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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都忽视了一些大诗人和文人的另一重身份：官员和士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所写的诗文更多倾向于个性化、生活化的表达，也就是只讲情怀。与其谋生手段、彰显社会等级地位的官宦生涯泾渭分明。 仅举一小例，比如高适《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后来的官方身份是剑南节度使（正大军区职），渤海县侯（贵族第二等）。乍一看，你是否以为他只是个落魄的读书人呢？ 到了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他们这一代，讲究以诗文表达政治和道德立场，或者关注当下百姓疾苦，例如韩愈所写的《原道》、《原毁》系列，白居易写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系列。 不为人知的是，这几位都是在御史台和礼部任过职的，是唐代纪检监察系统的骨干精英，职责是发现朝政运行中的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因此他们对朝纲法纪十分精通。 突然有一天，年轻的礼部司局级干部柳宗元正在翻卷宗，武则天时期有一起命案引起了他的兴趣： 武则天时期，陕西境内发生了一桩官员被谋杀案，被害者是御史大夫赵师韫，他在出差住驿站的时候被人杀害。 这一新闻迅速引起京师官员和百姓高度关注，舆论呼吁有关部门尽快破案、查明真相，还死去的官员一个公道。 办案人员很快确定了凶手，是该驿站服务人员徐元庆，徐在第一时间把自己捆起来投案自首。是什么原因让他敢谋杀朝廷命官？经过审讯，真相大白。 原来，赵师韫曾经在徐元庆的家乡渭南县当过县尉，在一次断案过程中判了徐元庆的父亲死刑立即执行。不久，赵师韫就升任监察御史。 之后，徐元庆决定为父报仇，潜伏在一所驿站当服务员，平时本本分分，却一刻也不忘杀父之仇。古代的驿站是朝廷招待所，各路官员路途都要在此休息。 终于机会来了，赵师韫因公外出恰好住在徐元庆的驿站，徐元庆没有犹豫，手起刀落父仇得报。这一段隐情披露之后，朝野舆论大哗。 其实，这与今天的社会新闻如出一辙，但却成为朝野官员和京城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舆论迅速出现了大反转，古代以孝治天下，常言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渐渐地，认为徐元庆是义士、应当无罪释放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 作为旁观者，总是偏向情绪化、道德化的，至于法律怎么执行，才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 但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历朝历代法律所明文规定的。怎样处理这一案件，审理此案的有关部门犯了难。怎样在法理和道德之间取得平衡呢？ 这时，一位大诗人站了出来，他真实的身份是武则天朝的右拾遗。左右拾遗本是朝廷放在门口供天下人提意见的两个箱子，据说是武则天时期为了鼓励告密发明的新鲜事物。 后来，看管箱子的人就称为拾遗，并演化成言官，职责也类似于监察御史，专门给朝廷提意见。 这位右拾遗姓陈，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作者陈子昂。 陈子昂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杀人是要偿命的，但是替父报仇却是要大力表彰的。他在《复仇议》一文中表达了这一观点： “今傥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雠，其乱谁救？故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义，其政不行。’且夫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以公法而徇私节，王道不设。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 意思就是，朝廷法度不可废，但是死后可以得到美名。再则，赦免徐元庆，怎么成全他对父亲的一片赤诚。是不是很聪明？其实未必见得。这种两边意见都照顾的办法，其实并不难想出来。但是有人既然提出这个高见，有关部门就坡下驴，果断采纳了。 陈子昂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请，有必要成为以后判断类似案件的典范，提出“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是不是有点现代西方国家判例法的意味呢？ 100年后，礼部官员柳宗元翻卷宗发现了这个案件，认为这个判决结果简直形同儿戏，有精神分裂之嫌。柳宗元此时正是意气风发，33岁就成为唐顺宗一朝改革派的得力干将。 他此时的职务是礼部员外郎，礼部掌管朝廷各种礼仪章程，比如祭天地怎么弄，登基大典怎么搞。还兼具教育部、外交部的职能，掌管科举考试和对外交往。 于是，他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写了一篇《驳复仇议》，表达了对这一判例的不同意见： “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意思就是：徐元庆的父亲是否真地犯了罪，如果犯了罪，徐元庆就不应该报仇，报仇就是死罪；如果并没犯罪被冤死，徐元庆就应该报仇，就应该赦免其死罪。 总之，不能奖励和惩罚施于同一个人，这样容易让人搞不清方向。 因此，柳宗元同样建议推翻陈子昂的论断，把自己的意见当做法令颁发下去：“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 柳宗元隔着百年与陈子昂喊话，就好比我们今天隔着百年跟鲁迅先生辩论。是不是有种魔幻的感觉？ 首先，推翻前人的论断是有勇气的，特别是已经作古的有名气的人。容易招来作秀出名的指责。此时，柳宗元意气风发、血气方刚，觉得有必要重新修订礼法，树立朝廷威严和统治秩序。 其次，议论和否定前人总是容易的。因为过了很多年，法律建设应该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现代人的价值观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 第三，其实柳宗元的论断并没有什么问题，他提出了看待这个问题的新思路，那就是要追根溯源，看看源头是怎么样，不能一味鼓励或者否定复仇。这个案件在审理恰恰没有说清楚，反而是淹没在舆论里面了。 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陈子昂和柳宗元的论断都有点问题：陈子昂主张既要尊重朝廷法度，也要照顾道德上复仇的合理正当，属于比较灵活的做法，内核是法律第一，但在礼法上可以做出补偿。 而柳宗元主张必须弄清复仇的出发点本身是否正义，如果不正义必须处罚，如果正义则能免于处罚。 又过了一千多年，随着法律制度的进步和西方法律理念的传入，现代社会对这种案件的处理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主要是看当时的情形。如果发生在当代，徐元庆一定会判为故意杀人罪，杀人动机和自首情节可以减刑，但是不会影响基本的判断。 不得不说，陈子昂的判断更接近现代的理念，他把法律和仁义道德分得比较清楚，其实是主张法律为先；而柳宗元的立场则是仁义道德为先，法律次之。 历史一般总会重演。就在几年前，南方某城市洗浴娱乐城的女服务员因反抗骚扰刺死当地一名官员，同样也掀起了舆论场的轩然大波，舆论对司法形成了巨大压力，认为不仅应当免罪，还要尊为“烈女”、“侠女”。 最终，女服务员被判故意伤害罪，因属正当防卫且有自首情节和心理障碍免于处罚。此案和一千多年前的徐元庆案非常相似，但结果有所不同。 在当时，如果不是陈子昂提出的意见，徐元庆很有可能被判无罪。因为，这是符合当时的仁义道德的。站在当时吃瓜群众情感的角度，陈子昂的出现就是徐元庆的悲剧。 其实，我们低估了陈子昂在法治方面的贡献，他提出的“编之于令，永为国典”，不就是今天英美执行的判例法吗？ 这就是陈子昂的悲哀，虽然他尊崇法治，但事实上却和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左。在武则天朝那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官员百姓都见惯了生死，大概以为死后得到荣誉也许并不是最坏的结局。 和今天一样，当时的人们很快就淡忘了徐元庆杀人案件，陈子昂却没有经受住武则天时代的腥风血雨，38岁的时候（公元702年）就遭权臣武三思诬陷死在狱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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