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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究竟什么是科学?

 汐钰文艺范 2016-11-22

| 吴国盛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开始对科学突然变得全民族都崇拜得不得了呢?是从1840年以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它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我们的国门,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科学是使得西方人强大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喜欢讲中西结合,可是在结合之前必须承认它们是很不一样的两样东西,而且有矛盾。科学究竟是什么?中西方人的理解很不一样。科学并不能保证你过上很丰裕的生活,但它可以使人类的生活发生质的飞跃。有科学的希腊文明也就维持了三五百年,而没有科学的罗马文明却维持了八九百年,中国文明的时间就更久远了。


科学是我们中国人民很喜爱的东西,中国人一说科学立即觉得是神圣无比的,所以中国人对科学往往非常崇拜,甚至迷信。


我总体感觉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是有误区的,形成误区主要的原因是,科学不是我们中国的土特产,是来自西方的东西。换句话说,中国不是科学的故乡,所以中国人在消化西方东西的时候难免会出现偏差,这个偏差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很讲实用的民族,这种实用主义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血液之中,所以干什么事情首先要问有什么用?老师让学生学这个,学生就会问老师学这个有什么用?家长也会问,所有人都会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受制于中国近代痛苦的历史遭遇。西方文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人民喜爱的。中国古代把中国之外的国家都看成是蛮夷之国。


我们的精神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儒释道三家构成了中国人的三大精神支柱。有人总结说,你得意的时候就信儒家,儒家是入世的,要做事情的;不得意的时候你就信道家,你可以退隐山林,纵情山水;如果你绝望了,看破红尘,就可以信佛家。都给你安排好了,你想做什么都有相应的精神资源给你准备着。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开始对科学突然变得全民族都崇拜得不得了呢?是从1840年以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它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我们的国门,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科学是使得西方人强大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我们的华夏文化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这个考验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我们今天的文化仍然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不知所措。在这个冲击下,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科学无比地信奉。


我们在学科学的时候,实际上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特有的理解来学的,因为我们觉得科学是强国、强兵、富民的法宝,所以把科学理解成生产力、理解成力量,在中文词汇里很容易把科学等同于科技,把科技等同于技术,把技术等同于生产力,经济效益。总而言之,科学在我们心目中有一个普遍的偏差,就是把它看做生产力、是一个有用的东西,可以打人,可以赚钱,可以脱贫致富,所以中国人民心目中标准的科学家形象是钱学森,一来他干的玩意很高深,二来那个东西很有用。它可以造导弹,造火箭,可以打人。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根深蒂固的一种偏见,这个偏见导致我们现在的科学发展出现问题,我们的基础科学领域始终难以有大的突破。中国人民翘首以盼的诺贝尔科技奖从来都和我们没关系,过去说穷没钱,现在看来钱不是问题,中国人民不差钱,不差钱的情况下科学还是搞不上去,什么原因?所以我们要从文化上找原因。


科学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要部分,而成了西方文化的主要成分?


科学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科学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只有西方人的老祖宗——希腊人才搞出科学这么一个玩意,其他的伟大文明,埃及人、巴比伦人、印度人、中国人都没有科学。没有科学不见得文明就不行,有科学也不见得就吃得好、住得好。中国人没有科学,靠技术活得很好,罗马人没有科学,他靠军事、武力和法律可以活得很好;希腊人科学很好,但是日子过得并不怎么样,最后还是被灭掉了。所以科学并不一定带来物质生活上的丰富,它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现在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两希文化”:一个“希”是希腊,一个“希”是希伯来。希伯来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代表的是信仰和宗教;希腊文化代表的是科学和理性,科学和理性、信仰和宗教构成了现代西方两个不可或缺的支柱。


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我们对宗教不理解,对科学也同样的不理解。宗教先放在一边,我们讲科学,讲科学要从希腊讲起。


希腊社会基本上不是一个农耕社会,主要出产橄榄和葡萄,种了橄榄和葡萄以后榨橄榄油、酿葡萄酒,拿这两个东西去交换主粮。这个地方深水良港多,适合航海运输。希腊民族总的来说是一个航海的民族,经商的民族。这样一个四方奔走的民族靠什么来构建文化秩序呢?依靠契约。欧洲文化本质上是契约文化。契约意识是欧洲人最深层、最强大的一种意识。唯有契约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欧洲人和中国人比,特别强调规则、准则、法律、法制,讲游戏规则,规则一旦颁布、制定,不能够再轻易打破。而咱们中国人不是说没有规则,但是我们始终认为规则是人制定的,它要为人服务,所以在我们这里人总是要高于规则。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是人治传统,不是法治。我们经常打破规则,我们喜欢打擦边球、下不为例,喜欢修改规则。而且中国人似乎认为,墨守规则是智慧不高的表现,是脑筋太死。中国人喜欢灵活、机动地处理事情,这是我们东方智慧的一部分。


但是契约文化就要求规则是至高无上的,一旦确定下来以后就不能变,所以我们看美国的《宪法》几百年了,几乎不动,要改的话很费劲,要经过好多年的论证,我们这个很容易,我们经常改,我们的立法特别快,但是大家都不怎么守法,越是守法比较难的地方,立法越快,而人家那边立法很谨慎、很慢。


契约文化会生成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呢?西方文化有一个基本的预设,他假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只有独立自主的个体才能签约,才有签约能力。你不能找个孩子说你给我签个字,上面写着你欠我一万块钱,后来你找他的家长说你儿子欠我一万块钱,那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他儿子没有签约能力,他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所以希腊文化把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看成是自由。没有自由就不是人,就像我们说你没有爱心、无情无义你就不是人。中国文化里面“人”的反义词是“禽兽”,而希腊文化里面“人”的反义词是“奴隶”,奴隶不算人,因为他没有自由。“不自由勿宁死”我们不理解。


所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误解,在我看来首先是对“自由”的不理解。有人说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是胡来嘛。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由实际上就是胡来,所以我们经常说,不能太自由了,太自由这个国家就乱了。这是对自由完全不理解的表现。那什么是自由?比如说我饿了,我想吃饭,我走到包子铺前面,一摸兜里没有钱,中国人肯定会说抓起包子就吃就是自由,我饿了我想吃就吃就是自由。这是不对的,你没有钱而去吃它,这是不自由的表现,因为你屈服于了肉体的欲望。但肉体并不是你自己的,肉体是暂时的。希腊人发现,要学会自由,首先要奠定所谓的永恒不变的原则,稳定不变的东西才是达成自由的根本。稳定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希腊人称之为理念,这个理念是最纯粹,最绝对,最不变的,而现实中所有的事务都不过是理念世界的一个模仿。


比如说圆。圆是什么东西?大家知道脑袋是圆的,瓶盖是圆的,可是你仔细发现脑袋其实并不圆,瓶盖也不太圆,有一点点偏,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圆。但是问题是你既然说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完美的圆,那意味着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圆。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圆,你怎么知道它不完美呢?你一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圆,才知道它不太圆,请问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问题成为希腊人很关注的问题。希腊人的解决方案很简单,一个完美的,绝对的圆不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而在理念世界里。理念的世界是理想的世界,真正的圆是理想的圆,这个理想的圆、理念的圆虽然不在现实世界中,但是它一定是有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连说它是圆的都不能说,你既不能说它圆也不能说它不圆。你不知道绝对的东西,就没法说出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所以希腊人一开始就走上了追求理念的道路,也可以说追求理想的道路,这个道路落实到文化层次上就是创立了“科学”这种人文形式。


希腊人中间出现了很多讲理讲绝的例子,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著名的芝诺悖论,他要证明运动不存在。芝诺的运动悖论很有名的,有四个论证:其中第一个论证叫二分法,他说从A点要运动到B点,必须先到达AB的中点,为了到达这个中点,又有中点的中点,这样一来,就没完没了,第一步根本迈不出去,所以运动不可能。


我们中国人听完之后哈哈一笑,这是什么玩意啊?这不是诡辩吗?我们会说“走两步”试试,走了吗?走了,动了吗?动了。这不完了吗?可是,芝诺会说看起来是动了,可是这些是假象,它不合理。我讲的是道理。你虽然看着它在走动,但这是假象,你把筷子插到水里去,筷子弯了没有?好像是弯了,可是弯了吗?没有啊!拿出来一看还是直的,你看起来是弯的只是一个假象。希腊人提出理念世界,同时也提出表象世界。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理念世界、理想世界、本质世界;一部分叫做表象世界,现象世界,假象世界,所谓追求真理是干什么呢?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希腊人搞出来的。


而且希腊人道理讲不通会觉得很难过。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信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对应一个数。按照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人叫勾股定理,勾三股四弦五),直角三角形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毕达哥拉斯学派一个叫做希帕索斯的成员发现,一个等腰的直角三角形,它的斜边就不是一个数,它不能表示成两个自然数的比。当时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们正在海上游玩,他就告诉大家,我做了一个很不幸的发现,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不是一个数(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腰是1的话,它的斜边就是√2 )。大家不信,那怎么可能呢?后来他们就一起证明,结果发现真的是这样的,反复地验证也发现他是对的,在场的人非常悲痛,大家觉得没办法,后来就把那个人扔到海里淹死了。这个事情很奇特,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希腊人都是一帮有毛病的人,不是个数你悲痛什么?但这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


讲理要讲绝,你不讲绝、不讲透是有问题的,所以这是希腊科学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点它是非功利性的。简而言之,它是没有用的。他们相信,科学越没有用就越纯粹、越绝对、越自由,有用的科学都是奴隶们干的事,做皮鞋、盖房子、种稻米,都有自己的知识,可是这些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而有用的知识都是不自由的知识。有用的意思是说你是在为了别的目的而研究这个东西。你为什么需要这个知识?为了造矿泉水,所学知识是服务于矿泉水的,而不是服务于知识本身的。希腊人认为,你学多了为他者的知识,你就没有自己了。没有自己你就不自由了,不自由你就不是人了。所以一定要学习纯粹的知识,为自己的知识。


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学生和欧几里德学了两天几何学就问他:“老师,咱们学这玩意有什么用?”欧几里德本来是脾气很好的一个人,一听有人问他这个事,他勃然大怒。“你骂谁呢?我的知识怎么会有用呢?我的知识是完全没有用的。”我们中国人听了这话都笑,这和我们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的古代知识和西方的古代知识一开始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希腊人要研究那个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搞清楚不舒服。我们中国人无所谓,没有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我们把科学过分功利化,过分实用化,而忽视了科学的自由精神。缺乏了这个精神,中国的科学是没法走远的。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是自由的学术,是自由的知识。



文章来源:《反思科学讲演录》,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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