤独的状态下，才能迸发出巨大的艺术魅力。而诗评家更是如此，首先解读诗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寂寞的事情。此外，诗人和诗评家之间，并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甚至，诗人和诗评家一生都没有见过面的，也大有人在。诗人本身就很寂寞，太多的诗人能也出好诗，但是就是郁郁不得志。而诗评家更是如此，诗评家做的都是诗人背后默默无闻的工作，自身是很少得到关注的。所以说，诗评家一定是非常寂寞的工作。如果耐不住寂寞，那就不要从事这份工作。 记者：您为那么多的诗人写过诗评，读了那么多的诗，您自己写诗吗？ 叶橹：我不写诗，其实在很早之前，我还在高邮师范教书时，我也写过一首小诗，当时也有省级媒体进行了转载。有人读到之后，还很吃惊地问我，为什么这些文字看上去普通，一旦成为诗的语言，就能引发这么大的关注？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现在想想，这就是诗歌的魅力。 记者：现在扬州诗歌处于什么时代？ 叶橹：上世纪80年代，扬州诗歌有过好的时代，那时候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一股诗歌热。而在现代，扬州诗歌正在迎来一个黄金时代，标志性事件就是虹桥书院的成立，这是由扬州诗人自己成立的一个民间机构。诗歌的兴起，一定是从民间发起，并逐渐热起来的。就像当年扬州的虹桥修禊，那也是诗人们自发走到一起，形成的雅集。这样一种纯粹发生于诗人内心的活动，如今在扬州重新出现，这也证明了扬州诗歌有了凝聚力。有了这个活动场所，能够连接起扬州诗歌的过去和未来，能够连接起诗人和诗评家，能够连接起中国和外国的诗歌交流。 记者：就您看，现在扬州有希望走出去的诗人有哪些？ 叶橹：扬州有潜质的诗人还是挺多的，比如庄晓明、张作梗、曹利民、蔡明勇等等，这些诗人的诗歌的表现形式都是各异的，但是他们其实都是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又广泛吸收西方诗潮，最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这些扬州诗人的未来，都是可期的。 记者 王鑫 摄影 张卓君 新媒体编辑 周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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