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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挥的中篇小说《火马游戏》（刊于《延河》2012年5期），揭示了一个被异化的主题，其实这个主题离我们很近，尤其是离我们文学写作者很近，如果非要扣上帽子，应该算现实主义的象征作品。 故事并不复杂，手法也是线型中的复调，当然写的非常好，写一个名叫李后的三十三岁的文学青年，当然非常贫穷，兜里的小坤表是妻子的，浅颜色的夹克衫是妻子在他临出门时一起到离镇子三十里外的市里买的，就连背的挎包也是早先妻子用单位发的奖金买的，就这样一个穷乡巴佬的委琐男人，因为在北京《大国文艺》刊发了两篇小说，也因为女责编医冰真诚或客套的邀请，他自秦巴之地摸摸索索第一次来到北京。结果，他艰辛辗转的文学圣殿，居然深深窝憋在一处楼房阴暗潮湿的地下室——“这幢楼房有十几层，《大国文艺》被压在了下面，得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呀！”他要沿着通向地下室的楼梯走下去，一直往下走就是他崇敬的《大国文艺》，就是他理想的天堂。而这里居然还有散居的住户，走廊里是一些灶具垒砌的厨房，《大国文艺》被挤在了里端。而令他魂牵梦索的《大国文艺》女主编苏宁和责编医冰，“她在他的心目中是那么崇高，那么光鲜照人，就是她把他从黑暗的地狱接引向文学的天堂，她无疑是他心的宇宙的引领他飞升的文艺女神，是文艺女神的化身。”为了尽快见到她们，他不惜少得可怜的纸币，“不能再坐公共车了。”在《大国文艺》简陋破落的客厅里，他终于见到了年轻美艳的医冰。和她们仅有的几次照面，简单而平常，他居然张开了意象的翅膀，“如果把古希腊的九位文艺女神和萨福算在一起是十位文艺女神的话，那苏宁和医冰就是第十一位文艺女神和第十二位文艺女神。”甚至在冥冥之中，他还不讳鄙俗居然一厢情愿地喜欢上了他的文艺女神医冰，要送她玉镯，并祈望在她的帮助下能够留在北京当个自由撰稿人什么的。而这时，他从他的文艺女神那里得知，“王小波死了。”“是得心脏病死的。”李后非常伤感，梦想骤然破裂，“觉得像是兜头泼了一盆凉水。”他要到八宝山参加王小波告别仪式，“当今文坛的朝阳现在就躺在这里边，已经闭上了他思想的眼睛。”然而，历经辛苦找到的八宝山居然没山，居然大得让他根本找不到那个无限崇高神圣的告别仪式。在这几天里，他多次看到了火马，在北京的的街头或上空，“火焰密集地包裹着巨马的全身，它宛若是一团马形火焰。”后面有五六十个手拎东西的巨型老头在追赶着它，这种恐怖情景只有远古神话和梦境里才有。“他马上就要被巨型火马吞噬掉了，他将随着火马一起燃烧……”最后，他一路飞奔仓皇逃离了北京。 我是在一个月前拿到这本刊物的当天晚上一气读完这篇小说的，之后偶尔从床柜上拿起刊载它的当期刊物翻一翻，它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对此陷入了长久的思考(才有了这篇浅文)。 它的隐喻，主要体现在文学青年李后身上，我们那么的熟悉。彼时，但凡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走过来的文学青年都曾经有过的经历，文学是他们的圣殿，是他们惟一的精神高地，是他们闪烁无限光明的理想星空。他们崇拜文学，崇拜见过或没有见过的文学老师、编辑，崇拜刊发或并未刊发过他们小文的期刊、报纸。一切与文学有关的东西，都是他们圣地。然而，文学之外的世界对于他们却是非常陌生的，或者说是难以把自己溶入这个纷繁现实的世界，就像南唐后主李煜，一手好词风情万种，而太不懂得治理这个江山了（本篇小说的“李后”，隐喻了后主李煜？相应，“医冰”，隐喻了“治病”？）。这些对文学抱有无比虔诚和幻想的文学青年，然而一经与理想的现实发生反差，他们只有选择逃离了。但在逃离之中，他们内心的火马仍然无时无刻地在影响着他们，使他们不得喘息并且倍感恐惧，使他们始终游离不出这场真正的“火马游戏”。这大抵就是对文学者的隐喻。充满无限想象的寇挥在这篇小说里设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就是火马和追赶火马的一群老头们，“他们拎着汽油桶，汽油壶，把优质汽油浇到巨马的身上，巨马的美丽的皮毛上。”“可怕的是，马把整个楼房冲穿了，马的身躯伸到了楼房的外面，整个楼房像从中间被巨斧劈开一样四分五裂，坍塌下去，成了一堆垃圾。”那么火马和老头究竟象征了什么？在我看来，应该是一种精神象征，如果说一切文学写作者无法逃避的双重影响，一个是现实层面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精神层面的，这个精神层面就是作品中燃烧的火马和白色的老头们所带来的一种特别的隐喻。 它的批判性。作品的批判性，实际反映了作者的忧患意识和谴责思想。寇挥艰辛的文学体验，使他对“外力”对文学的“压迫”有着深刻的思考。在这篇小说里，《大国文艺》编辑部被压在了十几层的楼房下面，李后见到他心中的文学圣殿多少有些失望，包括在神圣的北京，还有很多他无法接受或者说不能融合的东西。这些，都隐喻出作者的批判思想。还可以看出，这篇作品是祭奠王小波的。寇挥讲，这篇小说大概写于1999年前后。那时距王小波去世仅仅一年多。王小波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不言而喻，但他却死了，死得过早。王小波其实缺少很多关怀，身心疲惫，辞职后又没有公疗费，在一处简陋的小屋里孤寂的写作。他过早地走了，文学也跟着走了，就像在作品中李后也离开了北京一般，在火马和一群老头们的“驱赶下”无可选择地离开了他的精神圣地。 寇挥通过这些文学元素，反映出对中国文学写作者的无尽忧患和由此衍生的强烈的批判思想。在这个主题上，他的长篇小说《北京传说》同样有所表现。我想这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二十年前因文学而由汉中“北漂”，之后长期栖身西安，在两地做过文学期刊和文艺出版社编辑。期间大量阅读，坚持写作，而多数作品却因为“主题”或象征问题而难以出版，尽管当下他在陕西乃至全国的文学地位无以质疑，包括他曾说过“假如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我的话，我不会有丝毫的意外。”（见《北京传说》腰封）。谁都知道，文学属上层建筑范畴，本身是至高无上的，但在现实中，谁“搞文学”，就意味着吃苦受难，就意味着失魂落魄，就意味着廉价兜售思想，就意味着不懂得生活而被人打入另册，甚至遭受嘲弄。因此也可以说，寇挥的这篇小说，是写一种命运，一种文学写作者的命运（如李后的委琐）和文学工作者的命运（如《大国文艺》的环境），这种不端的命运，悲凉、凄楚而无奈，谁让你以文为伍呢，如王小波之类，死了也就了了。在寇挥多次提到过的长篇小说《大师玛格丽特》中也莫若如此，再说远一点，前苏联有许多作家如巴别尔、索尔仁尼琴等等，枪毙、流放、劳改或驱逐出境，比起这些大师们的凄惨命运，你不要说自己的命运不好，不要抱怨以文为伍有什么不好！ 它的表现手法。在这篇6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里，它的开头是这样的：“他是第一次到北京来。他已经三十三岁了……”然后再以“第一天、第四天、第六天和最后的黄昏”四章分节叙事。在“第一天”里，用了较大篇幅写“他（李后）”辗转北京后，对神圣北京的初步质感和寻找《大国文艺》编辑部的艰难；在“第四天”里，写李后与编辑部两美女苏宁和医冰若即若离的交流；在“第六天”里，写李后以陌生文学青年的身份，无限崇敬而十分冒昧前去八宝山参加王小波告别仪式未果的经历；在“最后的黄昏”里，篇幅较短，写“他”的逃离。这篇小说的开头，使我油然想起胡安·鲁尔福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开头，写佩德罗·巴拉莫的儿子受母亲之托，前去寻见从未谋面的父亲佩德罗·巴拉莫。两者都写的荡气回肠。要知道，70后作家田耳说过，“看了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我对《百年孤独》就有些不恭了。我发现后者是对前者的稀释，像是把麦乳精勾兑成有些浑浊的水。”可见《佩德罗·巴拉莫》有多么的了不起。我不知道胡安·鲁尔福有没有对寇挥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由李后出发到北京、再到逃离算起，他的这次冒险的行程应该在七天以上，但作者有选择地写了他四天的经历，那么还有几天他去干什么了？没有交代。这种表现手法，显示出作者的成熟，既把叙事的主要部分表现出来，又给读者留下了想象和思考的空间。这是当下一些实力作家和70后作家喜欢应用的现代小说的一种手法。不难假设，如果作者无一挂漏地按时间一天一天写下去，会不会陷入一种叙事的无为和累赘，并且戕害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和肌理？ 已有定论，寇挥创作的小说，常常以生活的某一片段为主题，深度揭示人生历程之痛；以荒诞叙述为手段，展开对人与世界紧张关系的艺术想象；以现代主义为价值指向，实现对异化现实的批判与追问。一言以蔽之，其小说可谓是荒诞背景下的存在探幽。著名评论家李建军认为，“寇挥的小说大都选择一种极富想象力和荒诞色彩的叙述方式，来叙述人（尤其是孩子）在异化的生存环境里的苦难命运，来叙述美好的事物如何被冷酷的现实所毁灭。”这篇小说同样没有例外。比起他的多部小说，这篇小说运用的荒诞元素不多，也是他众多小说最好读的之一。像后现代主义大师托马斯·品钦的《性本恶》《拍卖第四十九批》一样，相对于他的其它作品易于理解。而最为可贵的，作为西北第三代小说家和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一、第二届签约作家，寇挥天马行空的无限想象力，以及娴熟的表现技巧和叙事方式，是我们可望而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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