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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看到“一位前县委书记眼中的官场”这篇报道时，我特别有共鸣。曾担任黑龙江两个县县委书记的李克军，用四年时间创作完成《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这本书。书中共收集百余位县委书记的真实故事，勾勒出了基层的官场生态和县委书记权力运行的真实状态。一位前县委书记写县委书记，其真实感和所触碰的敏感点，都是学者或者媒体难以到达的。 从媒体的采访，以及这本书的部分章节中，大致可以看出李克军眼中县委书记这个岗位的种种尴尬之处。县委书记似乎游走于两个世界的交界处，“踩红线”、“打擦边球”是李克军描述时的高频词汇。权力运行的规则，处于一种深度的暧昧状态，可能是长久以来县委书记这一岗位的重大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县级党委政府权力的运行程序，被一种若有似无、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所代替。干部选拔、项目招标、资金使用，这些重要事项的决定流程都有着明文规定。但其实同级党委的其他成员很难左右书记的决定，最终还是由县委书记一个人拍板。所以在基层有种说法“在县里只有书记是领导”。在本地区域内失去有效监督，成为一言独大的“百里侯”，这成为违法违纪的肇始。 在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常常会有一些政策的制定，与基层的实际情况存在脱节之处。此时县委书记如何“变通”，就成为对其工作能力的考验。而这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变通，与违法乱纪仅有一线之隔。李克军举了一个最敏感的例子，比如在城镇改造中，一方面上级领导明确要求县委书记限期内完成若干改造任务，一方面又要求不得暴力拆迁。其实在很多时候，这两个要求是无法同时满足的。得罪上级还是得罪“钉子户”，这取舍之间引发的悲欢，大概几十部电视剧都装不下。 此外，争取上级资金补贴、处理干部关系，甚至拒绝收礼，都要用带着江湖气的“谋略”才能行得通。规则被置于暧昧状态，某种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体制之下，规则经过层层传导，到达基层后被打折、被过滤。对于县委书记来说，制定规则的最高层离他很远，而离他最近的干部群众，又没有制约监督他的能力。在这样一个“自由”空间里，自律的县委书记可以尽情施展个人的创造性。而不自律的人，就有可能上下其手。赋权而又不能有效监督，无疑容易滋生犯罪。 政策的制定者难以了解广阔中国千变万化的基层状况，因此一刀切地统一规定，难免方凿圆枘。而如果完全放手让基层根据实际来办，则底层民众没有监督力，又会加剧基层政权的乱来。这些体制性的问题，也许就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所要解决的。比如针对最高层与基层之间缺乏畅通的沟通渠道，中央就决定用3年时间，对全国2800多名县（市、区）委书记进行大轮训，这是顶层与基层的首次全面沟通，它对于政令畅通的意义，会在今后逐渐显现出来。 团结湖参考（微信ID: Talkpark）多次谈到，六中全会后，当陈旧的、阻碍性的力量被扫除后，建设性的工作将会成为主题。比如“监察委”的设立对于中国未来政治格局的影响，正在一点一点被人们认识。十八大以来，中央最高领导人多次与县委书记座谈会见，还专门披露谈话原文，显示出非同一般的重视程度。那么在“后六中全会”时代，或者说十九大以后，对于基层政治体制会否进行某些重大改革呢？也许不会仅仅是轮训那么简单。 （文/于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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