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治维新又称洋务运动、自强运动等。 同治，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的年号，共使用十三年即1862年1月30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维新，开始于同治初年洋务派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结束于（其实并没有结束）光绪年间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及北洋水师覆灭。 所以这场持续三十多年除旧布新的变革叫同治维新、洋务运动、自强运动等。  前言： 作为维新变革运动，同治维新（以下称洋务运动）跟它的同行“明治维新”相比是失败的。不仅没有触动封建体制和皇权，在中日两方三十年维新变革的“成果展示”中，还被明治维新以战争的形式打败，高下可见。 但是，倡导和推进洋务运动的那些顶级官僚们，他们个个高官厚禄，位极人臣，但却没有尸位素餐、安于个人的荣华富贵。 他们为了实现摆脱国家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曾经最大限度地学习西方，并为之殚精竭虑、前赴后继。 作为后人，我们明白洋务运动的主导者们无法革自己的命。但在工业、军事、交通、教育、文化等方面，洋务运动取得了自身的多个第一次，创造了一定的近代化基础，把满清这幢浑身漏风的破房子，不自觉地凿了一扇更大的窗。 除了反思和惋惜，它所代表的进取精神、取得的各项成果，值得后人欣赏和肯定。   1、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 179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1822年中举人，1845年中进士。魏源一生从未踏出国门，但结合当时的已有资料整理出版了《海国图志》。 这本书中虽有不少谬误但启蒙意义深远，最早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习西方的思想。喜欢历史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它在日本的影响力比在当时的中国大得多。  魏源与《海国图志》 2、洋务运动的真正旗手——冯桂芬，1809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1840年中进士（按官场出身，魏源要叫他一声前辈），但冯桂芬却更精通历算、钩股之学（都是数学方面的，这种中西合璧的清朝进士很少见）。 冯桂芬出身名门望族，曾拜曾国藩为师、入李鸿章幕府，理论之后还要联系实际，所以他自己也投身洋务运动的实施当中。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 冯桂芬的思想和著作为洋务派对上和对下分别提供了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据： 向中央陈奏维新必要性和可控性——洋务运动是保清不是造反，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向地方推进维新具体实施策略——学什么、不学什么、怎么学，这一点也很重要。 冯桂芬的思想和著作奠定了洋务运动的三个基本属性： 天然具备合性法；是自上而下的；坚持封建帝制、只学西方技艺等。 冯桂芬是最早、最完整、最精准地表达洋务运动本质的思想家、宣传家。结合他的出身、与洋务派核心人物的交集来看，冯桂芬是当之无愧的洋务派思想先驱和理论旗手。  3、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字不差地表述出来的，是沈寿康。他在1896年4月的《匡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6年是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及《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这种把前人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概括总结和高度提炼，尽管非常重要，但不具备时效性、指导性和先驱性。  扇面——冯桂芬书法 但我们现在往往只记得沈寿康的这八个字，哈哈，历史就是这么有趣。 洋务运动开始前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们倡导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 1、再不学习西方和除旧推新，大清要完。 2、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富国强兵，是为大清续命。 3、坚持儒家主体思想，坚定大清优越性，批判性学习西方。 这些文字背后的东西，如果在理论上不提前说明白，别说恭亲王奕䜣力推洋务，就是亲生儿子想维新，慈禧太后和守旧顽固派们万死不会同意。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跟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日本只是被西方列强踢了几脚屁股就急着维新了。 而满清政府在1840年被打得满地找牙、1860被搞得倾家荡产，记忆深刻，多么痛的领悟。 所以，学西方、搞洋务的几个中心点就出来了： 向谁学——谁打得最疼就向谁学：英、法、德等。 学什么——他们拿什么打的。军事包括军事装备、军事工业、军事教学等。 怎么学——花钱买装备、请洋教官；然后自己造；最后延伸到相关产业和领域。  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恭亲王奕䜣 所以，洋务运动以富国强兵为最终目的，从军工技术和生产入手，从进口和仿制开始，逐渐独立生产。 并根据军工产业链条的需要，首先向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通讯、运输、能源、钢铁、教育等领域不断延伸，从而形成“军工带动民用、仿制替代进口、经济各领域全面发展”的洋务发展格局。 但1861年1月《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上奏之后，到了年底仍如泥牛入海，将近一年杳无音讯。皇帝不搭理，自然就更没人管这事儿。 如果不是后面发生的“意外”，洋务运动的序幕恐怕永远只是“序幕”了。  中年慈禧太后  合法性、自上而下是洋务运动的本质特征之一。 洋务派取得“合法性”既是人和，更是“意外”。 1861年《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上奏后，其实是石沉大海、没有回音的。 1、受到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扫荡圆明园的刺激，咸丰皇帝惊惧加羞愧，已重病不起，难以理政。并且咸丰皇帝从来不是知洋派、学洋派，他对西方充满愤恨，对胞弟恭亲王奕䜣始终猜忌并把他排除出顾命八大臣之列。 2、咸丰皇帝死后权力核心是顾命八大臣，除了跟恭亲王奕䜣交好的文祥，其他七位都算是奕訢的政敌，而且他们都是洋务的仇视者和鄙视者。 洋务派内部即使再团结，舆论再有利，但对获得授权、推进洋务，好像没有什么用。 清末老北京 “意外”发生了。 1861年8月咸丰皇帝驾崩，顾命八大臣掌握权力（没有慈禧和奕䜣）。 1861年11月慈禧太后联合奕䜣等人发动宫廷政变并夺权成功，1861年为辛酉年，故称辛酉政变。 慈禧太后当时唯一的出路只能是： 必须充分联合支持自己的奕訢等人，即使分享一部分权力也可以。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守旧势力的反扑报复、自己坐稳最高权力宝座。 于是，她对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洋务派采取了认同、支持的政策。通过这次“意外”，洋务派得以掌握部分实权，获得维新合法性。 不说你也知道是哪里 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太后支持奕訢、支持同治维新（即洋务运动），不是因为她知洋、学洋，更不是因为她爱国家爱人民。 权力，是她现阶段支持洋务的唯一原因。 权力，也是她下一个阶段反对变法，绞杀维新的唯一原因。 日本的明治维新派通过宫廷政变和武装倒幕，彻底打破了德川幕府势力，取得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实权，为后续的维新铺平了道路，没有了太多掣肘与对抗。 跟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洋务运动起势的背景要苦逼得多。 辛酉政变虽然成功了，奕䜣暂时获得了一部分权力，但守旧顽固势力仍然遍布清廷中央的每个角落，北京城只有奕䜣等少数洋务派的中央代表。 身处北京的少数洋务派，既要随时向慈禧太后汇报和解释各种政策；又要向各部各衙递交具体措施并紧盯推进；还要随时跟守旧顽固势力搞平衡、打嘴仗、防篡权。 所以，洋务派地方势力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等人，虽然个个都是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史、总督巡抚，但也要面对推进缓慢、心力交瘁的开局。 清末列强使馆区 这些洋务派中的地方大员主要面临几个难题： （1）只要上奏中央的洋务举措和预算，必被中央的守旧顽固势力反对。 （2）军事技术、军事工业、军事人员的学习、引进和自造，步步有坑。 第（1）项全靠恭亲王奕䜣等少数洋务派在中央软硬兼施，有时效果好，有时没效果。很多洋务派上奏中央的拨款申请，慈禧太后也不肯批准——怕得罪所有满清贵胄，需要有的时候搞平衡。 第（2）项全靠这些洋务派地方大员及其幕僚自己想办法。“与虎谋皮”、“师洋制洋”肯定很难受，洋人又不傻，一天两天看不明白，十年八年还稀里糊涂吗。 （待续，更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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