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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明 （一） 晋代的大书法家，被后代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在其得意于自己的书法时说过：“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 钟者，钟繇也，三国魏时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字元常，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评价他的书法：“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张者，张芝也，其是东汉时敦煌酒泉（今属甘肃省）人，犹善草书，后人称其为“草圣”。 在书法造诣上，王羲之只认为，作为前辈的钟繇和张芝还可以，其余晋以上各朝代的书家们，其作品真的没有什么看头啊。 要知自秦汉至东晋，历代产生的杰出书法家已不可胜计，而在王羲之眼中，却只有钟张两人。王羲之好大的口气，但他的大口气是有底气的，要不后代就不会称他为“书圣”，而他的大口气还不敢吞了钟张两人。而在这两人中，他仍是有排列的，“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还是书圣的派头和口气。“要真论起来，我的书法，与钟繇比，可能有点超过了他，与张芝比，可以齐头并进。但张芝这人练草书，洗笔砚就可将一个大池塘的水染成了墨色，的确是写得十分精熟了，如果我也能花那么大的功夫，痴迷地练习，我就能超过他。”看来，王羲之还是推崇张芝一点，不得不服。 但这个能被“书圣”推崇的“草圣”，至今没有人能知道他真正的出生之年，只知道他大约死于公元192年，他究竟活了多少岁？至今也还是个谜。这是否因为他是隐士，隐士的生平都有点隐晦或者饱含着无奈的神秘。也可能因为了这样的缘故，我对张芝这个隐士就多了一份留意之心，而特别对他的由隐士而成就的草圣多了一点兴趣。 （二） 从史料看，张芝有很长的一段时期生活、活动和隐居在敦煌。 敦煌，这个在世界的艺术领域中都是十分神圣和神秘的地方，它代表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艺术长河中涌动着最辉煌浪花的一段。只要是有成就的艺术家，只要将自己溶汇进去，其艺术上的档次及其艺术美学上的感觉，都会给我们现代人一种脱然和浑厚的感受。因为敦煌的艺术之潭是那样的深邃而漫远。 要认识张芝，我们还得追寻他在敦煌中的轨迹。 张芝前辈并非敦煌籍人，而是作为朝廷的将兵之官而领兵驻守敦煌一带。据《敦煌名族志》残卷，其中残留有关于张氏家族的十三行文字：“尉张瓘领兵东来，郡城东南七里，子凭因时有司隶校尉张襄者。”后张襄因奏“霍光夫人毒死韦后”一事而招祸，因为当时的汉宣帝刘询认为大将军霍光有大功劳，不理睬张襄的上奏。但张襄见汉宣帝不理睬此事，心中便十分的害怕霍光的族人对自己不利。所以赶忙逃避，举家从清河绎幕迁到甘肃天水，后来张襄病死。其后代又将家迁徙到敦煌的北府，称北府张，这就是张芝的祖先。北府张在敦煌很有名，张姓人才辈出。据《后汉书》记载，张芝的祖父是张惇，是汉时的汉阳太守，父亲是张奂，史料说他文武双全，曾为武威太守，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之位督掌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在抗击羌、乌桓和鲜卑的反叛与进犯中屡建奇功，声名卓著，后升为大司农的官职。在汉灵帝刘宏的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张奂上疏给朝廷，建议宜蠲除党禁，此举却得罪了专权的宦官集团，受到打击，遭到禁锢，最后遗归田里。看来张芝的祖先连续犯着向朝廷上疏而获罪的错误，虽然这些上疏都是为了朝廷朝政而发，但结果都是使自己获罪，而且张芝的父亲比他的祖先更倒霉。张奂被遗归田里后，此事还没结束。他的政治宿敌段颎当上了司隶校尉，段颎“欲逐奂归敦煌，将害之”。张奂知道了这样的情况，十分的忧惧，在求救无门的情况下，只得写了封哀恳的奏记给段颎。其中哀求：“父母朽骨，孤魂相托，若蒙矜怜，壹惠唉唾，则泽流黄泉，旋及冥寞，非奂生死所能报塞……”一个曾为当朝大官，而又才华横溢的贵族，对自己的政敌说出：“非生死所能报”这样的话语，非易事也，写到后来，简直就是痛哭流涕了：“今呼天不闻，叩心无益，诚自伤痛。……如不哀怜，便为鱼肉，企心东望，无所复言。”我哀怜到这等地步，也没什么话说了。 好在这样的哀怜，居然也打动了段颎，段颎放了他一马，没有害他。而张奂则赶快带了全家，归回到敦煌故里躲避灾难了。 但回归敦煌故里的张奂，是无奈之举，在政治上的抱负，其内心是没有熄灭的。他回到敦煌后，虽然从此“闭门不出”，但却“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表面上努力向一名学者靠拢。心死之人，不会“养徒千人”，更不会著书立说。他那本《尚书记难》我无缘得读，但从书名感觉，恐怕也是不能脱离政治内容的吧，张奂虽然心不死，但他只能一直压抑着，不敢有丝毫的显露，可以说这种压抑，一直持续到死。封建时代黑暗的朝政就这样扼杀了一位屡建奇功、声名卓著的官员。 而在张芝来说，在其父亲获罪的建宁二年（169年），距其大约卒年的192年还有二十三年，按常规推理，张芝也应在三十岁以上了。而作为长子的他，自然也目睹和经历了父亲这场官场灾难，这不能不对他的心灵和生活态度起着重要的影响。 父亲在朝为官时，作为名臣子弟的张芝，自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其交游也不会少，王愔在《文字志》中称其：“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从王愔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张芝在少年时起，就有相当的志向，要达到“文学武学都出众的人”。后来，他与父亲一起，体验了父亲朝处高官，暮为罪人的宦海浮沉，生与死自己皆不能把握的官场经历。故对少年时的志向有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官场的惧惮使他的人生观开始向另一个轨迹转化。转化后的轨迹就是：学识渊博也不出仕。王愔的《文字志》说张芝：“太尉辟，公车有道征，皆不至，号张有道。”说朝廷知他有学问高操，就征召他做官，但张芝不就，他不就的原因，是想“信道守真，知命乐天。”（汉赵壹《非草书》语），张芝在写给朋友朱使君的信中说：“养正气可以消邪，人无其衅，妖不自作。”就是说自己已走上了一条信奉道教，养真气而内守的隐士之路。 张芝走上了隐士这条路，与当时敦煌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是东汉末年，朝政是宦官当权，政治腐败而黑暗，加上水旱灾害连年不断，民不聊生，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众正在密谋起义，朝野的士大夫辈皆感到社会的大动荡就会到来，一些士族为保身家性命，开始寻找隐居之地，而山长路远，皇帝的统治又鞭长莫及，文化层次的积淀又相当深厚的敦煌，就成了一些西部士族选择安家的好去处。 当时敦煌的地理环境也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敦煌流传的诗歌，《敦煌廿咏》中专有一咏是《题隐士咏》，隐士们生活在一种什么环境中呢？ “清溪逐水看渔樵，策杖褰衣屦蓦桥。鸟坐春池双影近，人呼出谷两声摇。祥烟五色飞仙电，瑞草千丛间药苗。河畔曲肱而取次，嫌烦且弃树中瓢。” 这样的描写当然是有所修饰，但敦煌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整体自然环境是相当不错的，这却是事实。在不错的自然环境中，有这么多有学问有地位的士族学者、隐士们为伴，张芝成为隐士中的其中一员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三） 但做隐士亦应有隐士的资本。像张芝这种“少持高操”勤文学武的名臣子弟，更不会将平生所学无端荒废。既然没有了功名之心，穷经博典在政治上没有了施展的可能，但做为年轻的学者，张扬学问的期望仍是那样的强烈。但选什么做为张扬的突破口或者载体呢？张芝将眼光定格在草书的书写艺术上，那眼光是那么的坚定和深邃。 至东汉，书法一方面由隶书逐渐向成熟的楷书转变，一方面隶书的草体也迅速发展，并逐渐向今草转变，连当时的皇帝也十分喜欢草书，也特别器重草书名家，经常诏令他们以草书来上书言事，朝野之间都以善草书而得名并被人尊重，也产生了一大批的草书名家。 张芝就是在这样的风气下选定了草书作为努力的方向。应该说，张芝的选择是非常准确的，草书是一种可“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变化无穷的高尚艺术，也可能，当时没有艺术这个提法，但做为隐士的张芝，要抒胸中之意，张扬学问，也只有草书是最高的境界和可寄托感情的高尚载体。他知道自己不会再走进官场，少时修炼成的高操和一肚皮学问又使他不甘心沦为一个无为之废人。那就用手中的一管笔吧，去体会峻岭的气势，林间的美景，激流的奔腾、大漠的孤烟落日……将胸中澎湃的激情，悟道的心得，化成美好的诗句，化成如歌的韵律，化成飞速流转的美妙线条，化成隐士“虚”、“淡”、“逸”的生命状态，化成宇宙中缥缈无际的艺术交响的强有力音符……。 敦煌无虚，要在敦煌成为高士更要无虚。敦煌要的是一种在精神上和艺术上都能跨越千年的务实。 张芝选定的老师都是当代一流的草书名家。像杜度，官居齐相，汉章帝时下诏要他使用草书言事。魏时的韦诞说他：“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崔（瑗）法之，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焉。” 崔瑗亦是东汉的草书名家，官至济北相，学杜度书法，杜度的书法瘦骨有神，崔瑗在师法他的基础上将线条变浓，点画更精微，有美玉天资之誉，而张芝喜欢崔瑗的书法便师法而学之。所以杜度和崔瑗都是张芝的老师。 而在敦煌一带，由于名士们的云集，也产生了一大批草书名家，像赵袭、罗晖、张越等人，唐张怀瓘《书断》云：“赵袭，字元嗣，京兆长安人，为敦煌太守，与罗晖并以能草见重关西，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与张芝素相亲善……敦煌有张越，仕至梁州剌史，亦善草书”。这些有一定地位的地方官吏和草书名家，都是张芝交往和学习交流草书的对象。而面对无数的高手和名家，张芝更是心不旁骛，一头扎进书法的瀚海中，专心致志，用墨碇磨穿石砚，写尽茧纸。 纸张太贵，好在出了个蔡伦，在其任主管制造宫廷御用器物的尚方令时，深感纸张的缺乏，于是他带领属下工匠，认真总结了两汉以来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为原料，制造出了便宜而流行的纸张。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空，飘扬着的满天旌旗中有一面醒目的“蔡侯纸”旗，千古不落！ 名贵的锦帛、绢绫写完，就写便宜的蔡侯纸，体验了纸张的感觉，再写衣帛和其它材质。据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说张芝学书：“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家里的衣服、布帛，先写了书法，再进行染色。所写的毛笔，废弃无数，那洗笔砚的墨渍，将一个大池塘的水都染成了墨色。据法国人伯希在1908年7月劫到国外的敦煌文书第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张芝墨池在县东北—里效谷府东五十步。”张芝在敦煌，在哪几个地方居住过，居住了多长时间，这都是不容易考实的事，但敦煌有张芝墨池，这却是个大事实。 作为名臣子弟的张芝，作为敦煌隐士的张芝，以数十年的苦练草书作为抱真守道的修炼，最终成就了书法“草圣”这样的历史称谓。这个“草圣”的书法又若何呢？唐人李嗣真的《书后品》云：“伯英（张芝）章草，似春虹饮涧。落霞浮浦；又似沃雾沾濡，繁霜摇落。”这样的书品，现代人也许不好理解，但那种美感却是可感受的；“笔法浑厚飘逸顾盼的线条，象春天雨后的彩虹与山中的溪涧交融；行笔顿挫而造成奔跃的地方，又像夏天缤纷的晚霞将没入波光灿烂的渡头；通篇书写形成的墨法像秋天的浓雾，干爽清肃的沾濡在刚健虬劲的植物枝叶上；活泼腾挪的点画和行笔中带动的游丝，神妙得犹如观赏冬天积压在劲枝上的繁霜在风的摇动下缠绵飘逸地媚婉下落。” 古人们对书法美的欣赏，应该比我们现代人有更多的感悟和富于形象的美学形容，以上所引唐人李嗣真所描写的现象只是其中较普通的几句，但大体上的语言类别基本是这一类的。从李嗣真的描绘中，我们也可领略到张芝的草书作品是观赏性相当强的美妙艺术品。 （四） 但可惜得很，现代人论张芝，多数认为，张芝是“草圣”，虽有文字上的定论，但从1985年以前出土的汉晋书简看来，书法史上传为张芝所书的草书作品四件，即《淳化阁帖》中收入的《芝白帖》（又称《秋凉平善帖》）、《知汝殊愁帖》、《今欲归帖》、《得鄱阳帖》，据宋以后的考证，四帖都是伪作，非出自张芝之手，除《芝白帖》是纯章草作品，接近汉末书风外，张芝属于汉末“草圣”，其作品基本上应是章草或带章草味很浓的草书。对于这个问题，我自然不是专家，但目前的确亦没有过硬的张芝作品来说明张芝是否能今草的问题，但站在我个人的立场上，我认为张芝是可以写出相当有水平的今草作品的。我们可以从大的概念上去感悟。 首先是，张芝是否只能章草，或者说，东汉时的大批草书家也只能是章草。 关于这个问题，我看也只有通过出土文物来回答。自1985年在中国甘肃省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十九号晋墓中，出土了五枚木牍，而五枚木牍上的草书已是十分成熟的今草面貌，而晋代与汉代相差的时间并不长，在文化现象的接近上界线更是并不分明。随葬物的清单中更有“故笔二枚”，“故纸三百张”，可见纸张在晋代已是寻常之物。而《恒玄伪事》中载，东汉桓玄帝时代（约147年），桓玄帝有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皇帝已明令以纸代简，可见当时已是纸张开始普及的时期，而本人认为，纸张的普及亦正是章草向今草快速转变的时期。 我们可以试想，从古至今，毛笔书法的工具基本是相同的，纸张的质地也基本对走笔没有太多的差异。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祖先想象得太古板和迟钝。“用笔千古不易”，差不多的材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走笔，同样的纸张运动，在书法这个十分传统的古老艺术上，不要认为我们今人才是什么“创新”的“大师”。我们更应该想一想，我们祖先们所创造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们就会更平心静气地议论祖先流传下来的书法。而在我们祖先们的眼中，我们今天被少部分人说得神乎其神的“书法”、“笔法”、“墨法”之类，在古人眼中无非是雕虫小技而已。当然，这是对故弄玄虚者而言。 （五） 在现代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的佐证下，我是越来越多地将古人在书法应用的变体创作上，更认为他们在这个领域中是百家竞秀，缤纷多彩的。特别是传统草书的发展，应该是伴随着实用书法的出现而出现的。 汉代的书法家和书论家赵壹也认为，草书始于秦代。这里要说明一下，我并不想混淆现代草书和古代草书的界限，我只是想说明，单从我们历代留存的碑帖学上去研究和理解我们传统的书法，特别是草书这个范畴并不一定会全面。 东汉书法家蔡邕认为：“昔秦之时，诸候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成，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赵壹在《书断》中也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 草书的实质，就是正体字的快速书写，变繁为简，变难为易。战争之场面，形势之紧急，草书之出现，并非偶然。加上日常的书写应用，草书的应用性在聪明的祖先们眼中，那是太平常了。 当然，草书的书写亦必然是以正体作为基础，所以从甲骨、篆隶、真行草的变异中，每一个时期都必定有其特点和不同的结体，但它作为最具实用性也是使用最广的一种书体（当然不包括艺术性很强的“狂草”），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在社会中广泛流行的。而张芝所处的时代，即章草向今草转变的关键阶段，有那么多的草书大家在全身心地探索着，能作为“草圣”的张芝，能否领导着草书的创新尖端。 （六） 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认为：“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终而为下字之始，奇形离合，数急兼包，……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伯英即草书之祖也。”张怀瓘的叙述，已将张芝定位在变章草之字字独立为连绵奇形离合的今草，已认他为草书之祖。但张芝还是拿不出今草的作品，奈何？ 汉代比张芝时代要早的崔瑗（77—142年），在他撰写的《草书势》中，这样描写东汉时的草书：“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鸾企鸟踌，态意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从郁，放逸生奇。”这样丰富的想象力，只有连绵放逸的今草意象才能产生，并非“字字区别”的章草所能出现。 还举一例，这人比张芝的时代稍晚，而比王羲之早了一辈。他死后十多年王羲之才出生，这就是张芝姐姐的孙子，晋代的大书法家，也是敦煌人的索靖（239—303年），在其写的《草书势》中说：“盖草书之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纠缪，或往或还。……及其逸游盼向，乍正乍邪，骐骥暴怒逼其辔，海水窳窿扬其波，芝草葡萄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逐而差池。举而察之，又似乎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窈娆廉苫，随体散布。” 这样的书法品评的描写，通篇都是顾盼纠缠，盘虬飞动的比喻，这也只能是纵势连绵的草书才有的状态。 通过以上所举，可以想见，比王羲之还早的东汉，在纸张上表现草书高超艺术形态的书法作品应该是非常多的。所以，今草的早期形态，应该在东汉已经形成，形成的原因，当然也有很多，但有一条主要的，就是时代的发展所使然。汉朝以来，特别是东汉后期，由于历代皇帝喜爱草书，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在文化领域中上有好焉，下必效之，已基本成了规律，所以草书在东汉末盛行于世，上至皇帝下到一般百姓，创作欣赏草书成为一股热潮。而作为在当时被称为草圣的张芝，更是全身心的投入，在从章草向今草的发展过程中，他必定是相当前卫和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的。这样的成就，我认为，也只有像他这样不计名利，才华出类拔萃的隐士才有条件达到，因为当时的草书“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式，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赐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草书写得再好，却于功利无任何作用，只有立定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才能在不懈的追求中花数十年功力达到别人无法达到的境界。 所以作为隐士的草圣张芝，在他无尽的草书追求中，是对章草向今草的转变进行着大胆的探索和实践的大书法家。如果说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将今草推向成熟的大书法家，那他们就应是在东汉以张芝为首的草书家们进行创作的基础上的成熟。所以张芝在草书发展史上的作用，是将草书从实用性向艺术性提升的代表性人物，是对中国草书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有突出贡献的关键纽带式的领军人物。 “草圣”的称号给了张芝，但张芝没有作品。一直到现在，世上还没有鉴定出一幅作品，那怕是一个字是张芝的真迹。张芝是隐士，隐士是否将真迹也隐起来，太高的神品也许是隐的理由，冥冥之中，奈何！ 面对敦煌的千里荒漠，面对这地面和地下不知掩埋了多少珍遗文物的每一个角落。张芝的墨池已无处可寻，张芝的书法作品在敦煌这种神秘的地上地下，还会不会留下片言只字，谁也不敢说！但我知道，在我们现在正在轰轰烈烈向世界骄傲地宣传我们的草书传统艺术中，那些出类拔萃的今草作品中，一定流行着张芝的书法风格和线条之美的成份。“用笔千古不易”，中国书法的线条之美，也是千古不易。 作为敦煌隐士而成就的草圣张芝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也会千古不易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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