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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和事略考实

 明史沙龙 2016-11-21

                       罗辉映,原文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

  杨廷和,四川新都人,明武宗和世宗时历任内阁首辅,他是明代中期重要政治人物。旧史或一般论者对杨廷和皆有誉词,认为他在武宗失德的情况下镇静待重,武宗死后擒获倖臣江彬,革除正德弊政,推行新政,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基本上还是持同样的看法。本文通过杨廷和事略的考实,对上述誉美之词提出异议,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关于宁府护卫和宁王叛乱

  正德十四年,江西爆发了宁王朱宸濠企图篡夺皇位的叛乱,这场叛乱酝酿时间很长,于正德一朝政治影响极为深刻,它是武宗朝政治史的一条主线。考察杨廷和在这一事件中的政治表现和所起作用至关重要。首先,我们看宁府叛乱的军队是怎样获得的。宁府护卫是叛乱的基本力量,天顺中,因宁王不法,曾被革去护卫,正德初宁王宸濠贿赂刘瑾得以赐还,刘瑾败后又被革去。正德九年,宁王贿赂钱宁等和朝中大臣,谋求还给复卫。宁王受兵部尚书陆完示意,讬词镇压盗贼,引祖训为据,奏请赐还护卫[①]。陆完具本覆奏,内阁杨廷和配合默契,操纵吏部调走职司其事而持反对意见的仪制郞中刘滂[②]。为了避免大学士费宏阻挡这件事并掩人耳目,杨廷和与中官密谋,趁三月十五日阁臣都在东阁评阅会试考卷的时候,由中官卢明独召杨廷和一人草诏,杨乃“下制许之”[③]。这件事做得十分诡密,事后杨廷和等却诿过他人,于是由谁拟旨允复宁府护卫之事遂成一桩公案。杨廷和之子杨慎撰《丹铅杂录》,声称复护卫时其父丁忧[④],把责任推到另一位阁臣梁储身上。然而复护卫事在正德九年,廷和丁忧在十年三月,杨慎为父弥饰之举不攻自破。梁储是个闻谤不辩的怪人,因此力为梁储洗雪的明人不少,沈德符之《万历野获编》,霍韬为梁储作传,均为之澄清视听[⑤]。考正德九年在阁者,廷和为首辅,梁储、费宏居次,靳贵二月入阁。费宏态度鲜明地反对赐复护卫,不久被迫致仕[⑥]。靳贵初入阁,尚无处置大事的权力。杨廷和的责任无可逃避。明代著名史家王世贞考订这段史事时,认为杨廷和“其罪有不容辞者,第不得以污名蔑之耳”[⑦]。盖王氏亦有先入之见,偏袒杨氏,于此事终未究竟所以。杨廷和的子孙及门生的辩解不值一驳,所以明人大抵认为草拟赐还护卫诏书的责任在杨廷和,高岱、郑晓、薛应旗、尹衡、焦竑等均持此说[⑧],据明人史料而纂修的《明史纪事本末》亦持其说[⑨]。还须插说一点,这件事的经过首先由王琼披露,王琼在正德中和钱宁、江彬等周旋甚密,比较熟知内情,其说可信。明人对王琼毁誉参半,世宗即位后,王琼又和杨廷和交恶相抅,因之有的人认为王琼的披露是“仇口诬蔑”[⑩]。于是某些史家又采取存疑的态度,例如《明史·诸王传》说,“诸嬖人乘(费)宏读廷试卷,取中旨行之”[11]。显然取中旨的说法是靠不住的,事既由中旨,杨廷和子弟门人何必诿过梁储?杨慎又何必以丁忧为其父遮饰?

  宁王有了护卫,在江西积极准备叛乱,为筹集军需,全力搜括,杀死拒绝交纳加租的农民,又招纳奸人,投献田产,强占官湖”,“贩卖私盐、胡椒、苏木等货”,甚至“打劫新建县库银七千余两”[12]。宁府的不轨行为,遭到许多官员的弹劾。清军御史花辂,按察副使胡世宁揭露了宁王的反谋。左都御史石玠,右都御史李士实反以狂率罪世宁[13]。王守仁被兵部尚书王琼布置到江西,屯兵南赣监视宁府动静[14]。时已调任户部尚书的石玠又以革商税为名,断绝王守仁的饷源[15]。石玠与王琼政治上对立,杨廷和也因为不能操纵兵部而与王琼不相善,在袒护宁府方面,杨廷和与石玠非常协调。王守仁与内阁通信时,对这种掣肘之举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指责[16]。因此,尽管王守仁有平叛之功,却仍遭杨廷和的抑揄。巡抚江西都御史孙燧,按察副使许逵对宁王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不时掩捕宁王收罗的土匪武装,七次上疏,陈述宁王必反之状,杨廷和主持内阁却毫不反应。尽管孙许二人悉心画谋,但限于事权,未能有效地钳制宁王的行动,以致仓猝临变,只能以身殉职而已。

  正德十四年,由于钱宁、江彬以及宦官中复杂的集团倾轧,宁王谋叛行为逐渐暴露,宁府典宝官阎顺告变,武宗驱逐了宁府驻京传递政治情报的人员,御史萧准疏论宁王反状,朝廷将对宁王作出决策。宁府谋叛,蓄谋多年,犹箭在弦,发在顷刻,杨廷和没有从全局考虑问题,完全出于个人利害关系,拟定遣使谕告宁王的下策,幻想宁王交还护卫,放弃反谋。杨廷和这样安排,客观上给宁王通风报信,于是宁王先发制人,举兵反叛,江西生民遂不免兵燹和六师压境的祸害。

  宁王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师,杨廷和完全陷入被动,由于杨廷和及宦官、佞倖对宁王一贯纵容,朝廷会议时,“众观望犹不敢斥言濠反”[17]。幸而兵部王琼早有布置,他以防备江西溪洞少数民族和镇压福建进贵之变为名,使王守仁握有敕书旗牌,屯兵南赣,以待宁府之变[18]。故朝中惟王琼治事如常,王琼劝慰众人镇静,他宣言早有战略布置,“吾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已执之”[19]。王琼“乃从直房草覆十三疏,首请削濠属籍,正贼名,次请命将出师,趋南都”[20]。一场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件,还是由王琼、王守仁等忠于职守的官员努力,才平息下去。

  杨廷和素来庇护宁王,后来觉察到宁王心怀异图,于是“稍自异”[21],才避免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他深知自己与宸濠事件有关联的严重性,撰写《视草余录》一书,为自己脱卸责任。他声称曾请内廷文书房散本官代奏,规劝武宗预防藩王阴谋云云[22]。按明代内廷文书房散本官职司奔走传递一类杂事,在宦官中地位较低,杨廷和身为首辅,同这些低级人员呶呶不休有何作用?散本官员额很多,《视草余录》为何不称其名?明制,内阁密勿大臣有进揭贴和密疏言事的特殊待遇,杨何得不用?杨廷和的事后之词,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又《明实录》及一般史传中,凡言事涉及于宁藩者,如胡世宁、林俊、舒芬等皆搜罗无遗,而独不记杨廷和所言,可见当时执史笔者都不相信杨廷和的自我表白。世宗即位后,诏修武宗实录,廷和等为总裁,廷和撰《正德编年》,后人论其书“掩非饰过”[23]。杨廷和极力纂改史事,但未取得成功。

  上述表明,正德中杨廷和在宁王谋叛过程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作为内阁首辅,在拟旨赐复宁府护卫和庇护宁王的活动中,负有主要政治责任。


二、关于正德政治和江彬之诛

  杨廷和在正德中的一般政治表现也值得我们加以考察。正德四年,李东阳为首辅,不久援引杨廷和入阁。东阳在朝,屈服于宦官势力,身为首辅,撰拟诏敕时“自以观望”,处分政事“皆逆探(刘)瑾意为之”[24]。东阳又撰玄明宫碑,称颂刘瑾功德[25]。刘瑾失败后,李东阳并未辞职,反而不准别人揭发其党附刘瑾的罪行[26]。杨廷和也积极掩灭自己交通刘瑾的证据,借宽宥秦府郡王谄谀刘瑾之机,以安人心为词,拟定“凡瑾私室搜出问遗私书之类,当一切焚之”[27]。据王琼及廷和弟侍郎杨廷仪披露,廷和同刘瑾有交通之迹[28]。由此观之,廷和以安反侧为讬词,不露声色地抹去了自己身上的污迹。

  史载杨廷和和李东阳在内阁殊无龃龉,十分协调,这种协调之下颇有奥妙,正德六年廷试,李东阳“密以制策示(杨)慎”,于是廷和之子杨慎“所对独详”[29],窃得一甲状元。京师称杨慎“面皮状元”[30],沈德符在书中以“关节状元”为目记其事[31]。廷和门生靳贵两次主持会试,皆鬻题作弊,都被杨廷和包庇下来。杨氏一门除杨升庵而外,杨淳中二甲进士,婿余承勋、叶桂章均入选庶吉士[32]。廷和弟廷仪劣迹昭著,屡遭御史弹劾,却因乃兄的势力,每每升迁[33],这些事实,都值得我们深思。

  郑晓殿试时,杨廷和“使人道意致殷勤”,郑氏察觉其营建私人势力之用意[34]。明人霍韬批评说,“李东阳、杨廷和交结刘瑾、钱宁,阴挤正人,植其私党”,批评杨廷和为首的内阁“笼络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35]。胡世宁乘上讲章之机,极论正德以来李东阳、杨廷和把持翰林院的劣迹。胡世宁指出,杨廷和规定内阁教养的庶吉士方可进入翰林,又规定“吏部不得拟其升除”,而“其余内外官员,虽有文学材智,不许再入”。杨廷和等“私讹相传,谬称旧制,以欺后进,以钳众口”,揭露杨廷和等将翰林职位“遞为授受”的目的是结党营私,损害国家利益[36]。

  总之,正德年间上恬下嬉,杨廷和身为内阁首辅,却与宦官、佞倖瀣沆一气,以私利相徵逐,促成了正德一朝的腐败政治,细考杨廷和所为,实在不配史笔给予的称誉。

  正德年间的士大夫怎样看杨廷和呢?唐枢说,“杨石斋(廷和号)久入阁,漫无建白,人易之”[37],正德中毫无建树,人们瞧不起他。以忠节著称的翰林修撰舒芬谏武宗南巡,对杨廷和等作了措词严历的批评,疾呼“江右亲王倡吴濞之计,大臣怀冯道之心”,“复痛斥阁中(按指内阁),谓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听主上之自坏”[38]。杨廷和身为首辅,政治上观望,与同代之舒芬相比,何啻霄壤。杨廷和一类人属于李贽所谓“士大夫非忠义素定者”之列,这类人在宁王事件中“辄怀疑贰”[39],他们身享爵禄,却不忠心为国,匡救时弊,甚至把宁王看成当年的燕王朱棣[40],认为顺应时变,就可以永保富贵。

  清人修《明史》为杨廷和撰传,虽然极词褒美,然而能列举出来的,多是一些琐碎细事,(大礼之议,我已有专文论及,兹不赘述[41]。嘉靖新政问题,俟后论及。)至于他和钱宁等一干人的关系,则一概为贤者隐讳了。清人王颂蔚考证明史,认为杨廷和传后的赞语把廷和比作周勃、韩琦,完全是虚美其人的败笔[42]。

  武宗死,掌握京军的佞倖江彬伏诛,这无疑有益于政治形势的稳定,并为朱厚熜入绍帝位铺平了道路。但是也必须指出,相当多的史评史论把江彬的危险性不切实际地夸大了,剪除江彬的意义也被估价过高。江彬初为蔚州卫佥事,赴调而入京,武宗以其勇健善斗而宠之。不久即与钱宁不协,其政治地位并不稳固。为了使武宗摆脱宦官和廷臣的影响,减轻钱宁对自己地位的威胁,江彬竭力诱使武宗微行和巡幸。综观江彬所为,不过以财货妇女为事,对公卿大臣颐指气使而已。他蒙帝宠信,领有京营,一度兼厂、卫之任,却没有明显的政治野心。他同内廷宦官关系不密切,在内阁及部院大臣中亦无政治上的盟友,在京师没有建立成系统的个人势力。在朝廷最高统治集团中,江彬不孚人心,完全没有政治号召力,远不能和宁王宸濠的危险相提并论。明人高岱说:“江彬非有他能,特屈强勇悍,庸材耳。其能恃权宠作威福之至此极者,投武宗之间耳,非智略之过人也。使其少有奸雄之术,则挟天子令诸侯之祸可立见矣。夫挟震主之威,蒙赤族之祸,而武宗弥留之际,乃宴然归卧私第。又以一介之使召之即入,此与曹爽之释兵归天子而求归老私第者,同一愚也”[43]。高氏此说,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武宗死,江彬惶惑不安,虽然掌握着京营两官厅,但政治上、军事上都无所动作,经杨廷和、张永等人的甘言安抚之后,希冀仍保富贵。江彬伏法后,杨廷和夸大其谋反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利用朝野对江彬的痛恨情绪,改善了自己的形象,抬高自己的地位。

  复次,武宗死后,无论稳定局势,还是擒获江彬,都不是杨廷和一个人的功劳。曾锄去刘瑾的宦官张永在剪除江彬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张永参预了锄去江彬的密议,与江彬虚与委蛇,江彬入宫,张永留其用膳,使江彬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束手就擒[44]。廷和后与张永不相善,杨氏门人就把诛江彬一事尽归廷和,还诬蔑张永把捉拿江彬的计划泄露江彬[45]。按嘉靖中张永因杨一清、张璁的推荐,再度被世宗起用,如有助江彬之嫌,岂能再获抦用。擒获江彬,还有兵部尚书王琼参预了密议[46],王琼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琼以官兵部之故与江彬素有周旋,武宗死前三月,驻跸通州,召九卿等官入觐,或传江彬将乘机屠杀朝官而行篡逆。时“九卿凛凛,无敢诣觐”。王琼佩印而往,“阳与彬交欢,居中阴制奸谋”。王琼以兵部尚书的身份,“系将士之望”[47],牵制江彬,使之不能利用军队来制造事变。张永、杨廷和欲捕江彬,而虑其下劲卒为乱,杨“计无所出,乃谋之于王晋溪(琼)”,王琼乃以录扈从功为名,将江彬手下的边兵调至通州领赏[48],(明代通州有大仓,边兵趋之领粮米。)边兵出,无肘腋之忧,于是捕斩江彬,京师平静。杨一清归功张永而不及杨廷和,失之偏颇,杨廷和子弟门人归功廷和而诬蔑张永,又只字不提王琼,当然更不对。考之明人陈洪谟《继世纪闻》,他跳出当事人利害关系的圈子,比较客观地记载了这件史事,其云“时杨内阁廷和亟与张永及兵部议”[49],遂由兵部王琼遣散江彬的边军,张永作为内廷代表与江彬周旋,杨廷和以政府首脑之身份甘言安抚江彬,再启奏皇太后,传懿旨,经多方合作,于是顺利地剪除了江彬。明人王世贞认为,陈氏所记可靠,参诸其他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永、杨廷和、王琼在擒斩江彬中都有功劳。为什么在某些史评史论中把杨廷和抬得很高,甚至把张永和王琼忘记了呢,我们必须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原因。张永是阉人,虽其有除刘瑾、江彬之功,士大夫例加抑揄。王琼为能展布其才而建功立业,曾厚事钱宁、江彬,虽有功业,某些士大夫也不宽恕他,明人对王琼毁誉参半。杨廷和在议大礼中和皇帝顶撞遂获虚誉,这样论者把杨廷和抬高了,修《明史》者,限于历史的原因,对上述史实不能细审,以诛江彬事尽归廷和,至有周勃、韩琦之褒美,殊为失当。

  
三、关于世宗登极诏和嘉靖新政

  明人把世宗登极诏和遗诏并列,以之为“世宗始终盛事云”[50]。对杨廷和撰拟的登极诏和由其主持的嘉靖初政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誉之为“新政”“中兴”,我认为上述看法既不全面,也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对嘉靖初政,不能仅从诏书字面来衡量,应结合当时具体情况全面分析。

  关于“新政”,《明实录》载登极诏规定的条款有一万余字。史书记载了诏书颁布后的效果,“正德中蠹政厘抉且尽,所载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倖者得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51]。革除恩倖得官者,无论从政治上还是节省财政开支来说这都是善政,但这种弊政的革除是封建社会中皇帝更替时的惯例,我们要认清其阶级本质,不能给予过高估计。查明代实录,几乎每个皇帝死后的遗诏或即位诏都有此等内容。比较贤明的孝宗,弘治初登极诏下,几乎把成化中的传奉官全部裁汰,其后传奉渐多,甚至“一月中升授二百余人”[52]。随皇帝更代而行的革除恩倖的惯例作法并没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世宗不久就因崇奉道家斋醮而滥封赏。无论登极诏或遗诏,无非是以美妙动听的言词,做出与民更始的姿态,借以欺骗人民,对嘉靖登极诏革除恩倖云云,断不可估价过高。

  登极诏关于豁免逋赋、停减各色物料之征的条文含混不清,从而降低了“德政”给予百姓的泽惠。诏曰十五年以前尽行蠲免,又曰已征在官准作下年该纳之数,又曰嘉靖元年以十分为率,俱减五分。看来诏书的意思是十五年全免,十六年全征,元年减半,三年之征减一年半[53],这项意义含混的条款在实际中效果如何呢?时人郑善夫说:“庙议此款,甚有酙酌,但曰已征在官,本指十五年也,却不明言十五年。准作下午之数,本指十六年也,又不明言十六年。此盖一时言不尽意处,使当事者疑似迁就,不即将顺其美。近者全征之命,或者上伤圣天子之仁,下伤万民之心乎”[54]。诏文不确切,施行之际,州县里胥以科敛相逢迎,百姓能沾到多少实惠呢?这种黄纸蠲免、白纸催征的把戏,在超经济强制的封建剥削之下,乃是愚弄和欺骗人民的一种手法。郑善夫批评说:“在位诸君(按指杨廷和为首的官僚集团)元无此本色,安有此实用”,怎么能盼望成就三代之治呢[55]?郑氏斯语,痛快淋漓,我们不必为其添足。我们不是绝对地否定封建社会的蠲免政策,但要诏书兑现,须认真执行乃能收效。嘉靖八年桂萼在会议蠲免灾伤时,奏请要在实行,毋蹈虚文,其云“今征收田租,法以十月开仓。倘皇上有浩荡之恩,宜及九月十五日以前,则民受实惠,少迟之,即成虚应故事,所谓黄纸虽蠲,而白纸已先催征者也”[56]。桂萼三任知县,有丰富的实际经验,他注意到这些细微末节。而杨廷和因循故事,闭门造车,诏文含混疑似,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杨氏起草的登极诏中,还有一些违反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反动措施,它不但无益于国家、反而贻害人民,而恰恰是这些条款实行得最为彻底。如前所述,登极诏下,裁汰了十四万八千多人,这个数字很值得我们思索和分析,我认为,这个数目可能夸大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必要裁减十四万余人,因为恩倖得官或各衙冗员只占其中很少部分。兹据有关资料辨析如下。

  首先谈以恩倖得官者的数字,正德十六年八月,给事中夏言奉命查勘武职冗冒者,计查出三千二百名[57]。恩倖得官的还有传升,乞升一类,其数字伸缩性较大,现在还没有看到正德时的统计数字材料,但可以进行推测,盛行传奉官的成化时期,也不过数千人[58],因传旨得官的,大多是中贵佞倖的亲属或投在门下的无耻之徒。能在皇帝身边周旋的人并不多,阉者大部分还是供洒扫役使的宫奴。因此,据以推测,正德时传奉得官的不会比成化时多出很多。《明史》刘健传透露出画使、工匠授官人数,还不足千人[59]。

  次说内府工役,明制,内府所属的工匠分为班匠和住坐匠两种。班匠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向封建国家提供无偿劳役,旅途盘缠均由自备。换言之,班匠来京服役,不会给宫廷增加开支,需要国家支付粮米的是住坐匠。住坐匠由朝廷支给粮米或钱钞。既然登极诏裁汰工匠为国家节省了开支,那么裁汰的是住坐匠当可无疑,住坐匠有多少呢?成化时“额存六千名”,其后又曾“过倍原额”,嘉靖十年定为一万二千余人,隆庆时有一万五千人[60],从这些材料看,住坐匠通常是一万几千人。阁臣刘健曾疏论内府工役支费增多,反映出正德时住坐匠人数较正常编制增加了。但还必须考虑到,在内府监局劳作的并非都是住坐匠,朝廷既然忧虑月米支出过多,自然会佥派更多的班匠来应役,因之可以推断,即使武宗时应役工匠倍出正常编制,其中增加住坐匠的员额恐怕不会很多。因此,有理由说在登极诏中,裁汰的十四万总人数里,工匠并不占一个大数目。

  关于锦衣旗校一类人,其原有编制大约八九千人。正德时锦衣卫中“奏带传升冒衔者”有数百人[61],兵部尚书金献民说锦衣裁汰了三百多人[62],这个数字占锦衣卫官员的十分之八。王世贞说,“诏下,革传奉迁者锦衣自指挥下,汰去十之八,复汰旗校十之五”[63]。也就是说,一般旗校汰去四五千人,官员三百人,合计不过五六千人。另外由中官控制的腾骧等四卫勇士、力士、校尉、旗军汰去四千人[64]。

  上述表明,登极诏下裁汰的各色人累计不过两三万人,那么别外十万左右是些什么人呢?我们可以在桂萼的奏疏中找到答案。桂萼批评杨廷和在革冗食的旗号下,把京卫必要的编制人员却革除了。批评杨“又将营伍之军与厨役之人,数可不免者,多方苛察,将空营役而革之”[65]。这样作还“亟夺贫人之衣食”,断绝京师贫民的生活来源。革除必要的营伍之军和厨役,又导致营伍空虚,于是又派清军御史去各地勾军,“而州县有司又为之骚然矣”。

  为什么杨廷和把额设之军斥去,又遣派御史勾补呢?这同明代军事制度的变化相关。这里仅就正德中的情况略加说明。明人军户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低下,军士普遍逃亡,勾拿逃军和清理军伍成为朝廷一大政务。清军勾军骚扰民间,奸弊丛生,造成农村劳动力缺乏,土地抛荒,严重破坏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正德中武定州清军,应发遣的竟至一万二千人,这个数字接近武定人口的一半[66]。清军的弊端为士大夫普遍论及,正德十年,王琼任兵部尚书,他认为清军之法应当以宽为主,强制勾取,无益于国,无益于民,徒生奸弊。他主张在某些情况下实行募兵[67]。王琼采取了两项措施,首先将丁尽户绝的军户和被连累的民户的军籍豁免,不准再造册清勾这些人户[68]。其二,王琼以灾伤为由,罢遣清军御史,默允军户雇人代役。这样军丁正身可以在原籍安心于农业生产,这些措施对农民有苏息的作用。

  桂萼批评杨廷和的新政措施时,对王琼的措施表示欣赏。他高度评价其积极意义;“夫营伍之军,厨役之人,随缺收补,苟得其良,又经得勘,因而用之,在原籍无起解之苦,在京师者有衣食之资。外安里甲,内集精强,民甚称便。恨不能使天下卫所皆然也。……当时兵部知清军之弊,将卫所在伍有丁,而妄行册勾者治罪。时卫所有司不敢捏逃发册,遂罢遣清军御史矣。正德年间,此政最善,闾里之民,至今追想”[69]。具有改革思想的桂萼对王琼的措施予以大胆肯定。因循守旧的杨廷和等官僚则认为王琼变乱祖制。杨廷和借革奸弊之名,把符合封建国家利益、安定社会的措施一概推翻。杨廷和的做法引起了极坏的社会效果,复遣清军御史,骚扰民间,被夺去衣食的京师贫民莫不怆天呼地,诅骂杨廷和的新政和登极诏,京师民谣这样传说,“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70]。不久,“汰革海户及诡冒军匠人等相聚为盗”,流劫霸州等地,“民间苦之”[71]。

  正嘉之际,募兵的办法在各地有所实行。时人林希元根据实地考察的经验,主张部分地废除世兵制,把行之有效的募兵制肯定下来[72]。林希元和王琼都要求改革具有严重人身依附关系的军户制度,代之以出银雇募。这同当时匠户纳银代役一样,乃是社会进步的现象。这个变化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而杨廷和则反对军户制上的任何一点变化。

  明中叶,赋役制度的改革在各地纷纷进行,黄册名存实亡,各类实征文册代之而起。杨廷和在嘉靖新政中,反对均徭、驿传、盐法的改革,并拟旨焚毁具有赋役改革性质的“和平册”,还行文抚按,“令一切赋役悉遵祖制”,申明“有不遵旧制,妄议立法,即坐以紊乱成法之罪”[73]。从新政措施可以看出,他代表守旧官僚集团的利益,不能容忍任何引起社会进步的改革。

  人们或许会问,世宗即位后政治局面不是比武宗时好多了吗?这不是杨廷和的作用吗?我们不否认,政治上的确出现了好转的趋势,但也必须指出,这种好转的原因不能全然归之于杨廷和,它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武宗死,换了皇帝,新皇帝又是藩王入继,同佞倖、宫廷宦官素无交结,对势力胶固的宦官集团持有很大的戒心[74]。尤其是这个集团曾和谋叛的宁王关系暖昧,因之宦官集团难于从感情上争取新皇帝的信任。麕集在武宗周围的宦官和佞倖失去皇权的依托,煊赫之势陡衰。他们为自己的恩荣而有所忧虑,违法乱纪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

  再从朝官士大夫方面来看,相当多的官员不满意正德政治,屡诤屡谏。武宗一死,这些人纷纷批评时政,大力挞代中官佞倖,在这些官员的推动之下,武宗时的弊政得到一些纠正。正嘉之际,确实斥退了恩倖,革罢冒滥的封赏,勘查皇庄,收回被中官佞倖侵夺的国家权益。

  尽管有了上述这些更革,但当时的政治并未根本好转。大理评事林希元尖锐地指出,关键的人事问题还没有解决。新政之下“奸雄之徒未尽空其党”,这些人仍踞在重要位置,大权在握。而忠于国家的持正君子虽已复职,却没有布列到关键职位上去,仍处劣势,这是莫大的隐患,潜伏着祸机。林希元痛斥正德时居官失职而此际吵吵嚷嚷高论新政的科道官员。要求趁考察把失职者通通斥去[75]。礼部主事许瑜也有类似的主张。林希元等所抨击的言官是其小者,负有更大政治责任的则是内阁杨廷和及部院大臣。林希元对吵吵嚷嚷的新政的批评击中要害,揭示了新政的假象,它表明必须把杨廷和一类官僚逐出中枢,清算其正德中的责任,励精图治、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杨廷和等非常恐慌,找个机会把林贬为泗州判官[76],恐其复起,又授意巡按御史进一步打击他。林希元始终不屈,弃官归乡。杨廷和执朝政时,串通吏部尚书乔宇等大臣和言路党羽,积极发展私人势力,打击王守仁、林希元一类正人,议大礼时,观政进士张璁,主事桂萼、霍韬,礼部侍郎王瓒,南京吏部尚书廖纪,给事中熊浃持议与廷和相左,遂遭排击[77]。当时的政治局面徒有治名,完全是杨廷和一派人的自吹自擂。历史上所说的嘉靖中兴之治,乃是通过大礼议,摧毁了杨廷和腐朽官僚集团后,由张璁、桂萼为首的议礼诸臣肇创的嘉靖前期政治。

  综上所述,杨廷和在正德时同中官佞倖关系暖昧,对正德时期的黑暗政治应负相当责任。在宁王事件中,杨廷和节行有玷,其掩捕江彬,史书过分夸大其事。世宗初入,杨廷和总持朝政,排斥正人,掩非饰过,发展个人势力,对所拟登极诏及其主持下的新政的评价应重新斟酌,不可一味誉美。我们希望通过杨廷和事略的考实,加强明中期政治状况的研究和对杨廷和其人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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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2]《刑部问宁王案》刘吉招词,载《玄览堂丛书》。
  [②]高岱:《鸿猷录》卷一四,讨宁庶人。
  [③]王琼:《双溪杂记》。
  [④]见王世贞:《史乘考误》第七。
  [⑤]《万历野获编》卷一八,梁文康子杀人。梁储:《郁州遗稿》卷首,霍韬所撰传。
  [⑥]《明史》卷一九三,费宏传。
  [⑦]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六(中华书局排印本页四七三)。
  [⑧]参阅高岱:《鸿猷录》,《吾学编》;薛应旗《宪章录》;尹衡:《明史窃》;焦竑:《玉堂丛书》等书相关卷目。
  [⑨]《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⑩]《弇山堂别集》卷二六(中华书局排印本页四七三)。“《双溪杂记》谓:大珰独请杨师傅入票旨,其为仇口无疑”。
  [11]《明史》卷一一七宁王权。
  [13]《明史》卷一九五胡世宁传,卷一九零石玠传。
  [14]《阳明全书》卷三七阳明先生行状;李贽:《续藏书》卷一七。
  [15][16]《阳明全书》卷二七与当道书。
  [17][20]《阳明全书》卷三三年谱,正德十四年。
  [18]《阳明全书》卷三七阳明先生行状。
  [19]《续藏书》卷一七王琼传。
  [21]《鸿猷录》卷一四讨宁庶人。
  [22][27]杨廷和:《视草余录》。
  [23] 《瑯環文集》卷三徵修明史檄。按:《正德编年》为修实录而撰的编年体史料,已佚。
  [24]王鏊:《震泽长语》卷上官制。
  [25]何乔远:《名山藏》臣林记·李东阳传。
  [26]郑晓:《今言》卷四,第三一六条。张?“狱词具上,?疏称冤,尽发长沙阿依瑾事,长沙大怒,又与永辈谋,不重法诛锄此辈,后受其乱”。
  [28]《双溪杂记》;又《万历野获编》卷七,三相同气条云:廷仪,新都之弟,“初以乃兄故,从礼部调吏部,后顿失欢,遍腾谤于缙伸,至谓新都附丽逆瑾以进,后首揆去国,诸弹章亦预闻焉”。
  [29]《弇山堂别集》卷八二,科制考。
  [30]薛应旗:《宪章录》卷四四。
  [31][32]《万历野获编》卷一四,关节状元,卷一五现任大臣子弟登第。
  [33]谈迁:《国榷》卷五二。
  [34]张卤:《张东海全集》陆陇其序列郑端简年谱。
  [35]霍韬:《霍文敏公文集》卷一辞升少詹事兼学士疏。
  [36]雷礼、范守已:《皇明大政纪》卷二一、嘉靖三年十一月引胡世宁语。
  [37]唐枢:《国琛集》卷下。
  [38]李贽:《续藏书》卷二三舒芬传。《明经世文编》卷一七一舒芬:《留驾疏》所记略同。
  [39]《续藏书》卷二三,舒芬传。
  [40]《国榷》卷五一,正德十四年引林之盛论。
  [41]参阅拙作《论明代大礼议》,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编《明史研究论丛》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
  [42]王颂蔚:《明史考证攟逸》卷一五。
  [43]《鸿猷录》卷一四江彬之变。
  [44]《弇山常别集》卷二九引杨一清:张太监永志;《明史》卷三零七江彬传。
  [45]《杨文忠公行状》。
  [46][49]陈洪谟:《继世纪闻》。
  [47][48]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一五机权。
  [50][51]《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卷一九零杨廷和传。
  [52]夏燮:《明通鉴》卷三九、弘治十二年十二月。
  [53][54]参阅《明经世文编》卷一五零郑善夫,与吴德冀论恤典事宜。
  [55]郑善夫:《郑少谷先生文集》卷二二杂著,经世要谈。
  [56]《明经世文编》卷一八零桂萼:论免租及山西贼情疏。
  [57][58][59]《明史》卷一九八夏言传,卷三零四梁芳传,卷一八一刘健传。
  [60]《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工匠二。
  [61][66]《明史》卷八九兵志一,卷二八一循吏·唐侃传。
  [62]《明通鉴》卷五二、嘉靖四年五月。
  [63]王世贞:《锦衣志》。
  [64]《明史》卷八九,兵志一:“(嘉靖)十六年,又命收复登极诏所裁者四千人”。
  [65][69]《明经世文编》卷一七九桂萼:应制条陈十事疏。
  [67][68]见《明经世文编》卷一一一、王琼:清军类序,为陈愚见以苏民困疏。
  [70]《续藏书》卷一二,太保杨文忠公。
  [71][73]《世宗实录》卷二,卷一四。
  [72]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三,钦州复屯田疏:“今闽广等处,遇有征剿,出银雇募,骁勇云集。有打手,杀手名目。莫若将此辈收补缺额,不足则佥余丁及民间精壮以补足之,亦不必尽勾原额,皆许其六十归田,不复拘其子孙,愿充者听”。
  [74]《国榷》卷五二正德十六年四月。“梁储等去安陆迎献王,(宦官)谷大用先期至,欲私谒,不许”。又《明史纪事本末》卷五零“(朱厚熜)发安陆,辞帝母蒋妃,呜咽涕泗,帝母曰'吾儿此行,荷负重任,毋轻言’。帝曰'谨受教’”。
  [75][76]《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一,新政八要疏,卷四谢恩明节疏。
  [77]参阅《明史纪事本末》卷五零大礼议及拙作《论明代大礼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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