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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龙：上海的邨与村，音相同，意相远 原创
2016-11-28
马尚龙
大上海小龙弄 上海的民宅，从经济文化的落差上，可以分为弄，里，坊，邨，楼五大民宅的类型称谓，档次和身份尽在其中。住别墅的人过于的少，可以不算作普通民宅。 弄是最低档的穷人窟，滚地弄，蕃瓜弄，杨家弄，房子结构就是矮平房，一块手帕可以当窗帘，以前苏北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往往以弄冠名。 里是最广泛最普通的房子了，几乎所有的石库门都被称作XX里，步高里，渔阳里……比石库门好一点差一点的房子，也常常归类其中；里和弄是构成上海最普遍的民宅架构，叫做里弄。 坊，上了层次，有卫生设备，所谓的新式里弄房子，可以算作坊，花园坊，淮海坊，尚贤坊，巴金曾经住在淮海坊，在淮海路和陕西南路的路口。
以邨冠名的房子，也可能是在弄堂里，最具有标志意义的是蜡地钢窗——长条柳桉打蜡地板和钢窗，有独用的卫生设备，弄堂口有铁栅栏门，或许在大跃进时拆去练了钢铁，但是铁门痕迹还在；几十年后，虽然钢窗略微变形而开启困难，主人不愿意更换为铝合金窗。 长乐邨，四明邨，光明邨，愚谷邨……陕南邨更是邨中堪称完美的花园小区。1930年代由比利时人列文设计的，原名为“亚尔培公寓”，据说当时是以比利时国王的名字命名的。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比利时王储菲利普王子还专程造访陕南邨。这里属于上海的高级住宅之一，住户多为在上海经商的外国人、律师、教授、医生、艺术家、买办等。 大概只有在上海，“邨”是大家都能意会的民居，邨不是村。 除了上好的邨，大部分的邨是新式里弄房子，当然比不上楼。上海所有公寓，所有的公寓都是楼，有一些公寓就以楼相称。凡是住在邨和楼的人，也包括一部分坊，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修养、有经济能力的人。公寓自有公寓文化，另外在分析。 常常可以在上海的电视上看到一部公益宣传短片，一位面貌知性的中年妇女，在自家门口摆了一张小桌，桌上放了十来份当天的报纸，就算是做好事，让小区有一个报纸“自助餐”，没有指望把钱收回来；但是所有走捷径来取报纸的人，没有一个顺手牵羊吃白食的，都留下了硬币…… 宣传片取景的小区，自然是安闲干净，还看得出是有些年份的洋房风格；不仅是这个小区外观符合宣传片的取景，更在于宣传片中的“中年妇女”确有原型，恰是居住在这个小区。 这一个小区就是远近闻名的陕南邨。也只有像陕南邨这样的小区，才符合取景的需要，也才会发生如此的故事。在上海，“邨”所代表的含义，既是住宅的格局，也是文化的境界。 许多的“邨”，原来都有汽车间，后来汽车间住人了。 还应该有村，村是1950年代造起来的房子，相当于里。因为是成批成批造起来的工人新村，后来也叫做新公房，火柴盒结构，比如曹杨新村、邮电新村、上钢新村，任何一个新村地块可以延伸造下去，于是就有了一村、二村……十村。 第一批“新村”，当年刚刚落成时，非常了得，只有劳动模范才能住进去，没想到一住就是四十年，到了1990年代转换成了另一个名称“二万户”——几代人混杂蜗居、只等着动迁的特困户。 1950年为工人造的曹杨新村等工人新村，后来成了两万户。 既有“邨”，也有“村”，是上海民宅的特色。 邨是村的异体字，现在已经通用于“村”，从现代汉语的意义上两个字没有区别，但是在上海民宅的意义上，邨不愿混同于村，而村不敢高攀于邨。邨里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村里的人都是普通工人阶级。凡是工人新村，没有一个称之为工人新邨的；凡是XX邨的，未必逢人就说自己住得怎么怎么好，但是对邨和村的区别，一点也不马虎。 在文革的时候，住陕南邨的一位医生的儿子插队到了安徽农村，写信写到家里写成了“陕南村”，落款是是某某公社某某村，信是请一个老乡代寄的，老乡也识几个字，一看信封就笑了：你住在上海的农村里？还要来插队干嘛？小知青跟老乡说不清楚，小知青自己读书不多也说不清楚。信寄回家里，父亲不高兴了，回信时候跟儿子说，以后要写邨，不要写成村；在信封上，父亲郑重地将陕南邨写在右下角；信寄到安徽，老乡更加看不懂了，他不认识这一个邨，把它读成“屯”，他问小知青，你们上海人到底是住在村里还是屯里？跟安徽差不多啊。
小时候，听得一个同学说，他家弄堂里住了电影明星王丹凤。同学家住陕南邨，当时就知道是很高档的，都是有钱人住的。同学父母亲都是工人，没什么钱的，住在陕南邨似乎有点奇怪，其实去过了他家里就不奇怪了，同学是住在陕南邨的汽车间里的，原来停汽车的，1949 年之后，私人汽车没有了，房管所将十几个平方的低矮小房间分配给了像我同学这样的工人阶级。也可见得陕南邨的高档程度。于是我同学也算是和电影明星同住一条弄堂了——当时不时兴叫小区的。 弄堂里住了电影明星，当然是稀奇。我问同学可曾见到过王丹凤？同学支支吾吾，人家进进出出有轿车接送，看不大到的。我们有几个同学，为了看到王丹凤，有一天放学后在陕南邨弄堂口，佯装游戏，实际上是想看一看王丹凤。在连续主演了《护士日记》和《女理发师》之后，王丹凤红得发紫，但是一直等到天黑，还是没有看到王丹凤。不过同学话锋一转，阿拉弄堂里还住了银行行长，大学教授，外科医生。那个银行行长就在我们家对面三楼，每天从屋里出来倒是看得见的，一副金丝边眼镜，三七开小分头，笑眯眯的，走起路来头朝上看的。 两个年代的王丹凤 直至如今，所有的邨都有名有姓地标榜在弄堂口，没有一个自贬为村的。陕南村的那一位老医生还健在，他非常坚持“邨”的理念。早些年在拍社保卡照片时，电脑里还没有邨这个字，陕南邨又一次被写成陕南村，老先生不同意，坚持让制作者改回来。老先生理由有二，第一，我住在陕南邨，不住在陕南村，你们无权改变我的地址，第二，当然也是更重要的，如果将陕南邨写成陕南村，好像很不搭配。事实上，在文革的10年间，陕南邨，也是上海所有的邨，都改为村，也算是不经意地表现出邨和村在意义上的差距。 上海人是苛刻的，也许可以说是刻板的，红绿灯文化一方面培养了人的纪律，一方面也造就了人的拘泥。对别人是不露声色的挑剔，对自己常常就是在几近于自虐式的苛求。 已故翻译片厂厂长陈叙一家住陕南邨。很多年之前，有一天刚刚到厂里上班，突然肚子痛，问旁人有没有手纸，当时单位厕所不提供手纸，男人一般也不带手纸。旁人随手从办公桌上撕了几张便笺条给他。陈叙一迟疑了一下。旁人就去向女演员索求，陈叙一接过手纸，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上厕所了。出生于买办家庭，投身于电影译制，陈叙一对便笺纸充当手纸，当然会迟疑，迫不及待之时仍旧不愿委曲求全。这一个生活细节，与陕南邨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陕南邨居住者本身就有符号意义，其中有文化、文明、体面、考究的内涵。 就好像又过了几十年之后，在陕南邨，会有一个面貌知性的中年妇女，在自家门口摆了一个报纸的“自助餐”。 比利时王子菲利普亲王造访陕南邨 关于陕南邨，2010年世博会时，有一条很小的新闻证明了陕南邨的历史，称此新闻小，因为这条新闻来源是“区县侨务”之“区县信息”—— 位于陕西南路上的陕南邨是由比利时人列文设计的，原名为“亚尔培公寓”，据说当时是以比利时国王的名字命名的。至今16幢四层法式公寓基本保留了当年的设计原貌。近日，来上海参加世博会的比利时王储菲利普王子一行来到陕南邨，受到卢湾区人民政府、瑞金二路街道、茂名社区的热烈欢迎。在居民家里，女主人拿出了上好的茶叶和珍藏多年的特色茶具，还特地买来了包装上印有中国书法的各色糕点招待宾客。女主人的丈夫取出了通过深入细心观察房屋结构的每一个细节，所发现的建筑设计中的各种妙处的照片，一一向来宾们介绍陕南邨建筑的历史和现状。女主人当场为贵宾们展示了她在老年大学学习的成果，她用二胡演奏了比利时的民歌《满载的马车》。来宾非常惊讶于用中国乐器演奏的熟悉旋律，不由自主地随着优美的弦乐一起哼唱起来，王子高兴地掏出了相机。接着，女主人的儿子在一架老钢琴上献上了一首斯卡拉蒂的钢琴奏鸣曲…… 以上这条消息，把它当做新闻的时候，显然生硬，像是做给比利时王子看的，但是如果把它当做是趣闻，把它当做陕南邨的历史文化，还真是有趣有意思的。 比利时王子是不会去参观什么曹杨新村上钢新村的，那是安排朝鲜金家祖孙三代去的地方。 ---------------------------------------------------- 马尚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散文报告文学专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多家大学客座教授；媒体人；编审。“马尚龙海派文化工作室”于2016年11月揭牌。 著作主要分为三个系列，分别是《幽默应笑我》《与名人同窗》等杂文系列，《上海女人》《上海男人》《上海制造》《为什么是上海》等上海系列，《卷手语》《有些意思你从来不懂》等随笔系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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