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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元1891年7月18日，湖南湘阴，一位老人与世长辞。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位忧国忧民的老人，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得到大清朝廷为他正名，在他死后没有得到大清朝廷赐予的谥号，只有清廷不近人情的一句“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让他背负着“汉奸”之名长眠地下，以致英雄蒙泪。 只是当权者似乎忘了，他们当初是如何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让这位老人踏上欧洲的土地，而如果没有这位老人挺身而出，他们如何能够从“马嘉理事件”中脱身，如何能够解决英国人的。
只是老人的使命完成了，换来的却是国人无端的谩骂和指责，孤独伴随了他的后半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他就是大清朝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
2、公元1874年（同治十三年），刚刚走上明治维新道路的日本，以台湾生番杀害琉球渔民为借口入侵台湾，堂堂的天朝上国不仅没有占到外交上的胜利，反而向日本赔偿了50万两白银，这引发了洋务派内部进行了“海防”、“塞防”、“塞海两防并重”的争论。 伴随着洋务派内部之争的同时，更是一群食古不化的顽固派阻挠洋务运动，他们认为大清国已经效仿西洋兴办工厂，制造洋枪，但面对日本时依然无法取胜，这种意淫技巧根本不是强国之道。 这让清廷的实际掌权人慈禧太后忧心忡忡。 事实上，顽固派的论点也是慈禧急需要了解的，毕竟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已经兴办了安庆军械所，这算得上是大清国洋务的开端。 此后短短数年间，洋务派先后办起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效仿西洋的大型工厂，使得大清一度上出现了中兴的景象，史称“同治中兴”。 然而这一切却在同治十三年被打破，大清国面对同处儒家文化圈的尔搓小国的挑衅，却是一败涂地，这也是引发了慈禧的思考。 所以到底什么是洋务，这洋务应该如何去办，就成了清朝当权者们迫切需要了解的事情。 为此，慈禧太后通过总理衙门向下了一道旨意，即筹议兴办洋务方略，她确实需要广开言路，听听各方各派的声音。而此前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并不能让她满意，毕竟从咸丰十一年到同治十三年，大清一直走的就是这条路，却并不能见效。
也许，历史注定需要一位真正的勇士去撕开晚晴朝政上的乌云，而这个人，就是在家潜心讲学十年之久并重新出山的郭嵩焘。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初，出山担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借着朝廷的旨意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折子，即《条陈海防事宜》。 在这本奏折里，他阐述了自己对西方强大的思考，并提出了大清朝今后要走的洋务之路。
郭嵩焘认为，如果把西方的强盛简单地看成是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如果大清只是单纯的学习机器、枪炮等“末技”是无法实现富国强兵的。 所以只有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制度，培养自己的人才教育体系，发展大清自己的民族工商业，官府只是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而不是督办，这才是大清国真正的洋务之路。 郭嵩焘的这份折子可谓是石破天惊，也让他名噪一时。 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儒家道德还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而一位和洋人并没有做过多的接触，且一直呆在乡下讲学的封建士大夫，能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的根本，并主张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郭嵩焘不愧是清朝第一人。 正因为郭嵩焘的远见，也为后面的维新派指明了封建王朝的改良道路。
3、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2月，云南发生了“马嘉理事件”，而一直对中国西南边疆虎视眈眈的英国人，借此机会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还要求大清国派遣常驻使节，代表大清国皇帝就此事件和英国女王进行一个面对面的非正式交流，以维系两国的正常邦交。 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此时的大清朝深受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影响，依旧沉浸在“藩属朝贡”的宗藩思想下。 大清国的士大夫们认为大清是天朝，是上国，其他都是蛮夷。而历来只有蛮夷、藩邦派“使臣”向天朝进贡、朝拜，但绝对没有天朝屈尊派使节“驻外”之说。如果有，那也是天朝大军讨伐番邦的不臣之心，就更别说是向番邦赔礼道歉的。 所以英国的这种要求在大清国的士大夫眼里，简直是天大的耻辱！不要说顽固派，就连一些洋务派也是愤怒不已。 这让慈禧也头疼不已，洋人是得罪不起的，而郭嵩焘的出现，解决了清王朝的难题。 事实上，郭嵩焘确实是最合适的驻外使节。 因为郭嵩焘是一位真正的儒生，不仅熟知儒家经典，还是大清国的进士；重要的是他不保守，一道《条陈海防事宜》让慈禧看到了希望，是洋务派中的重要一员。 先驱者虽然伟大，但心灵的创伤却是旁人无法理解和体会的。 郭嵩焘接受了清廷的驻外使节的任命后，“汉奸”、“贰臣”之类的指责和咒骂，一时间全部指向了他。然而郭嵩焘并没有妥协，他认为“能知详情，而后知所以控御之法”，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是否正确，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只是这一次，郭嵩焘的境界再一次发生了变化，这和他上奏《条陈海防事宜》时相比，又有了更高的提升。因为他向国人抛出了一个更加激烈的思想，即摒弃传承守千年的“华夷之辨”，正视欧洲国家的文明开化。
他认为大清如果再坚持“华夷之辨”是不对的，要想真正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放弃这种“天朝上国”的理念，尽快融入到近代文明中， 这是天下大势所趋，也是大清国遇到的大变局。 尤其是此时的欧洲已经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担任英、法使节的时间里，郭嵩焘在经过详细地实地考察后，在和严复、李凤苞等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进行多次交流后，让他进一步认识到大清国和欧洲各国之间的差距，而在他内心深处的民族危机感也越来越强烈。 他认为绝对不能把西方国家看成是蛮夷，而且落后的地区和民族也可以转化成先进文明的国家，如今大清国和英、法等国之间的文明已经转化，儒家传统的“教化思想”已经失去了它的教导意义，如果还坚持陈腐的“狄夷观念”，最终会使国家、民族陷入更深的漩涡而不能自拔。
这一切，都被郭嵩焘写进了日记《使西纪程》中并寄回了国内，毫无私心的他只是想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思考，为国内的当权者们找到一条最明确的道路。 然而，让他根本没有想到的是，总理衙门刊印出这本在当时极具思想前沿的读物后，国内的那群同僚们不仅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反而一再揭起了对他的批判，以致刊发的《使西纪程》被回收、销毁，而他自己也彻底背上了“汉奸”之名。 让人悲哀的是，因为士大夫们的骄傲，大清国丧失了第一次的有可能实现富国强军的理论指导。
4、郭嵩焘是晚清第一位真正从封建士大夫的群体中脱胎而出，并具有近代民族意识的先行者。 也许，他没有同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有名，但他的理念，他的思想却超越了他们，而且也为清末的维新派、革命党指明了一个方向。 而他也以自己的结局清楚地告诉后来者，要想在专制体制下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是非常艰难的，除非统治者的心智非常坚定，否则依然会被外界的反对因素所阻扰。 郭嵩焘是不幸的，因为他到底还是抗争不过一个时代，极具前瞻性的思想并不为时代所接纳，只能在有生之年痛苦地看着国家、民族一步步走向深渊而无能为力。 郭嵩焘是幸运的，他还是有少许的同行者，少许的理解者，那个呼啸晚清半个世纪的李二先生是他的坚定支持者，那个继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是他的同路人。 清王朝对待郭嵩焘是不公平的，当权者拒绝了李鸿章的请命，没有给这位一心为国为民的老人，一心寻求国家富强的老人一个最基本的评价，寒了人心，冷了天下。 大清朝什么时候也在乎民意了？足以可见这一王朝的腐朽！ 然而，汪郎认为，也许郭嵩焘并不在意那些虚名，他在意的是国家何时能富强、民族何时能强大！ 他注定是一位被后来者敬仰的思想巨人！ 参考资料： 张晨怡.《论郭嵩焘的民族主义思想》. 中华文史网.2006-09-25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清史稿.郭嵩焘列传》 【我是江东汪郎，带给你不一样的历史视觉！坚持原创，喜欢我就请关注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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