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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深入雾霾源头,听三代钢铁人讲述与烟囱的故事

 华东局 2021-12-17

华东局稿件均为原创,本文首发于上海观察app原点栏目。原点更多内容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80岁的钱允钢说自己骨子里是农民,身份却是正儿八经的工人。年轻时,大伙儿管他叫“钢先生”;年迈后,他和远方亲友还保持着书面通信的习惯,落款总是习惯留一个“钢”字。

“钢先生”对这个外号,起初有些得意。出生时,乡里的同龄人还很少有带“钢”字的,但长到20多岁后,把名字改成“钢”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钢铁”成了流行词汇。

也正是那时,钱允钢在严格选拔中进入首钢厂,工作了整整30年。他见证了钢铁弱国顽强奋斗的历程。他所在的河北迁安,同样让自己骄傲了大半辈子,这是一座被誉为“钢城”的城市。

然而,近年媒体报道中的我国北方连片雾霾的源头名单里,有了迁安的名字。

“我们可当不起这个罪魁祸首!”钱允钢最初听到这些声音时,气得眼珠都要瞪出来了。

在迁安,三代同堂且都有过钢铁厂工作经历的家庭,少之又少,钱允钢一家三代就是这样的“例外”。一度自认“为国家钢铁事业献身”的钱允钢,怎么也想不到曾经觉得永远不会倒闭的钢厂、矿厂,如今纷纷关停、重组。似乎这一切祸端,都是雾霾酿成的。

直至听说国家在“去产能”,钱允钢才似懂非懂。前年以来,钢厂大量裁人,他家第一个站出来质疑:除了钢厂,人还能去哪儿?村里干部来开导,说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钱允钢不再吭声,即使50岁的儿子钱文忠也在大裁人中被辞退。

今年,钱允钢的孙子钱虎和大多数留在村里的同龄人一样,就近进了规模已大幅缩减的钢厂。在当地劳动力眼中,这仍然是最好的工作之一,但钱允钢不再像当年自己和儿子进钢厂时那么兴奋了。如今的他,写信时,落款不再留那个“钢”字。

而就在孙子进厂那天,迁安在连续一周重霾后放晴。  

曾经荣耀

进城的大道被铁粉铺成了金黄色。

钱允钢床头的老式收音机,摆在床头,几近被铁锈蚀透。早些年坏的时候,古稀之年的老人还掉过眼泪。

这台收音机里播的关于钢铁的新闻,如果记下,都能写成一本书。钱允钢清晰记得,这台机器播出的第一条信息,是1958年,首钢建起了侧吹转炉,中国结束了有铁无钢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民的想象里,“城市”就是一个个烟囱,冒着浓烟,有车有楼。钱允钢翻出那时的画册,包括夹在里面的旧版纸币,都有烟囱的图案——那是繁华城市的象征。

22岁的钱允钢踏进钢厂大门的那一刻,热血沸腾。车间主任端来一杯开水,递到他手中,随后用充满焦煤、机油味道的手套甩了甩他的肩膀,说:“小钱同志,好好干,多为祖国出力。”

钱允钢头点得像鸡啄米。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带着对烟囱的憧憬,运矿粉、烧锅炉、搬运机械,什么都肯干。“当时同一批进厂的,大江南北一共2000人,开工场景热火朝天,大伙儿干劲十足。”

“为钢生,为钢死”,这句口号从那时开始流传,钢铁是整个国家的骄傲。

“做梦都希望烟囱越多越好,烟越浓越好!”为了创高产,往后的年份几乎都在招工。钱允钢自此认定钢厂是永远不会倒闭的,铁饭碗也永远握在手里。

上世纪90年代,首钢的钢产量位于全国第一,钱允钢光荣退休。在这之前,他就希望儿子接班。当时,“钢城迁安”还是响亮的城市口号。

钱文忠的事业,继续着父辈建立起来的荣耀。

进城的大道,他和父亲走了无数次。大卡车昼夜不停地运送着铁矿,把大型钢厂的生命力烘托得一览无余。从车厢缝隙中撒下的铁粉,长年累月,把路面染成了金黄色。

过去20年里,“钢铁人”依然是令人羡慕的身份。即使需要拄拐行走,钱允钢有事没事,都要穿着厂里的老工作服,去邻近几家钢厂晃悠,让别人看见自己曾是钢铁工人。

然而最近几年,情况急转直下。尤其去年大裁人,老弱工人相继淘汰在了“去产能”的进程中。外界的批评,也一直没有停过,比如“雾霾制造者”,比如“老百姓除了污染什么也没有得到”……

钱文忠听了,五味杂陈。钢厂锅炉区旁的甬道上,着蓝色制服的工人们依然来来往往。他每天早早起床,跨出自家门槛,穿过狭窄小巷,经过邻居院子,路口一转弯,骑着摩托车绕着高速公路进厂。

直到他得病住院,并被辞退。

高峰,低谷

离钢厂不远的幼儿园,孩子们经受着污染,但避免了成为留守儿童。

清晨的鞭炮声响彻了整个庄子。一辆面包车缓缓驶进巷子,扬起黄尘。

“二大爷回来了。”一个小孩尖声呼喊。孩子口中的“二大爷”就是钱文忠。被查出肺病的他,终于出院了。

瞒着病痛约有十年,实在熬不住,他才进了医院。

“体质差,才扛不住;身体好的,压根没问题。”钱文忠还是不相信,是污染导致自己患病。

钱文忠说他们这一代,始终充满危机感。钢厂的大烟囱,加粗、垒高、爆破重建、更换,全看在眼里;这几年大大小小的矿厂关停、钢厂减排,也全部目睹。“效益最高峰和最低谷,都经历过了”,如今自己提前“退休”,心里不是滋味。

在钢铁效益的巅峰期,迁安一举成为河北最富裕的副地级城市。“一个私人铁矿,每天就能进账几十万元;一个人只要有手有脚,去矿地捡点儿矿石倒卖都够吃了。”迁安钢铁产业的发展,托起了整个城市,还让农民变成工人,生活水平迅速提升。

但“钢铁疯狂”之后,满地狼藉。

2010年迁安西南一线,每个村都有十来个小矿厂,收入可观;到后来,钢材价格一跌千里,大大小小的矿厂都倒闭了,老板们赔钱跑路。政府倡导“去产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型钢厂进行“主动淘汰”和合并重组,人要裁掉一半。有的工人被买断,有的被调离他处。  

钱文忠由衷希望,大型的钢铁厂能全部留下。尽管他知道近年“下雾”的次数越来越多,也经常咳嗽。

他甚至会为被严重污染的空气开脱:家里烧煤也是一个理儿,有时煤湿乎乎的,烟也大,味道也呛人,也咳得厉害。

那段黑色的岁月,像把自己架在火上拷打。钱文忠想,即便自己被辞退,以后还可以做点小生意,但如果没了钢厂,出路就彻底断了。

“谁不知道健康重要?谁不知道要顾及子孙后代?但没这些钢厂,咱们这代人很多连媳妇都娶不上。”钱文忠所在的乡镇,眼下婚嫁风俗是有房有车,还得另备10万元,“这些钱,光从地里哪能抠出来?”

钢铁,确确实实让这个曾经的穷乡僻壤摆脱了贫困,让大多数人看到了奔向幸福生活的希望。

即使到现在,这火焰也还没有熄灭。

黄金枷锁

迁安松汀村,因钢铁生产而远比其它村富裕。

今年才到钢铁厂上班的钱虎,说自己是尴尬的第三代。

他的课本,从小学起就有了“保护环境”的字样。那时候,保护环境的说法,和自己居住的环境极其冲突。

不到10岁的钱虎很天真,把从书上看到的知识,告诉家人,还跟村里叔叔伯伯讲,“环境污染了,不要再污染了”,表情十分严肃,惹得大伙儿哭笑不得。

他甚至为此痛哭过。

家人觉得莫名其妙,怀疑这小孩是不是中了邪。小学时,作文课从来没有布置过保护环境的题目。有一次钱虎去问老师原因,老师回复:“搁咱们这儿,说这话不合适。”

往后的中考、高考模拟考试,只要涉及环保话题,钱虎的作文分数都是班里最高的,但老师们每次发下试卷都会提醒:不要投到杂志或报纸上去,影响不好。

在学校,他是饱受非议的“环保分子”,原因是“脑子不开窍,专挑家丑往外扬”。 

再往后,钱虎才懂得其中的道理:很多人都指着钢铁吃饭。他不再犯傻,去追着老师、同学、家长,义正辞严说他们的不对;他转而想,“有没有一种科技可以使污染少一点、再少一点”……

最丢脸的是,到了择业的时候,钢厂竟然成了自己的第一选择。他的同龄人,无非是当兵、做生意或者考上好大学。从不知名高校毕业后能在钢厂找份工作,拿到3000多元的月薪,他算是幸运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迁安即使关停了一半以上的钢厂、矿厂,仍然在行业里傲视群雄。

只是,他依然担心雾霾;依然担心,哪一天不好的结果一下子全部爆发。

毕业已半年,钱虎的手机里仍会经常收到同学、朋友的“关怀”。有善意的,让自己多注意身体;有恶言相加的,说别干这缺德事了;还有酸言酸语的,说他接了爷爷和爸爸的班,干脆也叫“钢先生”。

曾发誓要定居在山青水秀处的钱虎,开始感慨自己太无知。

现在,他只会偶尔用沾满灰尘的手,打开同样脏兮兮的手机,翻开微信相册,回顾以往当环保志愿者的经历。

他期待,钢厂转型,两全其美。

钢城,水城

如今,雾霾天仍然毫无规律地出现,然而,那些烟囱工厂尚在。以钢为生的迁安人,正在等待重生。

“说实话,要是没烟,这还真是个好地方。”钱虎曾经向朋友这样解释。

迁安三山拱卫,两河环绕,山水相依,在京津周边难得一见。转型发展,当地政府觉醒较早,从2010年就开始重点抓了。

从钢城到水城的口号转变,迁安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态度坚决,包括斥巨资从上游水库买水,下放到滦河。

在一次政府会议上,“彻底丢掉幻想,彻底抛弃靠过剩产能再现高增长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能使眼下的烦恼变成永久的困扰”等几句报告赢得了经久的掌声。

包括迁安在内的整个河北,在治污和调结构方面,释放出了真诚。就在最近雾霾天期间,《唐山晚报》的头条直言不讳,指出工业排放是本次重污染天气的主要污染源;迁安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紧急会议,宣读《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的紧急通知》,反复提及加强日常监管,对重点企业派驻驻企人员,梳理应急预案和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等。11月9日,河北省还采用抗洪抢险等特殊场合才使用的“调度令”,紧急调度有关部门落实环保职责,在全国尚属首次。

立竿见影,几天时间,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迁安市木石厂镇的一名干部,以前外出酷爱穿白色西装,一趟回来就成了灰色,目前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出现。

整个迁安境内,传统的烧煤取暖已经得到大范围的规范,城镇居民用空调代替了锅炉,农民则普及洁净煤、推广太阳能灶。

事实上,包括木石厂镇在内的一些乡镇,在10多年前就有“生态村”概念,这几年更是加紧发动干部去外地考察,把好的农业项目移植过来,既缓解污染,又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政府也鼓励下岗工人学技术,向生态农业和第三产业转移。比如,一个生鲜直销连锁超市的生态项目,可安排就业200人。

钱文忠感到惊讶:压缩钢铁、水泥和玻璃产能的提法,以前想都不敢想,也不会想,现在看来十分必要;只不过问题一个牵着一个,一刀切伤害太大,需慎之又慎。  

去留之间

“我领着你去看看山。”钱允钢显得很神秘。

出了院子,没一会儿功夫就到了一处矿渣堆积的荒野。钱允钢所指的山,是由钢厂的废料堆积起来的,高30米,最大半径超过了100米。而这废料下面,原来是一片沃野,如今已无法耕种。

一名乡干部告诉记者:十天九霾,怎能感受不到?但我们从未把矛头直接指向家门口的钢厂。

外界的看法,似乎并没有影响村民们对钢厂的热情。白天黑夜都以钢为生,围着这收入来源团团转,多少家庭的命运都寄托在钢厂。

村民们最害怕的,不是污染对身体的危害,而是这些议论万一让钢厂都关了,怎么活?

像钱虎一般大的年轻人,父辈和祖父辈都或多或少和钢铁有过联系,甚至可以说他们是“钢铁哺育长大的”。

“有钢铁厂的好处是,村里没有留守儿童。至少我的童年都和父母在一起,比起其它地方的农村,还是很幸福的。”钱虎无法断定哪个更好,因为如果不能就近打工,一家人很可能四处分散,“没有资源和厂矿的地方,迫于生计的农民要到离家几百几千公里的地方求生计,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就会多起来,岂不是也很悲哀?”

这个选择题,似乎别无选择。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国内钢价出人意料地回升。当最先得到消息的人放出这个“炸弹”时,钱家三代“喜也不是,愁也不是”,但至少还是看到了眼前几步路的希望。

“不管未来怎样,都要耐心等等看。”钱虎说,“钢先生就钢先生,没什么丢脸的。”

(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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