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一起杀人案的判罚曾引发争论。平民徐元庆的爹被姓赵的县吏斩杀，徐元庆替父报仇，又杀了县吏。谏官陈子昂建议将徐元庆处死，同时旌表他的孝行。——这种处理方式还被写进律令，当成样板。
然而百多年后，柳宗元（773-819）写了一篇《驳复仇议》，对此提出异议，说如果徐父没罪，赵县吏只因私怨杀人，上级官员又不肯替民作主，那么徐元庆杀县吏就是合乎礼法的，谢他还来不及，干吗还要杀他？反之，如果徐父有罪，县吏是依法办事，那么法律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天子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犯上作乱，理当处斩，又何来旌表呢？
柳宗元说徐元庆杀人合于礼法，是指《礼记》中有“父之仇不与共戴天”的论断，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违法的。不过我们同时注意到柳宗元所具有的崇尚理性、独立思考的精神，这在古代文人中是不可多得的。
在唐代的文学家榜单上，柳宗元排在“超一流”的李、杜、白之后。但若论“综合素质”，他的排名还应提前。因为他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政治家、思想家。他的理性思维和论辩能力，都是超一流的。
借寓言说理，是柳文的一大特色。从脍炙人口的《黔之驴》《捕蛇者说》，我们已有所领略。其实类似作品还有一些，且看他的一篇《梓人传》。
“梓人”相当于今天的建筑工程师，他家中并无刀斧锯磨等建筑工具，只有些简单的测绘仪器。不过他口出狂言：离了我，就别想把房盖起来！给官府干活，他的薪酬是别人的三倍；给私家干活，他一人拿走酬金一大半！——可他家的床腿儿坏了，他竟不会修。作者因而嘲笑他是“无能而贪禄嗜货者”。
可是在官署的建筑工地上，作者亲眼目睹了梓人的风采：他站在一群工匠中间，仰观俯察，拿着手杖指指点点：砍这个！锯那个！工匠左右奔走，无人敢违逆。有人遭他喝斥，也不敢露出丝毫怨恨的表情。他把建筑小样画在墙上，只有一尺来大，按比例建成大厦后，竟分毫不差！屋宇落成后，他在房梁
上题写：“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只题他一个人的名字，其他人概不列名。——作者在惊讶之余，这才了解了梓人的本领，感叹说：舍弃具体的技能、专靠心智来掌握纲要，这就是所谓“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吧？
其实柳宗元这是借梓人的作用，影射朝中的宰臣呢。他议论道：为相者就应像梓人一样，抓大放小，统领一切。如果宰相净抓小事，越俎代庖，还自鸣得意，就连梓人都不如了。——文章到这儿还没完，作者又自问自答：如果屋主人自作聪明，对梓人的工作横加干涉，房子盖坏了，还是梓人的责任吗？答曰：梓人是有原则的，
若主人执意胡来，他就该收起本领，扬长而去。可他若贪图钱财，放弃原则，房子盖塌了，他还辩解说“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有人会说：柳宗元在文中宣扬“劳心”“劳力”那一套，看来还是有局限性的。那你就再读读他的《送薛存义序》。这是写给一位做官上任的朋友的。柳宗元上来就说：凡是到地方上做官的，应清楚官吏的职责：“盖民之役，非以役民。”（是给百姓跑腿儿的仆役，而非役使老百姓的老爷）柳宗元解释说，那些靠田土吃饭的百姓，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雇佣官吏，是让他们替民办事。结果不少官吏拿了佣金却偷懒耍滑，甚至反过来对主人偷盗侵夺！一家子雇了这样的仆人，早把他轰走了，可老百姓惧怕官吏的势，只有敢怒而不敢言了！
这就是“封建文人”柳宗元对“劳心者”的阐释，只差说出“公仆”这个词儿来了！——我读此文，则不免联想起一句著名的设问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时显然还没有这个思想，那个学说。）我还想接着问一句：柳宗元如此超前的思想，为什么历经一千二百年还不过时呢？
（本博客文章均为自创，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插图来自网上，仅致谢忱。图：①柳宗元像②建筑师用的墨斗③柳州柳子庙④书法家书写的柳文作品⑤柳宗元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