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导论
导论中，韦伯阐述了本书的研究目的。韦伯的思考首先是从文化方面入手的。韦伯提出了疑问 ：是什么因素导致的那些仅在西方文化中存在的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
韦伯先从一些普遍的文化领域举例说明，通过对科学、法学、史学政治学、音乐、建筑的对比发现一个现象，即最初西方与其他地域的文化是差不多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西方文化日趋战象现代化，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而其他地域却仍维持旧有的文化，仅是经验知识的积累。之后韦伯从这些普遍领域延伸到对现代生活中最具决定命运的力量—资本主义。这里韦伯对资本主义进行新的诠释，他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对财富的贪欲，反而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者至少一种理性的缓解。资本主义是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的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首先是依赖于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其次根据理性的要求其行为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并且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不仅在西方，在其他地域也是早已存在的，并且他们也都存在着某些相同点：1.事务与家庭的分离（共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分离），2.理性的簿记方式。但是由于西方之外的那些地域的非理性和投机行为使得这两个特点没有得到完全的发展，而西方不仅得到大规模发展，同时还有其他地域所不具备的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自由劳动，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忽的规模化发展，并产生了新的类型、形式和方向，其他地区却仍处在萌芽的状态而停滞不前。西方产生的自由劳动这种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出现了公民的概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也随之出现。从这里韦伯指出他研究的中心问题应该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形成或者西方资产阶级起源及其特征的问题。
这种西方特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受不同要素的强烈影响，比如：1.精确的计算拥有技术上的基础。这进一步根基于西方科学特有的数学及实验的精确理性的自然科学。2.法律与理性的结构所带来的可估量的技术性劳动手段与程序规则。
不同的理性化曾存在与所有的文化地域的各个不同的生活领域中，那么要想说明西方文化固有的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就必须考察其起源。不同于马克思从经济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层次上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认为经济因素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也不应忽略与此相反得关联作用。经济理性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除了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也取决于人们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时的能力与气质，即理念或精神。如果这些理性行为受到精神或理念的阻碍的妨害，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受到严重的阻滞。同时韦伯认为“各种神秘的、宗教的力量以及以他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理念或精神的凝聚会引导行为的方向。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宗教与经济的关系，重点是宗教观念对于经济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或者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但是韦伯认为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是推动欧洲种种改革的核心力量。因此从他们的观念出发来解释西方的特殊性，也就具体到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关系。

第一章 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
只要资本主义在其迅猛发展的时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放手地改变人口中的社会分布并规定它的职业结构，那么那里的宗教派别的统计数字也几乎总是如此。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愈加明显。韦伯首先通过对职业统计的例子进行描述，得到一种认识，新教徒在与经济相关的职业中占有很高的比重，并且出现这样一种状况，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结果与宗教派别的统计数据是一样的。当然韦伯并没有根据这种结果而将资本主义发展看作这种现象的唯一原因，韦伯认为这一事实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他的理解是可以部分地认为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而且在过去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宗教派别的形成及其部分的特征即宗教派别并非是经济状况的原因，它在某种程度上倒似乎是经济状况的后果。资源发达环境优越的地区适宜发展经济，这里在过去就逐步进行宗教改革，转向了新教的地区，并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新教徒拥有了资本，这使其在经济生存的激烈竞争中中趋于有利地位。想到这里我认为这或许可以用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解释。宗教改革是一种社会改革，其形成的社会结构及相应的制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持，而这些资源丰富、环境优越的地区最适宜积累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宗教改革提供支持。但是这种观念却又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宗教因素的重要性。韦伯发现宗教改革后的几百年，人们的职业选择仍然受到宗教理念的影响。
那么这里韦伯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都特别赞成教会中的革命？
经济的改革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人们开始怀疑传统，并且这种思想转移到了宗教领域，中世纪的传统的宗教教会享有极高的特权，这导致了教会的腐化，传统的宗教权威受到挑战。挑战传统权威的结果是形成了新的宗教教派与新的宗教精神。欧洲的宗教为社会提供了伦理约束与道德基础，起着社会控制的重要功能，在过去宗教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弱，甚至流为形式，其社会控制功能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改革后形成的宗教精神仍然承担着社会控制这一角色并且比改革前要严格的多。这就是宗教改革并非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却只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这可以认为是宗教改革的实质，也就是说宗教改革者并不是要革除宗教，相反得他们认为社会需要宗教来控制，宗教改革者在这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所抱怨的不是教会对生活监督过多，而是过少。那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正在蒸蒸日上的资产者中产阶级，不仅没有阻挡这种史无前例的宗教专制，反而为保护这种专制发展出了一种英雄主义精神。
这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这种结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基于什么心态，资本主义与宗教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为解决这些问题，韦伯将新教与天主教进行了对比，韦伯认为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这在今天或许可以（至少部分地）理解为只是由于他们继承了较多的物质财富。然而有很多现象并不能这样解释。也就是说财产继承这一因素只是其中部分原因，其他的原因韦伯通过例举了一些社会事实进行说明，如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受教育的种类不同，天主教徒更少地选择接受教育，有些情况比如天主教徒更倾向于选择文科教育，韦伯认为可以将其看作天主教徒很少从事资本主义事业的原因。再从两大教派教徒对职业选择这一事实来看，天主教徒趋于保守，不善创新，而新教徒恰恰相反，他们会选择新的职业。韦伯对此的解释是由于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在这里是家庭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首肯的那种教育类型）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在这里也就是宗教对职业的影响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韦伯的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方法理论，即用一种社会事实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韦伯还从政治方面来探讨政治因素是不是原因之一，因为历史曾证明
屈从于一个统治集团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派宗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一般都会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介入经济行为。但是与现实的情况作对比后却发现是不同的，不论是天主教徒的行为还是新教徒都与上述历史定论相反。在德国，新教的发展是很迅猛的，天主教派可以认为是少数派教会，根据历史的结论，当少数派被排除在政治的影响范围外，他们会通过在经济领域的发展获得经济上的收益来弥补其在政治上的缺憾，这种认知往往会带个他们追求另一种成就的力量。并且很多历史事实也都是如此，但是天主教徒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都没有获得经济上的发展。与天主教相同的是新教也没有遵循这种历史的“定论”，即使是多数派他们也会积极追求经济上的发展。确实无疑的是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天主教徒身上，不管他们的处境是上述的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却从未表现到这样的程度。这样我们就必须在其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征那个只能够，而不是在其暂时的外在历史处境中，来寻求对这一差异的主要解释。也就是说不能从外部的政治环境来找出原因，因为事实证明新教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肯定有着更为深入的内在信仰或特征作为其发展的动力。这一特殊的历史事实也就是韦伯研究宗教内部特征的重要原因。
这里韦伯表述了对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特征的歪曲理解。如果只从表面上看天主教派重视来世，禁欲苦行，不追求现世利益；新教徒重视世俗理想，追求现世利益，这也是一般人们对两教派得认识，并且这也成为了两教派冲突的原因。但是这也只是一种表面的肤浅的不全面的认识。或者说这是对有名无实的新教徒的看法。韦伯说只是想当然的说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看重现世的物质享乐，这种以及诸如此类的含混说法解决不了本书中的任何问题。新教在过去并不是追求现世的利益，他们反而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韦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韦伯观点中的较为关键的部分。通过对新教进一步的剖析，会发现新教下层会像天主教那样专修来世，天主教会下层会像新教那样追求现世利益，而上层敌视宗教。因此韦伯提出一种推出测：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的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即资本主义与宗教精神可能结合起来。当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同一些群体上时，这种解释便无能为力了（原有的对宗教特征的歪曲理解）。韦伯也通过一些事实来对此进行说明。这里韦伯还提到背井离乡即迁移对打破传统的重要性。背井离乡会使人们产生压力，摆脱过去安逸条件下的不良习惯。
极其有必要提到的是一种更为惊人的结合：即在一些即以苦修来世又以腰缠万贯而著称于世的派系中，特别是公谊会派和门诺派中，笃信宗教的生活方式和非同寻常的经商手腕结合了起来。极度的虔诚和毫不逊色的经商手腕的结合，也充分体现在潜心拍教徒身上，这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虔诚的宗教信仰及对经商的热忱，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宗教的改革，新教的出现使得艰苦劳动、积极进取的精神逐渐被挖掘，但是韦伯有提到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的觉醒之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必须不要像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或也不应该在任何意义上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新教与社会的进步没有太多的联系，如果认为旧日的宗教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有关系的话，也只能是宗教的内在特征和品质的作用。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在这一章开始，韦伯首先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并说明了对这一概念进行定义的困难。首先是这个术语所试用的任何对象都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即一种在历史实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然后按照这些要素的意蕴将其统一成一个概念整体。那么它的对象就是许多要素组成的个体，而且个体所包含的要素是不容易确定的。因此韦伯认为不能用普通的“属加种差”来定义，鉴于它还是一个历史概念，那么就要从历史中对其进行定义，就是把历史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要素都提取出来进行组合，形成最终的概念。这里要注意的是在“历史中”进行定义，不是在某一历史截面中而是在历史的纵向发展历程中积累有关要素，因此韦伯说这个概念的最终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这种考察的开端，而必须在考察之后。韦伯同时指出他研究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上面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是不一样的，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仅对他的研究目的而言的，可以先对他所说的这个概念进行一个暂时的定义，以便于研究。因此韦伯为了形象地说明他的研究中所用到的概念，提供了一段文献资料即富兰克林的话。这些话所说的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当然它并不是全面的。这些话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现。这就表达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气质。从以上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定义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他所受到的那种历史主义的影响。
接着，韦伯又提到了另一个人物——福格（十五、十六世纪），福格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人物，韦伯将两者进行了一番比较，（福格）表现的事商人的大胆和在道德上不具褒贬色彩的个人嗜好，（富兰克林）后者则是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福格所代表的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精神，那一时期他们这些早期资本家对资本原始积累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十八、十九、二十世纪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茁长成长了，以前的资本主义精神已经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即富兰克林所表达的那种精神——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是韦伯重点研究的。（本文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即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这也是那些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所缺乏的那种精神。
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但并不是极端的功利主义，他所说的话里不仅仅是劝人为了纯粹利己的动机而进行的伪装，其中还有更多的东西。事实上，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得多赚钱，是和哪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这种至善被如此单纯地认为是目的本身，以致从对个人的幸福或功力的角度来看，它显得是完全先验的和绝对非理性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这种对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朴素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也就是说要把增加资本作为首要责任，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获利赚钱，这是非理性的，也是那些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地区所不具备的。这种观念还表达了一种与某些宗教观念密切相关的情绪。
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这里的天职就是宗教里的那种职业，而这种美德和能力，…正式富兰克林伦理观的全部内容。
事实上，这种我们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一个人对天职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这并不是说这种观念只是出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恰恰相反，我们…会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某个时代找到它的由来。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依靠个人遵守那些格言才发展下去，相反，资本主义经济使参与经济的个人遵从资本主义活动准则。也就是说当今资本主义既然已经左右了经济生活，它事实上就是在通过经济界适者生存的过程教育着、选择着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这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准则是适用于社会整体而不是单个个人形成的。这就必须考察能够使整体服从的这种精神的起源问题。
…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宗教方面的原因使得这种精神更快的被接受。这也就促进了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对于其他的地区资本主义精神受到了排斥，使得资本主义发展很缓慢。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所用的意义上而言）为了取得统治地位，必须同各种敌对力量的世界进行搏斗。
…这些国家的劳动者缺乏自觉性，这点以前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这种缺乏自觉性就是没有把赚钱作为天职，没有作为天职，那就仅是一种疯狂的贪婪，这是不负责任的，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需要那种既有赚钱欲望又要有纪律、自觉性的劳动者的。因此无纪律的或者缺乏自觉性的劳动者就成了很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阻力。
在追溯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时，韦伯也对资本主义精神与前资本主义精神做了一番比较。两者在赚钱的欲望上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精神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但是前资本主义摒弃伦理限制，劳动缺乏自觉性，资本的使用缺乏合理性。
所谓前资本主义的，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一个长期企业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
新资本主义精神——在“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这样一种意义上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一直与之斗争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主义的那种对待新情况的态度和反应。韦伯举例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明传统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阻碍作用。他从劳动者“计件工价”举例，当单位价格提高，劳动者却是降低劳动效率，不思进取。这也导致了贫困促进劳动的错误看法。低工资是会导致效率的降低的。然后又举了德国女工适应习惯以至于不想通过创新来提高报酬。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前资本主义与近代资本主义最大的不同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中，劳动必须是被当做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做一种天职来从事。…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这里与严格地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以老宋为自身目的和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最有力的基础：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这也就暗示了资本主义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并且有必要研究对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与宗教因素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日子里是怎样结合起来的。
接下来韦伯又从企业家的角度来分析传统主义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阻碍。资本主义精神必须足够强大才避免了传统主义的蚕食。在这一过程中，把追求利润看作是一种责任的心态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得到最合适的表达，同时企业又从这种精神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在与传统主义斗争的过程中这种互相鼓励战胜了传统主义。这种过程更多的体现在靠个人奋斗发财致富的暴发户身上。
韦伯通过放利者的工作以及生活转变来说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这种组织形式（放利者的生活）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的活动属于纯粹的商业性质，将资本在商业活动中反复周转的做法是必不可少的，最后，经济过程的客观方面——簿记是理性的。
这场革命，通常并不是由源源不断用于工业投资的新货币引起的，而是由于这种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推动变化的人都是那种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他们都具有自我约束性，理性的计算，集中精力，固守原则。
可是这样一些伦理品质（新型的企业家应具备的品质）却与那些适应传统主义的伦理品质有着天壤之别。
今天，充满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倾向于对于教会采取一种漠不相关的态度，假使不是敌对态度的话。因此人们通常认为以上所说的那种精神与宗教观念是没有多少关系的，即使有也是否定的关系。宗教使得他们远离劳动，因此他们对宗教的虔诚产生厌倦。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比如供养子孙后代；那种不断工作的事业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仅靠追求财富就能获得权利和声誉的欲望的作用。但是韦伯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最求内在，具有禁欲的倾向以及谦逊的特质。但是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不可理喻的。
韦伯认为现代的政治、法律、经济体制的发展，资本主义适应了这种制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经济中求生存密切相关，，但是已经不再求助于宗教力量的帮助，国家体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控制要比宗教的力量强烈的多。并且国家体制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联合战胜了传统主义。正如韦伯所说的只有当近代资本主义与近代国家日益强大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时候，它才得以摧毁了中世纪经济生活准则中的那些陈旧腐朽的形式。
那么近代资本主义力量与宗教力量的关系也如同国家力量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事实上，教会对于追求财富、财政势力逐渐妥协，逐渐建立密切联系。社会逐渐对追求获利的行为给予认可。但是在情感上，无论是教会还是民众仍然抱持排斥反对的态度。至于这种只在伦理上得到容忍的活动怎样变成天职，韦伯从历史中做了考察。在过去货币和资本市场的角逐仅仅得到容忍而已。但到了十八世纪，商业的发展需要资本主义，同样的态度被认同甚至被当做责任加以推行。这就为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伦理基础和正当理由。经济理性主义成为现代经济生活的整体特征。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地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冤家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与现代资本主义对比，传统主义趋向于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新教形成了一个先于纯粹理性哲学发展的阶段，因为理性主义的发展在不同生活部门不是并行的。韦伯指出我们可以从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是生活理性化。韦伯最后提出问题：理性思想的具体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关于职业以及在这职业中献身于劳动的观念从个人幸福的角度看是非理性的，但却成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什么是这种非理性的因素来源呢？

第三章 路德的“职业”概念
在文章开始，韦伯提出天职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并对其来源做了简要的说明。这一概念只出现在新教圣经的译文中，代表译者的精神。这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职业概念中包含对人们生活的肯定，也富含了一种新的精神——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是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接下来，韦伯论述了世俗活动也就是职业的地位的发展。天主教逃避世俗活动，但是新教却认为职业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但当时也认为职业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并没有获得特别的重视，甚至还有对世俗活动的仇恨。随着新教的崛起，教义的发展，对圣经的重新理解，职业的重要性也在逐步提高，在为世俗活动进行道德辩护的过程中，路德起着重要作用。路德反对天主教中修道士不参与世俗活动，认为那是逃避责任的表现。他认为职业的合作性是一种胞爱的体现，尽管有着不正确的地方，但是认为职业是上帝应允的唯一生活方式的观念保留了下来，因此，职业的重要地位也越来越高。
在新教为职业做辩护的同时，并没有承认资本主义，也没有体现任何资本主义的精神，相反，甚至还存在着斗争，而且他们也没有没明白资本主义的真正含义。
韦伯在论述职业概念的发展过程。宗教改革仅是使职业的道德地位变得重要，并得到教会的许可，但是之后是在各个新教的发展中而发展的。其中，路德的职业概念的理解来源于圣经，因此带有明显的传统主义精神。但是路德对职业的理解随着他从事宗教事业的深入而不断加深。开始路德认为职业仅是对于肉体而言，因此它的形式并不重要，而且也不需要过分追求超出个人需要的部分，那是得不到救赎的。路德对职业的理解随着他逐步参与世俗事务而逐步提高，评价也逐步提高。路德对职业的理解总是带有传统主义的精神，认为人应安于现状，到最后这种安于现状等同于上帝的意志，传统主义的影响也使他的思想无法获得太大的突破，路德认为职业是人们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
韦伯认为路德意义上的职业观念对于所要研究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并不是直接来源于路德及其教派对世俗活动的理解，因此可以从更易于理解的教派及其思想来研究，这些教派中世俗活动和宗教原则联系更容易理解，而且对天主教的打击也更大。韦伯从政治的角度对这种结果进行解释。路德宗对宗教改革有着重要作用，但没有加尔文主义，路德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加尔文主义的伦理特性同路德宗有很大不同。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在不同的加派中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但是不同差异的影响原因有很多，不仅包括政治历史的原因，也有宗教力量的影响。
韦伯认为任何宗教改革的基础和中心都是灵魂的救赎，而不是伦理观念的改变。我们所想要要探究的从加尔文宗及其他教派的改革中体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仅是一种宗教改革意想不到的结果。
韦伯力图研究宗教力量在资本主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及在历史因素的相互影响中的作用，以及宗教改革的是否可以从经济发展中推断出来，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过程是各种因素综合发展的过程。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宗教改革前就已存在，因此韦伯所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这个问题的研究要从研究宗教信仰形式和实际伦理道德观念之间是否存在和在那些方面存在相互关联开始。并且研究宗教运动通过这些关系影响物质文化发展的方式和总的方向。

第四章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历史上一直有四种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1.加尔文宗，指其在西欧、主要在十七世纪的西欧有较大影响的区域所采取的那种形式；2.虔信派；3.循道派；4.从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宗派。在文章的开始，韦伯就指出了所要研究的四种禁欲主义新教，随后韦伯又说明了禁欲主义新教之间的关系以及禁欲主义新教与非禁欲主义宗教之间的关系。这些宗教运动相互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甚至它们与那些宗教改革的非禁欲主义的教会之间的区别也并非绝对鲜明。韦伯举了几个例子进行说明其关系同时也说明了这些宗教发展的历史。循道派是从英国国教分裂出来的；虔信派最初来源于加尔文宗后来融入到路德宗；亲岑道夫所领导的宗教集团受到胡斯派和加尔文宗的影响；加尔文宗与浸礼派在初期尖锐对立，后来又紧密联系；加尔文宗与英国国教会关系紧密；英国国教会在某些方面与天主教会关系也是很密切的；清教徒与英国国教的之间的对立最初并不明朗是在斗争中逐渐明晰；这些教会之间正如韦伯所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这些差异与联系的原因是其教义的不同，这也是导致教会分裂鼎力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有些现象很有趣，实际上不同的宗教却有着很多相似处，比如不同的宗教派系中，某些道德行为有着相同的形式，不同的教义却有着相近的伦理准则，各派的诡辩概法也相互影响。
韦伯这里提出了所要研究的关键及其原因，研究的关键是禁欲主义各教派的教义，原因是1.各派的教义基础虽然在激烈的抗争中消失了，但是这些教义对后世的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2.由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而这些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从它们背后的各种宗教思想的特点中衍生出来的。
然后韦伯就围绕教义分别研究了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诸派。
A加尔文宗：
加尔文宗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引起了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但是人们在加尔文宗的核心教义上产生了分歧。究竟预定论是加尔文宗的核心信条还是仅仅是其附加条款，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因为判断历史现象的重要性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标准下其重要性也就不同。这一标准可以是以价值为尺度，也可以以信仰为尺度，还可以以对其他历史过往的影响为标准。在本文，韦伯就是从对历史过往的重大影响这一点来说明预定论在加尔文宗的地位的。韦伯也举例对此进行了说明，比如被当做含有政治危险而进行打击，被当做宗教会议的核心等等都可看出预定论的重要作用。并列举了一些“信纲”对这一教义进行说明。
加尔文宗加尔文宗预定论的意义在于上帝，而不是在于个人，即预定论的核心是围绕上帝的，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预定论，简言之就是人类中只有一小部分被选召而获得永恒的恩宠并能够得救，其余则被罚入地狱，上帝的恩宠是确定的，不因个人的善行或恶行而改变。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上帝的最高权威是不容置疑的，更不能以世俗的标准来判断和比较。人不能探究所不能明白的命运，不能抱怨自己的命运，只能从上帝的旨意中了解上帝的意愿。预定论中的上帝是一个超验的存在，他规定人的命运，并且不可改变，具有极端的非人性，使得人只能去等待他的命运降临，所有其他力量比如教士、圣事、教会、甚至上帝都无法为他提供帮助去改变什么，这一切导致了人的内心的孤独感。
而天主教会与加尔文宗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天主教认为人可以通过信教，行善悔恶而得到救赎，加尔文宗认为不信教一定得不到恩宠，信教也不一定能得到恩宠，因为上帝预定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
路德宗与加尔文教的区别在于必须信仰上帝的恩赐是可以取消的，也可以通过悔悟后的谦卑和绝对信仰上帝的旨意及圣事而重新赢得的。
宗教的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去魔化的过程，即把魔力从世界中排除出去。这里的魔力甚至包括宗教仪式、圣事等一切迷信的手段。因为不仅魔力的手段甚至其他手段都无法使失去恩宠的人获得救赎，因为上帝是具有绝对超验性的。去魔化的过程体现了只有上帝是可以信赖的，各种迷信的手段是不可信赖的。这种超验性与预定论所造成的那种内心孤独感使得各种迷信得到否定并且成为具有感官文化的敌对情绪的基础。这种孤独感也成为了具有悲观倾向的个人主义的源泉，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个人来说，信仰上帝是在孤独中进行的。
路德宗与加尔文宗的另一区别是对秘密忏悔的态度，加尔文宗对此表示十分怀疑。这种怀疑使得教徒失去了阶段性释放罪恶感的手段。
加尔文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竟能够与这样一种斩断个人和尘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倾向有关系，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无论看起来多么奇怪，事实上，这种关系源于基督教胞爱在加尔文式信仰所导致的个人内心孤独感重压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个人的存在时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这也给世俗活动即职业确立了合法性。因为基督徒通过职业来组织社会活动，来增加上帝的荣耀。世俗中的胞爱也是为上帝的荣耀而存在。个人与伦理之间的冲突也不复存在，加尔文宗的职业含义具有功利主义的特点。
在与天主教与路德宗比较后，韦伯接着讨论预定论的相关问题。预定论涉及的问题是：我是不是上帝的选民？我如何确知自己处于恩宠状态？加尔文认为个人只要确定上帝已经选定了，然后虔诚地信仰与信赖就行。不能根据个人的外在行为推测人是否得到恩宠。因为外在的行为在不同人身上是没有太大差别的。是否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谁是上帝的选民的问题至关重要。确知个人恩宠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加尔文仅对恩宠而产生的期待性信仰这一证据来表示信赖。牧师的劝诫是绝对的责任，缺乏自信是信仰不坚定的后果，因而也是不完整的恩宠的结果。为了获得自信，紧张的世俗活动被当做最合适的途径。只有世俗活动能驱散宗教里的疑虑，给人带来恩宠的确定性。
那么为什么世俗的活动会达到这种境界呢?我们可以从教义以及加尔文教与路德教的不同之处来解释。路德教信仰力求达到的最高宗教经验就是与神的“神秘的合一”。其性质与神秘主义的主张相近，特征是消极地寻求达到在上帝那里得到安宁。路德将“神秘的合一”与因负罪而产生的深重的卑贱感结合起来，而这种感觉对信仰坚定的路德徒保持那种“日常生活中的赎罪能力”是很关键的，因此便可维持为求得恕罪所必不可少的恭谦和单纯。但是加尔文宗反对纯内向的情感性虔诚，认为上帝具有绝对超验性，肉体是无法比拟的。上帝的恩宠使他们进行信仰，信仰促使选民进行世俗活动，并通过活动来自我肯定。路德宗的信徒认为自己是圣灵的容器，其生活趋向于神秘主义和感情主义，而加尔文宗认为自己是神的意愿的工具而确信自己处于恩宠状态，其行为具有禁欲主义的特点。
在预定论下，加尔文教徒的凭什么样的成果认为自己有能力辨认真正的信仰呢？答案是凭借一种有助于增添上帝的荣耀的基督徒行为。至于这种行为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是上帝的意志，或通过圣经或在有意义的世界秩序中表现，或者将自己的灵魂状况与选民的灵魂状况进行比较。也就是设想上帝的选民的灵魂状况，将自己的与设想的选民的灵魂状况进行那个比较。尽管善行不能保证成为选民，但是没有善行是绝对无法成为选民的。这种善行是一种自助的行为，而上帝帮助自助的人。但是这种人必须时刻面临抉择从而坚定信仰。
关于上面那中思想，路德宗与加尔文宗不同看法。路德宗指责这种思想是以行事获得拯救。
不同宗教的特殊性质导致了不同的伦理行为的独特性。天主教的伦理是关于意图的伦理，好的或坏的行为决定着他们的现世的和永恒的命运，个人有不完善的地方，可以通过圣事来弥补，并且形成了循环：罪恶—忏悔—赎罪—解救—新的罪恶。加尔文宗的教徒，他们力图使世界理性化，摒除作为达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人必须一辈子行善，其他的手段是无法弥补错误的行为的，因而也没有循环，因为只有彻底改变体现在每一时刻、每一行动中的全部生活的意义，才能确保恩宠的效果；把人从“自然的状态”转变为“恩宠的状态”。圣徒的生活所追求的只有一个超越性的目标-拯救。但正因为这个缘故，圣徒的现世生活就彻底地合理化，并且完全为增加上帝的荣耀这一观念所支配。通过这里我们了解到宗教的目标时如何强有力的渗透到新教徒的生活和意识中。现世的生活安排也在宗教的影响下，呈现出有别于“传统主义”的风貌。传统主义正是人们顺应自然状态的结果，要克服它，必须不断地反省。基督新教的教义给了信徒莫大的动机，让他们通过反省和禁欲苦行来系统化自己的行为。
禁欲是指克服一个人的欲望，在很多宗教中都排斥世俗的功名利禄等欲望，在僧侣生活中，禁欲是理所当然的修行手段。在韦伯指出，在基督教的历史中，僧侣生活的禁欲方式很早就具有一种合理的性格。韦伯说：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通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加尔文教禁欲主义与天主教禁欲主义有很大不同：加尔文教提倡的是世俗内的禁欲，即禁欲向世俗生活的转变。而天主教主张的是世俗外的禁欲主义。最重要的是天主教虽然也要求信众遵守有系统的伦理生活，但基本上只有僧侣才能做到，越是符合禁欲主义，离日常生活就越远。天主教不但没有加强宗教对世俗生活的控制，反而阻碍世俗禁欲主义的萌芽。宗教改革的意义是：现在每一个基督徒必须终生成为僧侣。但是成为僧侣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为僧侣，而是在世俗职业中追求禁欲主义。世俗禁欲主义允许以前僧侣做不能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在道德上的控制更为强烈。
在禁欲生活中，基督教《圣经》提供了可作为准则的伦理规范，韦伯描述了《新约》《旧约》对加尔文教徒可能产生引导作用。韦伯认为加尔文教拍本身倾向于一种特殊的禁欲主义，其禁欲方式趋向于对伦理行为的系统化，对恩宠状态有类似于精准主义的控制。韦伯通过宗教记账簿的例子来说明禁欲主义如何落实到日常生活。这与天主教的簿记不同，天主教的是为了忏悔的完整，新教则是通过簿记来督促自己的行为。
加尔文教和路德宗的道德标准有很大差异。路德宗的教士阶层不可救药，其只强调信仰，而且反对有禁欲主义倾向的浸礼派运动。路德宗的禁欲主义不如加尔文宗对生活的渗透程度那么强烈。关于恩宠的教义，路德宗缺乏从心里角度对有系统行为的核准，一次来促进对生活有条理的理性化。
B虔信派：
韦伯首先说明虔信派与加尔文宗的联系以及虔信派的信仰。虔信派是加尔文宗内部的运动，同样以预定论为教义，并且对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和恩宠状态的教义进行了发展，是对禁欲主义的强化。虔信派并不是特别强调信条的重要性而是推崇“虔诚的实践”，认为仅仅知晓神学并不能成为得到救赎的条件。教徒追求的、看重的是摆脱尘世诱惑、完全按照上帝旨意、以从生活中的外显来确信自己的重生。
虔信派的特点，一个是形式上还归属于神学家们的教会，但是却开始对此表示怀疑，并开始把信徒集聚到秘密的宗教集会上。二是与路德宗的神秘的合一有着密切关系，并更多的强调宗教情感。这一特点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但是第二特点中所说的过于强调情感，所导致的后果是：与清教严格有节制的较贵直接对立；使得加尔文教徒更多的带有情感；有可能导致对世俗活动的进取心的死亡；可能导致宿命论；把选民和世人分开的欲望，以其强烈的情感，导致一种具有半共产性质的隐修的团体生活。由于强调“虔诚的实践”，虔信派对于世俗的活动控制严格，为职业合理性提供宗教基础。
虔信派与路德宗的关系：路德宗内部如同加尔文宗一样发展出了虔信派，但是却偏离预定论的教义。加尔文宗的虔信派更为强调世俗的禁欲以及理性主义，但是路德宗的虔信派却没有理性的禁欲主义。
虔信派中的忏悔限期论认为恩宠会在某个时期内赐给所有的人，但是错过的话就会失去恩宠，或者说恩宠在忏悔之后才能存在。因此在私人密室中的忏悔成为了虔信派教徒的一个特点，尤其是牧师的特点。但是反对派认为忏悔只是获得恩宠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
韦伯在谈到虔信派的代表人物亲岑道夫时也对兄弟会进行了介绍。加尔文分支和摩拉维亚分支比较赞同加尔文宗的伦理观点。另一方面情感的因素也非常重要。兄弟会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在于过一种积极地基督徒生活，在于传教，以及与之相关的，在于在一种职业中从事职业劳动。此外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生活加以实用的理性化对亲岑道夫的哲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弟兄会不仅是个传教中心，也是一个商业企业，推崇世俗禁欲主义。
在路德宗虔信派与加尔文宗虔信派比较中可以看到路德宗虔信派明显弱于加尔文宗虔信派。主要是情感因素的影响。但总的来说，虔信派越来越倾向于情感方面。加尔文宗虔信派似乎更紧密地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的那种严格地守法主义和主动进取心相联系。
C循道宗：
循道宗信徒的特点是具备有条理的、系统化的行为本性，以求达至“唯一的确定性”。循道宗与德国虔信派的相类似的地方是将条理主要用于产生皈依的情感行为，有着强烈的情感特征。
循道宗与禁欲主义伦理观相联系密切。
循道宗的代表人物卫斯理对德行进行抨击。他认为：德行不是起因，它仅仅是借以知晓一个人处于恩宠状态的手段，而且仅当德行被审慎地用来表现上帝的荣耀之际才是如此，单单正当的行为时不够的，…另外必须加上对恩宠的感觉。
循道宗面对攻击与困难，进行反抗。一方面他们强调圣经的正统权威和确保恩宠状态的不可或缺性，另一方面则在实效上强化卫斯理反加尔文主义的教派在这一运动中的力量，而按这一运动的教义，恩宠是可以失去的。
路德宗对循道宗的影响，使得循道宗基础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重生成为了恩宠的基础，神圣化成为恩宠的必然证明。圣礼的重要性教减弱。
循道宗，其信仰的情感性质并不就导致像德国虔信派那样的一种精神化的情感宗教。对这种情感的升华，就是对完善性的追求。循道宗在情感方面受到加尔文宗的强烈影响。宗教的兴奋采取了狂热的形式。循道宗的重生仅仅为预定论被抛弃后，作为禁欲行为的宗教基础的德行教义提供了一种补充。
D浸礼宗诸派：
浸礼宗诸派是除加尔文宗以外的新教禁欲主义的另一来源。但其宗教基础与加尔文宗大有不同。
浸礼宗诸派的共同的特点是信徒的教会的产生。这种教会是仅由信仰重生的信徒所组成，而且其影响力足以使其成为一个教派。浸礼宗不认同信仰得救。他们逃避尘世，严格维护圣经的至高无上，以早期的基督徒生活为自己的榜样。
浸礼宗所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坚决地弃绝一切肉体崇拜，认为这样做有损于本来仅属于上帝的崇敬。循道宗推崇与一切尘世享乐决裂，推崇使徒生活。
浸礼宗同贵格会一样，推崇圣经的权威，但并不认为圣经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导致通过教会得救的教义被废除。浸礼宗也反对通过圣事进行得救，从而完成了对尘世的宗教理性化。浸礼宗反对教会之外没有拯救，认为得救的必要条件是内心之光，这可以理解为内心的真诚信仰。
浸礼宗对于救赎的理解：发自内心的对尘世及其利益的抛弃，通过良知向上帝表白无条件的顺从，是唯一的毫无异议的重生标志，因而相应的行为方式对于救赎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上帝的恩宠并不能挣来，只有听任其良心指挥的人才有理由认定自己的重生。善行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浸礼宗独特的理性特点在心理上首先基于期待圣灵降临的思想。要达到，就要追求灵魂的宁静，克服一切冲动和非理性的东西。这种宁静的思想使人们能够审慎行动，并通过个人良知称义。这种心理活动的方式是出了禁欲主义之外的另一重要方式。
浸礼宗认为良知是上帝给予个人的启示，而且浸礼宗救赎教义赋予良知的这种作用以极大的重要性，这就使得在世俗职业的行为具有一种特点，这个特点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浸礼宗内的禁欲主义的具体形式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则：诚实就是上策。在这里再提下加尔文教，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的具体形式使得获取私有财产有了合法性。
教会对个人生活的监督变得过分专制时，使得外在统一性得到特别加强，但在某种情况下它又削弱了理性行为的主观动机。
在对禁欲主义宗教进行一番认识后，韦伯了解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恩宠状态的观念。各禁欲主义教派获得的恩宠的具体方式不同，但都反对通过圣事、忏悔、个人的善行获得。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与自然生活方式对比，由此产生推动力，激励个人获得恩宠，并把禁欲主义融入生活中去。宗教改革的结果之一就是宗教生活不再是使徒生活，而是可以融入在世俗生活中，这为职业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五章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为了理解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宗教观念与它为日常经济活动所设立的准则直接按的联系，有必要格外认真地堆那些很明显根源于教会实践活动的著述做一番考察。韦伯认为教会人员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韦伯准备通过对教会人员及其著作来探讨基督新教与日常经济生活的关系。韦伯首先选择的是巴克斯特。巴克斯特隶属于长老会派。他有着极其注重实践的现实主义态度，适合于搭建宗教与经济的桥梁。
巴克斯特反对异端教派，对圣徒们那种疯狂的宗教激情也不感兴趣。他力图通过教会的作用来实在地振拔人之道德生活。
韦伯首先探讨了巴克斯特对于财富的观念和态度。他反对追求现世财富，认为占有财富将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如懈怠，游手好闲，追求享乐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追求财富毫无意义，在道德上也是可疑的。
韦伯提出虚度光阴是万恶之首，而且在原则上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清教徒认为每个人必须把每一时刻都用于有意义的事情，不能浪费时间。劳动是上帝指定的人生目的本身。任何人都应该遵守“不劳者不得食”的戒律。巴克斯特认为基督徒要从事刻苦而持续的劳动，不管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富人也须如此，像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训诫。
托马斯阿奎那把社会劳动分工、职业分工解释成神安排万有的直接结果。…路德主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阶级差别与职业分工为神意所直接设定，恪守上帝为他安排的位置，循归而不逾此矩，这就是人的宗教责任。清教徒也承认私人经济生活中存在神意安排，但其强调的重点不同，主张从劳动分工的成效上来认识上帝安排的目的。
贵格派认为世俗的劳动是禁欲道德的实践。上帝所要求的并非是劳动本身，而是人各事其业的理性辛劳。
清教徒认为职业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另一重要的标准是私人获利程度。若是上帝为你选择了一条道路，就可以尽力的获利，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由此获得的财富不是为了无所事事和享乐，而是履行职责，在道德上就是合法的。这种思想明显为资本主义积累财富提供辩护，并且对资产阶级奋斗确立道德上的合法性。而且上帝为劳动者选择的道路不应改变，这也为专业化的职业分工提供道德上的依据。
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清教禁欲主义严厉反对享乐。这威胁到了专制主义。因此受到统治者的反对。为了反抗压迫，清教徒制定了禁欲品行原则。在很多事情上，清教徒都要判断某项活动是否符合禁欲的要求或者是否是为了享乐。清教徒对文化、科学、艺术等都存在怀疑，对经院哲学尤其痛恨。但是随着教会转向温和的国教会，禁欲主义影响也不如以前，受到了政治权力的打压。
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的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看做上帝的直接意愿。因此，它所表达的是对合理获取财富的维护，以及对非理性获取财富的打压。为追求财富提供宗教上的依据，总之是为了资本主义获利做辩护。而且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并且是资本用于生产投资，这都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可能。正如韦伯所认为的：在清教所影响的范围内，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它在这种经济生活的发展中是最重要的，而且首先是唯一始终一致的影响。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
随着宗教的发展，宗教所推崇的节俭被推广，财富得到积累，财富的积累导致对现世的追求，这使得宗教的本质在逐渐下降，这又促进了财富的积累。这个循环过程或许就是宗教下经济的发展。禁欲主义在纯粹的宗教热情过去之后产生充分的经济效果。
宗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下，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产生了。资本家只要其行为没有道德上的污点，就可以尽情地追求财富，并认为是一种责任。而且财富不均被认为是合理的，是不同恩宠后的结果。对于劳动者而言，尽管获得的报酬低，但是也是受到认同的，是为了信仰而劳动的，尽管是为了资本家劳动，仍是一种天职。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加尔文教起到了重要作用。加尔文教反对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商业性的，借贷性的，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他们提出了一种观点促进个人追求财富，即通过自身的能力和主动性去合乎理性地、合法地获利，强调这种个人主义的动机。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发展。
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及时从新教禁欲主义中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具有禁欲主义的性质。
禁欲主义使得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并且不断增长。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再需要禁欲主义的支持也能够继续下去了。这个时候的资本主义不需要任何辩护了。
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在历史的推动下，先在各自的领域中发展，然后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共同推动了西方文化和经济的演进，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