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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任） 自16世纪以来各国的传教士、汉学家翻译、介绍中国文化典籍的历程，经过几代翻译家的努力，许多中国的典籍和传统文化的研究著作，已经翻译成外文，有的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跟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相比，这还只是一小部分，有些重要典籍还没有外译本。对已经翻译过的典籍进行重译，空间仍然很大。随着出土文献的陆续问世，以及一些罕见善本的公开，大量古籍新校注本的出版，为典籍的翻译提供了许多新的参考，古代典籍的翻译有必要跟上学术的发展，以呈现新的面貌。此外，中国当代的一些研究传统文化的重要著作，也需要译成外文，以帮助外国了解中国学术的现状。中国典籍的外译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不仅要精通中外双方的语言，还要谙熟中外的文化。翻译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翻译出来的文本就是研究成果，而研究的过程中也包含着翻译工作。 李庆（日本金泽大学教授） 译著和翻译家应该受到重视，应该提高译著的学术地位，采取措施加强汉学译著的翻译工作。在目前的中国学术评价体系中，译著是不被承认的，或所处的地位较低。这个问题的存在，一是由于现实译著的水平存在问题，也由于体制中，评价者依靠自身的外语和学术水平无法评判译著的良莠。二是由于评价的指导思想中缺乏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理念。这需要加以重视，逐步改善。 阎纯德（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翻译是人类沟通与和谐相处的必经之路。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如果没有翻译，“西学东渐”便无法“渐”，“中学西传”也无法“传”。但是，汉学家的选译对象是有“功利主义”原则的，无论是学术的，还是文学的，其根据不仅要在中国有巨大的价值和广泛的影响，也一定得于汉学家自己国家具有同样的借鉴价值、社会价值和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典籍四书五经，以及中国文化史上重要的著作和文学作品如唐诗等为一代汉学家垂青的原因，因为这些典籍承载了中国的精神，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于中国，还是于西方，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金秀燕（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 学术界对翻译工作的评价不是很高，在韩国一项有192名韩国人文学者参与的调查中，90%的人认为译著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没有受到重视，他们认为应该将优秀的译著作为研究成果来进行评价。 [责任编辑:王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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