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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两周的“讲座集锦”中，我们回顾了柏林博德博物馆副馆长朱利安·查普伊斯，在上博举办的系列讲座中的前两场。今天，小编继续为大家带来查普伊斯博士的第三场讲座《1945年及其遗留给柏林的绘画和雕塑藏品》。朱利安·查普伊斯（Julien Chapuis）馆长出生于瑞士，毕业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曾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世纪部，现任柏林博德博物馆副馆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艺术史，在研究15、16世纪的德国雕塑方面享有国际声誉。主讲人：德国博德博物馆副馆长 朱利安·查普伊斯 Dr. Julien Chapuis 讲座时间：2016年9月10日14:00 讲座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大多数参观者对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的作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们或许从未意识到，从1945年至今，有大约430幅画作从博物馆中遗失，其中大部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名作。同样的，雕塑馆也遗失了许多，如多纳泰罗（Donatello）、韦罗基奥（Verrocchio）和里门施耐德（Riemenschneider）等的作品。它们在战争中遭到毁坏，也有很多在1945年5月的腓特烈斯海恩（Friedrichshain）掩体的大火中被摧毁；此外还有很多被转移到美国和苏联。 
1926年博德博物馆（当时仍是费里德里希国王博物馆）鲁本斯展厅，红色大叉标注的都是在二战中遗失的作品 Rubens Gallery in the Kaiser-Friedrich-Museum
2015年3月至9月，博德博物馆举办了名为《遗失的博物馆》（The Lost Museum）的展览，用与原作等大的石膏模型和照片复制品等，将遗失的杰作重新带到观众眼前。展览不仅展示了战争、大火，还同时展示了同盟国一起对艺术品的恢复所作的努力、德国与俄国博物馆从业者长期的交流、研究、修复、出版等，并探讨修复在战争中被毁坏的艺术品的伦理问题。
柏林博德博物馆《遗失的博物馆》展览现场，
2015年夏“The Lost Museum”, Bode Museum, Berlin1939年9月1日开战，国家博物馆闭馆，藏品开始被陆续转移出去。先是博物馆岛上另一座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 Museum）的地下室；1941年，一些馆藏被转移到腓特烈斯海恩和德国动物园新造的两座掩体。随着俄国军队的逼近，阿道夫·希特勒在1945年3月8日下令保护柏林郊外最珍贵的艺术品，后来该地被西方同盟国占领。1945年5月2日，俄军进入柏林。5月6日，腓特烈斯海恩发生火灾，5月14日和18日又相继着火，且第二次火灾持续了三天。火灾起因至今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大火摧毁了很多艺术品。1945年夏初，俄罗斯的考古学家开始对腓特烈斯海恩进行发掘。雕塑残件还有当时大部分在柏林的文物被运去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总共有250多万件艺术品流向俄国。展览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失去与寻找”，向我们展示了通过档案资料对腓特烈斯海恩火灾所掌握的信息，以及战后艺术品的命运。这件小浮雕《圣母领报》是众多有丰富历史的文物中的一件。尽管它只有四英尺高，但它曾被一分为二，各自保存在铁幕的两端，也就是苏联和美国。1958年，碎成六块的圣母玛丽从苏联被送回到东柏林，另外三块天使1946年去了威斯巴登，后来又去了西柏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表明很多人进入过腓特烈斯海恩掩体并在战后短暂保留过从中拿来的物品。
《圣母领报》,科隆,约12世纪 Annunciation,Cologne除了苏联，1945年11月，驻德国的美国军事政府也要求转移两百多件原属绘画馆后藏于图林根的艺术品，官方的理由是把艺术品带到安全的地方。艺术品于1945年12月到达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它们第一次公开归还是在1948年。此前，202幅绘画作品在美国的14座城市进行过为期一年的巡展。它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次具有轰动效应的展览——单单在华盛顿就在40多天里吸引了90多万参观者。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柏林绘画展》展览，1948年“Paintings from Berlin”,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展览的第二部分“纪念”，试图用与原作等大的石膏模型和照片复制品传达出遗失的珍贵绘画和雕塑作品的审美价值。
桑德罗·波提切利（1445-1510）《圣母、圣子与拿着烛台的天使们》，1945年毁于大火 Sandro Botticelli, Madonna and Child with Angles Carrying Candelabra
今天当我们在绘画馆中参观时，真正好的绘画作品大都是中等大小或比较小的。这是因为战时矿井里的电梯、矿里的槽沟等都只能容纳保存小幅作品，而一些伟大的大幅作品，就因这种历史偶然因素而遗失了。遗失的雕塑的复制品大多来自柏林的石膏收藏，也就是德国复制品工作室。启蒙运动让石膏雕像为越来越多人接受，1819年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国王建立复制品工作室，这是柏林国家博物馆当中最老的一家机构，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石膏像复制品工作室。幸运的是，这些石膏制品在战争中全部都保存了下来。 
柏林石膏复制品工作室库房
Storage of the Berlin Plaster Cast Studio这场展览让我们重新思考是否有必要把复制的石膏像纳入永久陈列。在展览中我们看到，一件石膏像可以与原作那么的相似。 
多纳泰罗《施洗约翰》复制品，原作约1455年
Plaster cast of Donatello, John the Baptist下一个展区叫做“修复——走向何处？”——这里的问号非常重要。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表达，即“为什么要修复？”。尽管1945年5月在腓特烈斯海恩的火灾中大部分的绘画和木雕都被烧毁了，一些非有机材料的雕塑还是残存下来了。在这个展览单元中我们展示了不同的文物保护方法，从苏联的到现代的。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特殊的修复方式，并且认为比前人的更好。德国复制工作室的石膏像通常会将雕塑遗失的部分补上，从而使其完整；但这种方式与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精神相悖——任何一件艺术品的改变都应当被尊重，对历史痕迹的抹去是不被接受的。这次展览就试图解决以下的矛盾：什么是更重要、更有价值的，是艺术品还是它的历史？而展览也试图表明，修复艺术品其实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只是每一代人有自己的方法。此外，对每一件在火灾、战争中收到摧残的艺术品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它们究竟该不该被展出。——如果一个人把博物馆理解为一个用于冥想、接触美好事物的地方，那么它们就应该尽量避免展出；而如果博物馆被认为是强调历史的，那么它就应该不加修饰地展出这些残破的物品。 
费朗索瓦·迪凯努瓦《爱神》，1629年，20世纪90年代修复后（保留战争中的子弹）Fran?ois Duquesnoy, Amor
很重要的是，展览不应以悲伤的方式被理解感知。它指出记忆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如今不再的艺术品。它同时也告诉我们修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让残破的艺术品展现出完整的审美性。因而展览最后一单元的标题是：新的开始。古代与当代的作品形成对话，并在展览中试图探讨博物馆是否有权利去解读艺术。
左：保罗·埃格尔（1691-1752）残存的曼海姆祭坛雕塑；右：英国的当代艺术家马可·亚历山大（1966-）《曼海姆红色1》Left: Paul Egell, Mannheim High Altarpiece; right: Mark Alexander, Red Mannheim I 我们已经知道，1945年大约250万件艺术品从德国运往苏联。到1958年，大约150万件被运回前东德。剩下的一百万件留在俄国，并被保密了很多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艺术品被放在俄罗斯博物馆的“特殊库房”里。德国和俄国都声称自己对这批艺术品拥有主权——但这不是博物馆人员能参与解决的。值得庆幸的是，德国和俄国的博物馆几十年来一直在合作，共同让这些人们原以为消失了的藏品重新在学界被讨论、研究，并且也被展出，让更多的公众被它们所感动。 至此，我们与大家一起回顾了查普伊斯馆长的三场讲座：从柏林博物馆岛及其文艺复兴收藏的建立，到北方文艺复兴雕塑风格的界定，再到因战争而遗失的文艺复兴藏品及其背后的博物馆伦理。三场讲座既独立自存，又彼此关联，环环相扣。讲座回顾，敬请点击 ↓↓↓
更多“博物馆与文艺复兴艺术”系列讲座， 亦可查看 ↓↓↓ 年底重磅，“博物馆与文艺复兴艺术”系列讲座第二波！（本期上方一同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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