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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建立西夏国的党项人，生性豪爽，与酒有着不解之缘。
党项人在酿酒、饮酒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内迁之前，党项人以游牧为主、尚无农业时，虽“不知稼穑，土无五谷”，就已“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旧唐书·党项传》），这是中国北方有麦酒的最初记载。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也说党项人旧有“烹牛羊、具酒食”的习俗。《新五代史》和《五代会要》均载有：五代后梁明宗时，党项之众竞赴中原都下卖马，明宗都“劳以酒食……党项羌商人开胸畅饮”。淳化初年，继捧服附宋室，太宗送以“茶百斤，上酝十石”。可见党项人内迁特别是西夏建国后，随着农耕的出现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之与外界的广泛交流，为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传统的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甘肃安西榆林窟第三窟的西夏壁画《酿酒图》，画面中央画一灶台，上安一套层叠覆压的方形器皿，一妇女外穿浅色长袍，左臂卷袖，手握吹火筒蹲在灶前添柴烧火，火膛内炉火正旺，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另一妇女穿深色对襟大领长袍，立于灶台旁，手持陶钵，回头看着烧火的妇女若有所问，像是品尝后评说新酒的优劣。灶旁左侧放置酒壶、贮酒槽、木桶等用具。图中二人均为妇女，应是家庭酿酒的写实，传世的酿酒图很少，封建时代妇女酿酒图更为罕见，可见西夏家庭酿酒已盛行于农家。
西夏人爱酒，酒成为西夏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其境内酒楼、酒店分布较广，都城兴庆府更是酒色上酝、酒具精良，成为京城一大特色。每到聚会宴饮，不论文人学士、商贩百姓都要以酒助兴。余阙《青阳先生文集》记载：党项人性格质直尚义，平时相处虽然是异姓，但好像姻亲一样。逢年过节相互拜访，互致问候，老少相坐，只按年龄辈分而不论官爵高低。祝寿拜舞，上下猜拳行令、自娱自乐。
酒，也是党项人祭祀、盟誓仪式中必备之品。西夏祭祀，大凡有四：一曰祀天，二曰祭祗，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先圣先师。无论祭天还是享人鬼，都要准备丰盛的祭品。《文海》中的“祭”“求祷”都释以香食祭祀诸佛、圣贤、地祗、大神。《天盛律令》卷19《畜患病门》载：官牧场有“神迹”的牛马死后，要派一官巫，于“三司内领取三两香、一斗酒、三斤酥、原粮一斗……以祭祀”。仅祀一个神畜就要用如此丰厚的祭品，那祭天祀地用酒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西夏饮酒的人多，人们又往往容易饮醉，西夏法律对酒醉后犯罪从轻发落。西夏法律规定，酒醉时牵走他人牲畜或拿走他人财物，只要酒醒后送还就可以了，也不许别人再举报、告状。但若酒醒后隐匿不报，不送还财物，要按假醉酒盗持他人财物判罪。
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天盛年间，西夏出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富足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促进了酒业的大发展。统治者为了保证西夏特殊酿造技艺不致外传，宫廷、宗室能够独享甘洌清醇、芳香沁人的皇宫贡酒，官府仿照中原制度，在国内设置“酒务”机构，指派专人负责日常事务，并通过法律的形式，相应制定了酒政与酒法，管理酿酒作坊，发展酿造业。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专列《酒种种门》，详细规定了酒的生产与管理制度：酿酒须经官府批准，并颁发生产许可证。如果无证酿酒，酿酒数量未达到百斤的，官员被罚马两匹，平民则判处3个月徒刑；酿酒数量超过百斤的，不论官民一律判处6个月徒刑。
甘洌清醇、芳香沁人的西夏美酒逐渐成为珍贵的馈赠礼品。文献记载，西夏多次向宋辽献金银制品、酒具、果酒等。北宋陆游在酣醉后也挥毫泼墨写下《秋波媚》，称赞西夏美酒“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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