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自由——明德实验学校的探索》

遇见自由——明德实验学校的探索

【本文系福田区教科所徐晓红博士为中国教育创新峰会（LIFE)撰写“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教育创新案例时采访我的文字记录稿，目前已经汇编成《为生活重塑教育：中国的教育创新》，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内容稍有删改。】
2013年9月，深圳市明德实验学校开办。福田区政府将学校委托给明德实验教育基金会承办。明德基金会理事会由福田区和腾讯基金会组成，秘书长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先生担任。此前，他一直代表腾讯基金会负责明德试验学校的筹办事宜，腾讯基金会和福田区政府签订的《合作办学框架协议》这个被双方称为明德改革基本法的文件就由他牵头拟定。
我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明德学校改革的故事，于是邀约窦瑞刚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访谈。从春天到夏天，他终于抽出了空闲。七月一个飘雨的傍晚，我们长谈近4小时。以下内容根据当日的部分访谈整理而成。
徐晓红：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明德办学的初衷以及其中的过程？
窦瑞刚：
福田区政府一开始和我们沟通，提出希望能把一所学校教给我们来管，由我们来主导并探索教育改革路径的时候，首先我们感到的是震惊、不理解，以及本能的拒绝，因为腾讯和腾讯基金会没有办过学校，也不懂教育。当时刘庆生书记为代表的福田区政府领导却说，正是因为你们不懂教育，没有办过学校，才不会受现有学校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才能真正推动创新办一所不一样的学校，他们还打气说，你们能把腾讯办这么好，相信你们就一定能把学校办好！
腾讯基金会虽然没有办过学校，但我们从成立以来就一直关注青少年教育发展相关领域的公益项目。我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包括在西部资助帮助贫困学生缩小数字化鸿沟、享受素质教育等教育公平类公益项目；也包括在高校资助大学生群体的奖学金，以及鼓励他们创新精神和公益行为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觉得，教育重要的不是校舍，而是如何真正的推动有利于激发孩子们学习动力、探索精神、创新能力的机制和体制。
所以基于上述考虑，我代表基金会给理事会汇报福田区的创新想法时，希望理事会能支持基金会进一步来探索其可行性。在理事会同意进一步深入沟通的基础上，我受命牵头组建了一个项目团队，来具体探讨该项目的可行性并和福田区探讨改革的具体路径和实施方式。
目前明德这个改革方案和福田区最早的想法有比较大的差异。刘庆生书记为代表的福田区政府领导，最早是希望将这个学校交给腾讯来办，并希望办一所外向的、国际化、高端的私立学校。刘庆生书记多次给福田区教育局指示，你们就当这所学校不存在，交给腾讯去办，尽量别干预，几年以后看看办的如何！
腾讯以及腾讯基金会对办一所学校并没有兴趣，一是我们没有办过学校，二是也不想办一所腾讯学校。在和福田区政府的沟通中，我们理解到政府的核心出发点是想推动教育改革，所以我们就开始思索，教育改革的痛点和难点是什么，改革的核心路径应该怎么设计？
在和福田区教育局嵇成中主任交流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他曾让福田区的一位校长做了个统计，看看每年他能接到多少次上级部门的开会通知。那个校长比较认真地统计了一下，当然也有所遗漏，但粗略下来一年竟然需要参加300多次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公立学校的校长几乎每天都在开会。如果校长的精力都用在开各种会上，那谁来管学校？谁来关注学校的运营以及教育和教学过程？！
在和专家学者的交流过程中，我也听说一些公立学校的校长对于一些不服从管理的教师，只能绕着走的事情。因为对于这些老师，他们既不能辞退，甚至连对他们工资薪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人事权不归校长管，工资奖金校长也基本说了不算。各地试图推动学校法人治理以及公立学校薪酬体系改革的努力基本效果并不好。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向公立学校的改革，落实校长的责权利这个视角上。我们想，明德学校作为一个传统的公立学校，能否通过我们的介入推动一场有示范意义的改革探索，真正把学校的管理权力交还给校长？！
我们和福田教育局决定重点参考和借鉴香港的公立学校的管理模式，同时参考美国公立学校的特许学校改革路径。在调研了香港的公立学校模式的基础上，我进一步去研究国家教育“十二五”规划，希望从国家队教育的总体规划中找到明德的改革路径和方向。
在教育十二五规划中，我发现了教育改革重点中提到公立学校“委托管理”——主要针对一些办得不好的公立学校，也提到了“管办评”分离，以及教育家型校长治校等改革方向。结合香港的政府资助校和美国的特许学校模式，参考南方科大之前探索的改革模式，我们最终和福田区就改革的总体路径达成共识。即通过腾讯基金会的参与，福田区和腾讯基金会共同成立一个教育基金会作为双方推动合作办学的平台，推动明德实验学校实现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综合改革，建立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现代学校治理体制，由董事会领导下的教育家型的校长来负责真正的办学。

在双方就改革的总体路径达成共识以后，紧接着就开始就改革举措的一些细节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一部分讨论包括董事会的构成、学校教师队伍的聘任及其编制、学校办学经费的来源及其使用方式、学校招生方向和方式等等，核心目的是真正实现法人治理下的学校的自主权，即学校的人权、财权和事权，保障教育家型校长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一所不一样的学校。双方最先达成共识的，也最能体现福田区改革决心和魄力的是校董会的组成以及职务上。一开始福田区希望校董会完全由腾讯基金会推荐，民间组成，后来出于保障明德改革的顺利推动，苗宁利副区长、李吉南局长同意参与到董事会，但不担任任何职务。福田区同时推荐了富有教育改革经验的原深圳高级中学创校校长，深圳市教育局原副局长唐海海出任董事并参与学校的早期筹备。
传统的公立学校，学校实际上是没有用人自主权的，教师的招聘、薪酬及解聘，学校都无权处理。双方都认同学校用人自主权的重要性，因此在教师队伍的管理上，大家都认同要推进契约化管理，教师和学校签订聘任合同，落实学校的用人自主权。。但在要不要编制，是全部事业编还是部分事业编问题上，双方反复沟通和商议的时间比较久。为此，我还专门走访了国内教育界的专家和学者，绝大多数专家和学者给的建议是，如果没有事业编就没有办法吸引到优秀的老师。但在教师事业编制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教师的能进能出，学校如何解聘（退回）不合格的在编教师是个难题。最后经过反复的权衡，我们选择了“去编制化和去行政化”这样一条道路，为了保证学校能够吸引到核心教师，我们提出希望对于一些有强烈入编意愿的优秀教师，能够经董事会确认并推荐后，由教育局解决编制问题，但控制编制教师不多于总教师的1/3。经过反复的协商，福田区原则上同意了这个原则，同意通过人才绿色通道等方式来处理。福田区人事局在具体操作中，第一年给明德按照公立学校核了编，并由学校董事会来申请入编，但后来随着领导的变革，政策也发生了调整，明德仅仅保留了非常少的事业编制。
真正要落实和保障学校的自主权，核心是要落实学校的财权，即学校的经费来源及其使用方式。传统的公立学校的运营经费大致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教师人头费用，由财政直接发放到教师账户上；另一部分是学生的生均经费，这部分由学校支配用于学生相关的支出，第三部分为专项建设改造资金，走申报流程来申报。双方对明德学校在董事会领导下自主支配财政经费的使用方式没有异议，但如何计算政府给明德学校的拨款标准，因为没有先例，反复讨论了很久。明德学校要实现学校财权的自主，就需要把这三类经费都下拨给学校，这涉及到政府对明德的学校运营经费的计算标准和拨付形式。福田区教育局积极去找各种政策依据，最后推荐采用了一个“大生均”经费拨款的概念，就是福田区把每年给全区公立学校每个孩子身上投的钱算出来，再乘以明德当年学生数量。实际上后来学校运行的时候，财政局不同意大生均的算法，而是还是拆分成教师人头经费和学生生均经费两笔来计算。教师人数按照政府的配备标准乘以学生人数来计算。明德后来被列入深圳市事业单位综合改革的试点单位，其中以事定费是改革的一个核心。现在看来，这个费的标准比较难定。就明德来说，一是划拨经费的编制计算方式不尽合理，传统公立学校可以教师怀孕等原因申请加编制，明德不行；二是按照学生人数而不是班数来定费用标准也不合理，香港政府资助校一般是按照班数来确定划拨经费标准的。另外，明德当初确定小班化和国际化这样一个改革路径，财政拨款是没有办法完全涵盖改革成本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了改革经费从哪里来，如何保障改革的可持续的问题。为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腾讯基金会决定捐赠一笔教改基金，同时我也提出了能否政府按照西方的惯例，提供同样金额的匹配捐赠。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福田区政府做了很大的突破，应该也开创了国内的先河，福田区政府经过讨论，最终决定腾讯捐多少钱，政府按照一比一的原则也配多少钱，这样明德启动的时候就有1亿的改革基金，而随着碧海校区的接管，教改资金更进一步增加到2亿左右。这就为明德改革的经费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保障。
另外，明德基金会的设立，除了为明德提供了改革资金的保障以外，当初在顶层设计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目的，即希望和腾讯做一个切割和分离，即不是腾讯要办学校，也不是腾讯基金会要办学校，我们把角色和定位放在政府教育改革的合作伙伴和资助者上，我们是希望尽可能去腾讯化。我以及其他腾讯在明德的角色都是志愿者，主要的想法就是，帮忙不添乱。我们主要是帮助学校争取改革的空间，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争议性的问题，所以去和政府博弈，争夺改革的空间的过程，需要我们一直参与到和政府的沟通和博弈。

这些改革细节的交流和沟通，耗时最长也最痛苦，记得许多时候我会和李吉南局长等教育局的领导因为一些问题大嗓门的争论起来。我天生的嗓门大，现在想来，那一段时间教育局的大楼里应该经常听到我的大嗓门发出的声音，不排除会有人误认为是家长来激烈的表达诉求。
虽然大嗓门的争论了很久，但我和苗宁利副区长、李吉南局长、刘卫新书记等教育局参与改革交流的核心领导至今都是很好的朋友。因为当时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即改革是需要顶层设计的，我们现在争论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明德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我们经常半开玩笑的比喻，我代表的腾讯基金会就像孩子的父亲，李局代表的福田区政府就像孩子的母亲，我们一起所有的争论都只有一个目的，希望明德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健康，并有一个良好的未来。
徐：您怎么看待明德的改革？
窦：我一直有个观点，改革就是带着镣铐跳舞。所以，一是要让镣铐尽可能的松一点，二是要让舞姿尽可能优美一点。所有的改革都是这样，一定会存在着镣铐，这里镣铐指的是种种条件限制，如环境、人的改变，改革面临的氛围也不样，镣铐的松紧也就不同，执政的人员不同，对改革的理解也就不同。
本质上，所有的改革都是政府权力的自我阉割。但是，自我阉割是很难的，政府会不自主的又会继续掌控和使用权利。和政府博弈、保证当初设计的改革目标的实现，是明德面临的长期课题。从历史上来看，几乎所有的改革当时都是失败了的，基本上随着主政者的更迭，改革的推动者要么被贬，要么被杀，改革也就失败了。但改革中总有一些东西，以另外一种形式和载体被延续下去，这就是改革的意义所在。
对于明德的教育改革，一开始和许多教育专家谈这个构想的时候，他们就不认同，认为是一个非驴非马的怪胎。现在我们和教育界把它称为基础教育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实际上也就时非驴非马（既不是公立也不是民营），所以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个怪胎。我们也从来不认为明德是公私合作办学或者PPP模式，在腾讯基金会内，对它的定位，就是腾讯基金会资助的一个教育改革项目，即然是改革项目，就有可能失败。。而对于腾讯和政府来说，经过一年大家反复讨论并确定了学校的顶层架构，完成学校的顶层设计，确定了教育家型校长自主办学这一改革的核心，并通过《合作办学框架协议》进行了约定。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把学校的日常经营管理权力交回像程红兵这样的教育家。而这里实际上很核心的一点是，推动改革的双方能不能控制住我们指手画脚的欲望？政府能不能做到把权力交出去？腾讯基金会作为改革的推动者能不能把权力交出去？
所以我对明德教育基金会、政府和腾讯在学校日常经营管理中的的定位就是：帮忙而不添乱。简单来说，就是帮忙解决学校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尽量不要指手画脚，越俎代庖。
这里要回到一个本质的问题，即公立学校到底是属于谁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学校属于公共产品和服务，应该属于社会的。明德改革就是借鉴了香港的直资学校和津贴学校的模式。香港承担明德基金会这个角色的叫做办学团体。香港的办学团体是非常多元的，可以是公益组织，可以是宗教机构，甚至是一些有教育理想的群体都可以组织起来说，我梦想中的学校就是这样的。只要你能找到资源，拿出办学方案，去找政府申请，参与竞标，就有可能承办一所学校，并按照你的方式去办一所你仍为理想的学校。所以，这种方式能保证学校的多元化，同时也保证了家长和孩子选择的多元化。
徐：相对普通公立学校，您认为明德最大的成功体现在什么方面？
窦：虽然明德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得到了很多家长的认同。明德首届初中毕业生的中考成绩也获得了福田区第一名，但我不认为明德现阶段就已经特别成功了，或者说明德的做法就都是对的。我认为明德只是为公立学校的教育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办了一所不一样的学校。有了明德这种探索，这就不至于出现千校一面的现象。什么叫“多样性”呢？就是你让不同背景的人参与其中，有不同的视角，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表达不同的看法。当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教育，投身教育，教育就会越来越多元。多元就意味着更好，因为教育有了更多选择，而不是千篇一律的人才培养机制。
徐：您认为互联网技术能给教育带来多大的变革？你理想的学校时什么样子？
窦：我不懂互联网，不是每个从腾讯出来的人都懂技术，但我相信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会给教育带来实际性的变革。
我理想中学校的师生，有点像孔子和他的弟子——也就是那句老话，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对教师的要求非常高。他（她）不是知识传播者，而是引路人，陪伴孩子成长，去发现他们自己，找到自己。所以，老师终将成为心灵导师。而知识传授的这部分，可以交给技术去做。技术解决知识的传承，教育回归灵魂的导引。这是我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老师关注的不是知识层面，而是生命的成长。在探索和觉悟这条路上，他们应该是学者。只有这种人，未来才能承担得起老师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