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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ONHISTORY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  文｜吕峥 作者授权转载 世界变化很大，矛盾逐渐从专制和民主之间转移到精英与民众、资本与劳力、消费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的巨大沟壑。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天理与人欲的关系。 人们渴求六便士就像渴求稳定一样牢不可破，人们追求月亮就像追求自由一样奋不顾身。这两种热望纠缠不休，交战了上千年，还将在你体内冲突一生。 早在五百年前，王阳明的弟子们就此问题聚讼纷纭，成为明末儒学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使得僵化的程朱理学看上去越发面目可憎，“融情入理”的阳明心学应运而生，对这一社会剧变做出了掷地有声的回应。 同朱熹一样，王阳明主张“去私欲”；和朱熹不一样的是，他铁齿论断“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工夫当用在把心镜打磨明澈上，而不是盯着竹子看三天三夜，到外界求取天理。 更关键的是，王阳明肯定人情，认为喜怒哀乐如云聚云散，不凝滞障蔽即可。而所谓私欲，无非是“情之过与偏”——对天理和人欲的调和，为王学后来的分化埋下了伏笔。 王阳明晚年将其思想归宗为“致良知”。良知即天理，即是非之心，人人都有，无论圣愚。一事当前，不假思索，便能辨善恶、明选择；致者，至也。故“致良知”一是去私欲，向内光明良知。二是去实践，用良知改造世界。 归寂派强调光明良知的过程而不是良知本身，发展到最后便是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此人在举世混沌、价值混乱的明末重树“以理制欲”的大旗，被朝野视作道德的楷模，文官的良心。 与归寂派相对，重悟轻学的现成派无视正心诚意的工夫，强调良知天生就有，向外发扬便是。 在这个思路的引导下，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王艮创设了著名的泰州学派。此派门人，自尊无畏，四处奔走，专向市井蒙昧传道，一副砸烂旧世界、开启新时代的势头，以至于令当局者“有黄巾、五斗之忧”。 泰州学派让底层人民觉得哪怕目不识丁，天眼一开也能立地成圣。由于良知天成，知是知非，那么人生在世，凭内心的真实好恶去活就好了，感应神速的良知自会指引你走上正确的道路。 我行我素的王艮坚定地认为，人应当凭着自己那颗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去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普度众生，而不应像妾妇一样无条件地适应这个世界。 王学现成派反对束缚人性，呼唤解放思想，使阳明心学风行天下，成为独一无二的显学，却也让它逐渐偏离了王阳明的本意。直到李贽的横空出世，心学的惊涛骇浪终于被掀到了巅峰。 阳明虽然肯定个人主义，但并不狂热；而李贽的绝对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在宗法势力极其强大的晚明会导致个体与群体方枘圆凿、格格不入。李贽一生的痛苦和悲剧，即根源于此——自我意识的觉醒遭遇儒家纲常。 天人交战是明末儒学的主题，天理与人欲聚讼不已，昔在永在，仍将继续。人性没有极限，只要给予足够的推力，既能坠入无尽的深渊，也能升到绚丽的天堂。 或许，修正派对阳明心学全面客观的继承是一种更为理智的选择，既正视私欲，也克除私欲。毕竟，人们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求不得”的痛苦之中，短短两万多天，尝尽了世间的悔恨与不甘。正如叔本华所言，生命是一团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的反复摇摆。 只有当我们开始省察克治去私欲，明觉良知时，生命才有可能真正光明起来。  冈田武彦（1908—2004），国际阳明学大师，日本当代著名儒学家。 1934年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58年任九州大学教养部教授，196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66年应聘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72年荣退后为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并获“中华学术院荣誉哲士”称号。 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评议员，东方学会名誉会员、评议员等重要学术职务。 主要论著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江户时期的儒学》《中国思想的理想与现实》《宋明哲学的本质》等。此外还有《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简素》《坐禅与静坐》《楠本端山》《日本的儒家》《中国与中国人》等十余种著作和《王阳明文集》《刘念台文集》等编译作品。 — 独家抢先发售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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