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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语： 相信不少摄影人都曾在网上看到过一篇叫“陈小波：这些照片不要再拍了！”的文字，但小编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被断章取义了。今天，小编就带各位走近真正的新华社领衔编辑——陈小波。 1983年，陈小波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华社摄影部工作；2004年在《人民摄影报》开设个人专栏“小波与影人访谈”，并集结出版《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中国当代摄影家访谈录》；2007年作为主编出版了摄影家研究丛书《中国摄影家》，获得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图书奖；2009年被聘为大连医科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 三十多年来，陈小波的身份由图片编辑渐渐扩展到影像学者、摄影评论家、策展人、大学客座教授等。她不是摄影师，却与中国摄影同行多年，更被众多杰出摄影师引为同道。 2014年，由陈小波担任总策划的大型摄影实验项目“影观达茂”启动，50余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作家、诗人、摄影师来到内蒙古达茂旗，用影像深描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一个故事并试图回答一些问题。最终，2000余幅照片、30万文字形成了“影观达茂”丛书。我们的访谈也由此开始。  2016年10月，陈小波作为项目总策划在“影观达茂”系列丛书发布会暨研讨会上发言。 我们需要怎样的照片 ——专访陈小波 最初，您做“影观达茂”项目的契机是什么？ 现在一说用摄影去表现地方文化，很多地方官员还是停留在“大美”的概念上，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导致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全是一个模样。我们非常幸运地遇到不可多得的地方官员、时任达茂旗委书记伏瑞峰，正是他的胸怀、眼光和对本民族深厚的情感成全了这个项目。 作为一个蒙古文化学者的伏瑞峰与我的第一次谈话就找到了契合点：用图文的方式深度挖掘达茂的历史文化，记录达茂草原独有的生活方式。  “影观达茂”丛书分为《托雅的头戴》（陈小波主编）、《温都不令：正在迁徙的村庄》（于德水主编）、《马王巴拉图苏和》（李毅主编）、《两个会唱歌的老人》（胡武功主编）、《乌克忽洞的土豆》（任悦主编）、《冬天：缺雪的都荣草原》（闻丹青主编）、《蒙古族少年的回家之旅》（宋靖主编）、《哈萨尔的子民》（朱靖江主编）８部，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 正如摄影是时光的切片，这八本书拥有不同的主题，也可以看作是达茂的时空切片，您是如何遴选出这些主题的？ 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去了内蒙古牙克石。零下近三十度，下了车，人在外面连五分钟也呆不了，可是草原上仍然有牧人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放羊。在地冻天寒中，许多谜团摆在我面前，而在过去的影像中，从未有人解开这些谜团。 这个摄影项目刚开始时，我就决定不做简单的画册，而是要做八本图文书。有几本的主题在还没去草原时就已经决定了——我要讲一个男人和马的故事、讲女人的故事、讲孩子的故事、讲蒙古人为什么要歌唱，还要用一本书专门描摹草原的冬季…… 这套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我们并没有刻意寻找，但他们径直走向我们，携带的蒙古人强大的基因，我们立即坚信：他就是全部。不过，“影观达茂”当然不是纯然客观的，达茂的每寸土地日日激发我们、警醒我们，不断打破我们固有的幼稚和无知。最终的主题与方式也随着不同团队的深入采访、记录有很多改变。  参加那达慕大会等赛马活动前，巴拉图苏和都会用很长时间修剪赛马的鬃毛。选自《马王巴拉图苏和》。 李毅摄  苍穹之下，草原之上的红舞台渐渐有了模样。选自《两个会唱歌的老人》。 严志刚摄  哈萨尔祭祀中盛装的蒙古族青年。选自《哈萨尔的子民》。 白冬泉摄 在“影观达茂”团队中，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作家等，您觉得他们在这个以摄影为主的项目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非常重要的作用！摄影只是记录社会的一支小小的力量，做这样一套书如果只用这一支力量远远不够。2007年我主编《中国摄影家》丛书时，曾邀请了近六十位其他学科学者撰写研究摄影家的文字。这次我想再一次尝试：摄影与人文学科其他门类建立联系，彼此支撑，看看能否出现更完整的文本。 最终呈现在这套书里的文字无数次让我惊喜。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感觉不亚于读一份很好的学术报告或者非虚构文学作品，比如几位女学者的文字——《蒙古族少年的回家之旅》的汪澎、《两个会唱歌的老人》的冯俐、《缺雪的冬天》的傲登托雅、《托雅的头戴》的贺新耘、文赤桦。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温都不令：正在迁徙的村庄》的文字作者墨白，虽然是作家，但他的文本完全是社会学田野工作方法得出来的，读他的文字让人有一种阅读史诗的感觉。而女诗人江媛的二十几首诗则让这本书的结构产生了重要变化，我常常诵读这些诗，每个字都能跑到我的心里。  墨白手绘的温都不令村地形图。选自《温都不令：正在迁徙的村庄》。  《温都不令：正在迁徙的村庄》内页。 这个项目有没有遗憾？ 没有。只是在书出版以后，很多朋友遗憾当时我没有邀请他们一起参与。这套书集合了我30年的生命经验，这些经验包括我对整个世界和时代的看法、对历史的看法、对摄影的看法，还有对文字的看法。“影观达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应该算“巅峰之作”了。 “影观达茂”已经超越了摄影本身，进入了大文化的概念，您觉得它对摄影圈有什么深层意义？ 摄影最重要的就是其文献和记录价值，而历史的载体就是文本，没有今天的记录，就没有未来的历史研究。纪实摄影其实应该更准确的称为“社会记录摄影”。美国摄影家多罗西亚·兰格曾说：“摄影记录我们时代的社会场景。它映照现在，为将来保留文献。”这也是“影观达茂”每位参与者的箴言，也是这个项目的意义所在。  “世纪寿宴”开始，双胞胎姐妹的手握在一起。选自《两个会唱歌的老人》。 耿亚伟摄  “白毛风”漫过草原，路面上泛着白色的碎雪涟漪，蒙古族作家敖登托雅走在路上，风吹乱了她的头发。选自《冬天：缺雪的都荣草原》。 沈伯韩摄  百灵庙镇的那达慕赛场上，钢嘎和好朋友“小四川”在马背上玩耍。选自《蒙古族少年的回家之旅》。 余美容摄 “影观达茂”走出了一条关于影像、关于文化、关于历史的新路子，这种模式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吗？ 当然。从推动中国文明发展，推动中国摄影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样的项目一定是有益处的。中国并不缺好的摄影师，缺的是优秀的策划者和编辑。 我参加摄影活动时经常发现，参与者不乏优秀摄影师，但是活动本身没有策划、没有编辑。到了地方，大家一哄而散，爱拍啥拍啥。几天后，每人交几幅照片，做出一本厚厚的“大美××”的画册，活动到此结束。这样的画册泛滥成灾，已成中国摄影画册之殇！ 最近十年，我常常在国外策划关于中国的展览，这些展览通常通过中国人生存的状态来折射当代中国社会的沿革与变迁。那些民间景象，那些动作、表情、服装、房屋、道路的背后，折射的恰是百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我想用这些展览告诉西方人中国几十年来走过的路，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崇敬之情，告诉他们苦中作乐、随遇而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些中国生存智慧如何渗透在中国人的骨髓里。温和的展览并不影响诚挚与坚定立场，虽然没有政治表述，但这些展览却持续、清晰地表达了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中国的要素与禀赋。 这种策展理念也被我用在了这套书的编辑工作中。我要通过这套书让大家在一个牧民身上看到千万个牧民，在两个老人身上看到千万个老人，从七个女性身上看到所有的草原女性。 以《温都不令：正在迁徙的村庄》为例，于德水主编的这本书告诉人们，那样一个贫乏、毫无特点的村庄却可以做出如此优秀的一本图文书。中国有无数个村庄正在消失，每一个村庄里都藏着史诗、命运和灵魂，但是我们有几本书去好好讲一个村庄的故事？又有几个摄影者在最熟悉的村庄里进行长时间记录？  陈秀芳喂完羊后站在墙边和隔壁的王花女聊家常。选自《温都不令：正在迁徙的村庄》。 梅若梅摄 清晨，月亮挂在村里唯一的水窖上空，这个水窖是国家贫困地区饮水工程的产物。选自《温都不令：正在迁徙的村庄》。 耿亚伟摄 聚在村头的女人们。选自《温都不令：正在迁徙的村庄》。 牛国政摄 您说 “影观达茂”团队里都是自己的同道之人，怎么理解这个同道？ 于德水、胡武功、闻丹青认识我已经30年了，我们经常见面、谈话，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基本相同。这么多年来在中国摄影的大时代里一起往前走，我们知道中国摄影的优秀之处是什么、值得珍惜的是什么，也知道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这几位都是大艺术家，其思考作为早已不限于摄影范畴，但他们仍然愿意在这次策划中做一本书的主编。这再次证明他们一如既往地无条件信任我。 我还选择了另外四位“学院派”主编——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院长宋靖、大连医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李毅、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任悦、中国民族大学视觉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选择他们是因为我在大学当客座教授时，发现高校摄影教材出了问题——过于陈旧，落后于摄影的发展。我希望“影观达茂”这套书能成为很好的摄影教材。它有一个摄影项目的完整性：从策划到案头，从研究到实地拍摄、撰写，从编辑到设计、出版。 我注意到“影观达茂”丛书中您的头衔有影像学者、策展人和新华社领衔编辑，您最喜欢哪一个？ 当然是新华社编辑，这是我的职业，我所做的其他事情都是由这个职业延伸出来。我在做老照片的研究整理——“新华典藏”项目；我在做摄影个案的梳理——“口述新华”、摄影家访谈录；我每年都会为国内外艺术节策划摄影展；我还组织策划摄影实验项目，另外，摄影教育也是我的工作之一。但如果没有30年的图片编辑经历，没有看上千万张照片打基础，我做不了这些事。 “七彩土豆”的出现说明土豆也进入了看脸的时代。一些卖相不好的土豆最终只能进淀粉厂。选自《乌克忽洞的土豆》。 靳华摄 小骑手阿尔斯楞试图征服一匹脱缰的奔马。选自《马王巴拉图苏和》。 贾婷摄 达楞花与丈夫布和朝鲁准备驱车放羊。选自《托雅的头戴》。 黑明摄 您曾说过：“历史教科书中，有结论、有规章、有演变的数据，唯独没有活生生的历史细节。摄影为保存历史中最生动、最细节的部分而存在。”您觉得为历史留此存照是不是摄影义不容辞的责任？ 是的，摄影包括了很多类型，道路也有千万条，其中不少是目前我们还没研究到的。每个摄影类别都各自拥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的工作决定我更多的接触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为文献和历史工作，是摄影非常重要的一项功能。 您所说的摄影为文献和历史工作，在老照片研究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但是在当下图像泛滥的时代，这项功能要如何体现呢？ 对我来讲，好照片有三个标准：第一是社会性，画面要写满时代的痕迹；第二是诗性；第三是情感力量，能让人很多年后看到作品心里还会咚咚咚地跳。 现在的许多摄影者会用一种非常写实的方法拍摄，忽略了摄影在记录的同时还是一种艺术行为。我至少看过20个人拍摄的民工主题照片，有些人已经拍了十几年，但那些东西许多是一模一样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朱宪民拿出来的是独一份的黄河，解海龙拿出来的是独一份的希望工程，王玉文拿出来的是独一份的大工业，陕西群体拿出来的是独一份的黄土地，还有雍和的上海、安哥的广东，他们的照片上全打着自己的DNA。现在的摄影师如果用一种简单的记录方法去拍摄，拿出来的东西绝对不是独一份的。 寿宴活动开始前，双胞胎姐妹带领子女祭拜敖包。选自《两个会唱歌的老人》。 严志刚摄 苦等数日，达茂终于迎来了一场雪。选自《冬天：缺雪的都荣草原》。 沈伯韩摄 年轻时也是摔跤手的爷爷特别支持孙子哈林摔跤。选自《蒙古族少年的回家之旅》。 陈思汗摄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关键词，您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摄影人应该关注什么？ 现在的摄影师很少记录社会的“中间状态”。 我在新华社多年从事对外报道工作，把中国故事讲给外国人听。我发现有太多的展览在展示简单的中国元素，让西方人长时间迷惑在红灯笼、舞狮子、喝茶、功夫这些肤浅的唐人街符号中；另外一些摄影师直接跳到另一个极端，拍摄各种边缘人群。为什么摄影人不能关注自己的熟悉的人群，不去关心中国社会发展中正常的生活状态？ 在“影观达茂”项目，我们来到草原深处，看到了当代牧民的生活状态。他们家家户户窗明几净、丰衣足食，孩子们手里拿着好手机，这就是中国发展的现状。但是，许多拍摄者不认为这个值得记录。他们拍不好照片，会认为相机不好；有了好相机，还拍不好，就会认为没有去远方。 摩托车已成为草原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选自《哈萨尔的子民》。 孙佳燕摄 达茂举办旅游活动场地外侧的3D艺术区，母亲正与孩子互动。选自《哈萨尔的子民》。 梁达明摄 您对中国摄影的未来发展有何期许？ 我没有资格对中国摄影未来有任何期许。我只是我不希望摄影人拿着好相机扎推拍出一模一样的东西；不希望摄影人拍风光，破坏自然，拍人文，欺负百姓；拍照片不能欺负人，不要以为手拿一个相机就可以居高临下。 我希望摄影者要用善良心、慈悲心、常识心去拍摄。拍老人，把他当成自己的父母，拍孩子，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相机可以唤回记忆，追朔往事，告知真相；摄影可以记录自己的生存经验，思索熟悉人群的生活境遇。 作为策展人、编辑，我每天都会寻找日常的、会心的、具体的、诚恳的影像，那些疏离于个人经验、缺乏细节、空洞枯燥的作品我尽量远离。 在草原上，套马是男人做的事情，而乌仁塔娜是达茂草原上唯一能套马笼头的女子。选自《托雅的头戴》。 傅拥军摄 收土豆的人们要在地里干一整天，午饭也在田间解决。选自《乌克忽洞的土豆》。 焦冬子摄 本文为影摄自留地原创作品，除标注外图片均选自“影观达茂”丛书。 这里没有第一手的资讯，但这里有第一手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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