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谒、刺 一、谒与刺的书写一般使用规范正体隶书 谒、刺在拜谒、晋见、问候等社交场合使用。为表郑重，其上的文字大都以时文正体书写，工整严谨。目前所见西汉名谒多为西汉晚期之物。此时汉隶已成熟定型，名谒上多为工整的正体隶字，左波右磔，波势分明，工整程度近于东汉后期碑隶。东汉末东牌楼简牍中的谒、刺上，同样是严谨的隶书墨迹。这说明两汉谒、刺用体一直是正体隶书。而东牌楼谒、刺以外的简牍上，新体（早期楷、行、今草）已成主流。到了三国时代，随着新体进一步成熟、普及，楷、行写法也融入谒、刺书写中，像孙吴朱然等名刺已属早期楷书了。楼兰纸简中的名刺为西晋之物，其字迹间隶间楷，总体上近于孙吴木刺。谒、刺用体类似铭石书，有书体滞后现象，因恪守“正体”而排斥各种新写法。东晋永和年间的雷陔名刺与百年前的孙吴名刺字体仍相近（仍存一些隶意），而与同期东晋名士书作字体相距较大。 1.连云港西郭宝名谒 1988年连云港西郭宝墓（西汉末）出土两枚名谒。研究者认为，西郭宝名谒是形制上颇为完整的汉代谒牍，“从书写形式上看……其三列书写的形式当为形式最全、最郑重的书写方法”（石雪万《西郭宝墓出土木谒及其释义再探》）。该墓出土的两种名谒，一件中央写“谒”，一件中央写“请”。写“请”者“是客人投谒后，主人出迎时所持谒”。汉代名谒既有投谒作用，也有投谒后主人出迎时介绍主人的礼仪与问候的双重作用。 2.连云港尹湾、双龙名谒 与西郭宝名谒相比，连云港尹湾、双龙西汉墓出土名谒墨字更为工谨，形制也齐全，也可当作研究西汉名谒制度的范本。尹湾简名谒的谒主有琅邪太守、沛郡太守、东海太守、五官掾等，均用标准隶书书写，不过某些牍正面左下角的具名稍显潦草。 2002年连云港海州区双龙村1号西汉墓出土名谒7件，尺寸皆长23厘米、宽7厘米，两面书写。这些名谒书写格式分两种：一种是投谒人栏居右顶头，一种是投谒人栏居中顶头。居右顶头款式似为常用。尹湾及西郭宝名谒均作此款，天长纪庄名谒则将投谒人写在木牍最下方。 7枚名谒牍以工整规范的隶体书写，虽出自不同人手笔，但字之结构、波角挑法等写法基本一致，与同为连云港出土的尹湾简数件名谒很相似，其中部分字如“太守”“谨遣吏”“奉谒”“再拜”等颇具相似度；而且，双龙名谒墨字比尹湾名谒更为严谨、规整，其标准程度甚至超过时间相距不远的定县汉简，可与东汉碑版隶书媲美。
谒、刺的书写也并非全都是工谨的正体。天长纪庄西汉木牍中的名谒（M19：40-14）就写得比较放纵：字径相差极大，最大的字“下”比小字大出十多倍；“足”“孟”二字的卧捺、长横拉出很长，几乎是该字主体的三四倍；谒下部文字也较潦草。天长纪庄名谒的受谒人应是谒主谢孟的亲朋好友，可能不是其上级或长辈，所以书写不必那么工稳。可见谒、刺的书写也并非一律工谨非常，而是因使用场合、对象不同有所差别，由此也折射了秦汉吴晋书写的复杂多样情形。我们不宜以静止的、机械的、简单的思维看待此期的墨迹世界，因出土材料的有限性，目前的认识和判断是初步的、非定性的，许多问题目前下结论为时尚早。 三、东晋雷陔木牍及谒与刺的用体 西北楼兰出土简纸文书中亦有名刺类实物，如孔纸34.1，长22厘米，宽2.5厘米，为纸质，尺寸同汉晋名刺，上书“贺大蜡 弟子宋政再拜”。纸刺主人宋政活动于西晋泰始间，该纸约为此期之物，字迹近于孙吴名刺风格，而该纸与江左相距不啻数千里，可见魏晋间海内名刺用字用体相近。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纸的逐渐普及，名刺这种庄重之物亦有用纸质代替者。
值得注意的是，雷陔名刺书迹与之前孙吴的朱然名刺、高荣名刺、黄朝名刺、史绰名刺等较近似，为早期楷书，许多字似仍未完全脱尽隶意。如“弟子”字形横扁，结构在隶楷间；“陔”“再拜”“阳”等字隶法甚至浓于楷法。雷陔去世之年——东晋永和八年，距王羲之书写著名的《兰亭序》仅差一年，其时江左已是新体楷、行、今草兴盛的时代，且名家众多，而同处江左的鄱阳地区出土的书迹却古意如此浓厚。雷陔墓木方当为入葬时所书，不见得出于名士手笔；而身为东晋官员的雷陔，其名刺或为本人手书，或是其属吏所书，然而与东晋名家书迹相差颇大。其原因，一是名刺、谒牍之特殊用体或习惯使然：谒刺一直采用传统正体，不乐意采纳新写法，因而有明显的滞后性（与铭石书体有些相似），雷陔名刺基本属一百多年前孙吴名刺的写法；二是江左新体楷、行等在4世纪中叶未在社会日常书写中大范围普及，仍限于上层官僚士夫以及书写精英范围内流行，社会上下广泛使用要迟至南朝中后期，如南朝写经已大多使用今楷（梁天监年间之《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齐永明年间之《佛说观普贤经》等），甚至铭石体也用楷体了。 来源：《中国书画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