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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要求群臣读的是部什么书4 咸丰三年（1853），他以多年观察、思考的结果，一再致信江苏巡抚许乃钊，提出均赋的主张。在此之前，他也曾上书曾国藩，建议减赋，得到曾国藩的首肯。同治元年（1862）春，李鸿章率师来到上海，请他入幕，他再次提到减赋一事，并代曾、李起草了《请减苏松太浮粮疏》。此时，朝野内外关于减赋的意见越来越多，苏、松二府漕赋中的各种弊端，已经到了非下大力气不能改革的地步。因此，曾、李二人的奏折到京后，朝廷当天就颁布上谕，令他们督饬布政司和粮道设局办理。几经周折，最终朝廷批准了曾、李与冯桂芬斟酌商定的苏松太减赋方案。他为此而感到特别的欣慰，以为可以告慰母亲于九泉了。
冯桂芬故居 减赋、均赋固然是利国利民的大业，苏松百姓的确很感念他的功德，历久而称道不衰，李鸿章甚至请求朝廷准许苏州地方为他捐建专祠。不过，均赋、减赋毕竟让他得罪了地方大户、胥吏丁曹、长洲县令、当政方伯，特别是在支持他的江苏巡抚许乃钊因事去职后，他更加势单力孤，乃至竟有人告他在办理劝捐过程中，阿庇亲戚，涉嫌贪污。咸丰皇帝谕令何桂清查明此事，据实复奏。后虽经访查，还他以清白，但皇帝对他已不再信任，圣眷已衰，他亦心灰意冷，自觉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不如辞官回乡，耕渔自适。然而，此时的江南，哪里寻一片安宁的绿洲呢？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打破江南大营，挥师东进，常州、无锡和苏州相继陷落。于是，无奈中的冯桂芬只好迁往上海避难。恰恰是在客居上海期间，使他有机会完成《校邠庐抗议》的写作。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就曾谈起当时的情形：“长夏养疴，检校劫余旧稿，将拙议四十首，缮成两帙，邮呈是正，筹笔余闲，抚览及之，如不以为巨谬，敢乞赐之弁言。託青云而显，附骥尾而彰，荣幸多矣。” 冯桂芬致信时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的曾国藩，目的是将《校邠庐抗议》寄给他，请他批阅，并希望他能赐一篇序言。曾国藩没有为之作序，但是，他在给冯桂芬的复信中称赞此书“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并且说：“自大著珍藏敝斋，传抄日广，京师暨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他很乐观地预言：“天下之大，岂无贤哲窥见阁下苦心而思所以竟厥功绪，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 恰如曾国藩所言，最早对《校邠庐抗议》详加评论，并指出其缺憾的，正是曾幕中最有见识的赵烈文。他不仅针对书中每个条目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得出总体的看法：“全书精当处皆师夷法，而参用中国前人之说，然凑数而已，不如法夷为得，其论驭夷尤善。”曾幕中另一位幕友，上海文人张文虎读了《校邠庐抗议》之后则认为，“所论时务诸篇，皆中窾要，至其救弊之术则有万不能行者。即使其得位行道，权自我操，恐未必一一能酬，故立言难”。还有一位曾任陕西布政使的福建闽县人林寿图，曾带病校订《校邠庐初稿》，事后他写下了自己的感受：“病中展读，顿起沉疴。若用以医世，寿国寿民可知也。虽所言未尽可行，犹百世俟之矣。”虽然冯桂芬的思想在他眼里显得有些超前，但他还是看到了这部书的价值，这是一剂医世救时的良药，国家用了这剂药，可以长治久安，百姓用了这剂药，可以传家继世。他与曾国藩一样，都相信书中所论及的问题，以及变革的意见，迟早会引起重视，成为社会的共识。
曾国藩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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