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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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跟西方列强的接触交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793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来华到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止，满清自认为是天朝上国，西方国家乃是蛮夷，结果被列强虐了又虐，按在地上一再摩擦。

第二个阶段是1860年到1894年甲午战败，这一阶段为洋务运动阶段，朝廷上下开始承认技不如人，西方国家船坚炮利，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还是认为天朝的制度是好的，韬光养晦，埋头苦干学习西方科技，师夷长技以制夷就能干翻西方列强，直到甲午战败，老大帝国居然输给了一个新兴小国，洋务运动为之梦碎。

第三个阶段是1900年庚子事变后到1911年满清覆灭，朝廷总算认识到不仅仅是技术不行，制度也大有问题，经济和制度密不可分，两条腿一条往左一条往右是不是长久之计，开始下定决心改制，进行维新变法，对于戊戌变法诸人，不用其人而用其政，五大臣出国留洋考察君主立宪制度，开启了清末新政时代。制度的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清末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小高潮，宛如回光返照。到1908年慈禧去世时，清朝的财政收入为2.3亿两白银（不含关税，因为庚子赔款关税被西方列强掌控了），而鸦片战争前所谓的康乾盛世清廷的财政收入最高也不过4000余万两白银，1908年的财政收入是其六倍左右。

然而慈禧去世后，新上任的满清权贵不舍得放弃手中既得利益，打压汉人督抚和地方立宪派，搞了个皇族内阁，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在袁世凯等汉人实力派和革命党的相互配合下，满清小皇帝被逼逊位，宗室和八旗被历史的车轮碾压，跟白俄贵族类似，由特权阶层沦为历史的尘埃，如之前的铁帽子王爷、铁杆庄稼户成为车夫、伙计者比比皆是。可见不做死就不会死，选择决定自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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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以1793年（乾隆58年）英国派遣马嘎尔尼为使节，率领使团来华，为乾隆祝寿为开端，之前清廷并未跟列强有个正式的接触。

马嘎尔尼率领100多人的使团来华，主要目的是希望中方开放口岸，跟中国通商。但由于礼仪之争，清廷要求马嘎尔尼三跪九拜，马嘎尔尼只愿依拜见本国元首时的礼节，免冠单腿行礼。最后双方不欢而散，乾隆拒绝了马嘎尔尼的开放通商要求。但马嘎尔尼一行也不是全无收获，他们从北京天津一带南下，走到东南沿海回国，这一路走来，马戛尔尼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记录成书——《马嘎尔尼访华日记》。在日记中，马嘎尔尼记载了普遍的、随处可见的贫困和饥饿。使得西方了解到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天府之国，吃饱和穿暖仍是当时普通老百姓最大的梦想，而且由于贫富购买力有限，商品经济发展滞后。

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饥饿的盛世，靠的是亿万庞大数量的奴隶血汗堆砌的财富，供应一小撮官僚、八旗权贵享受罢了。满清黔之驴的本色已经暴露在西方列强面前，而当事人仍不自知，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在40余年后的鸦片战争中被打得一败涂地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虽然被称作鸦片战争，但在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鸦片的危害，只不过是把之当做一种普通的商品，类似于烟草、咖啡、茶叶之类。满清跟英法等列强之间爆发战争，主要还是规则、制度的不同，两种文明之间的碰撞。例如满清要求鸦片商人连坐的法律，不知晓也不认同通行的国际规则，一再毁约，甚至抓捕、杀害谈判代表，是战争开启和扩大的主要原因。

开战之初，满清上下盲目自大，认为英国不过是蛮夷小邦，不堪一击。在战局不利时，官僚阶层欺上瞒下，上报给皇帝的全是“七战七捷”之类的好消息，哪怕是林则徐也未能免俗——虽然林是清官，是睁开眼睛看外界的第一人，但是他也是科举官僚体制培养出来的封疆大吏，自然也无法抗拒制度的陋习。

要说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制度和皇帝身上。就像王小波在《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结果该国君王听到的都是好消息，直到蒙古大军兵临城下纸包不住火了才得知，“百战百胜”的军队早已被蒙古消灭殆尽。满清皇帝也与之类似，那位大臣说实话，英夷船坚炮利难以取胜，只可和谈，则必然被罢官下狱，反之则加官进爵。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面必然迎合，咸丰自然听到的都是一片大捷，却被英法联军打进北京，仓皇逃往热河避难，连皇家园林圆明园都被烧了。咸丰先是死要面子，连使者不肯下跪都觉得丢份子，这下连首都都被“夷人”攻陷，为开国以来未有之大劫，沦为天下笑柄，气急攻心之下，一命呜呼，也结束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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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被烧，满清朝廷上下终于意识到，西方列强武力要胜过中国一筹，打是打不过的。怎么办？朝廷上下想出了一个办法，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制夷，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开启。洋务运动并非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地方督抚发起，朝廷事后默认的运动，也就是说，并非是顶层设计官场主流舆论认同的改革，这也为洋务运动后来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在同太平军的交战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抚就开始跟西方列强合作，给下属团练装备洋枪洋炮。曾国藩能够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其九弟曾国荃功不可没。曾国荃率领不到万人的湘军，孤军深入南京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领20余万大军回援，结果猛攻月余，却拿雨花台曾国荃湘军营垒无可奈何，固然有曾九帅善守的因素在内，但湘军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太平天国覆灭后，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抚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了湘军、淮军。他们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培养了大量的军事人才。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还将业务发展到外国，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之后，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等行业相继出现。轻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期间也得到了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中国近代纺织业、自来水厂、发电厂、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

清朝的经济在这其间迅速发展起来，依靠着经济作为后盾，左宗棠也于1877年平定回乱，收复了新疆，清廷俨然一副中兴的模样。

然而，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制度跟经济割裂的矛盾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就像一个人两条腿走路，一条向左、一条向右，如果不能一致的话，早晚会跌倒。

洋务运动只是学习和模仿了西方的技术，并没有对清廷的文化制度进行变革，文化、制度与经济不兼容，问题越来越严重，虽然享受这西方技术带来的便利，但是官僚权贵阶层的主流思想是反西方文化制度的，清流们以谩骂西方文化和洋人为荣。

这从官僚权贵阶层对待郭嵩焘态度就可以看出来。郭嵩焘曾经出任广东巡抚，是中国首位驻外大使，曾经出使英国7年，郭嵩焘可谓是中国深入了解西方世界第一人，根据其出使英国经历和日记，郭嵩焘整理了一本《使西纪程》送回国内。在书中他的观念比起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观念更进一步，而是提出了“自强求富”的概念，以商代战，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虚心面对西方文明，尤其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郭嵩焘说西方列强也有2000多年文化，尤其是英国“政教、文明、大学教育”领先，不可以夷狄视之。

郭嵩焘

这可捅了马蜂窝，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技术都算了，郭嵩焘居然说泱泱大国，需要像夷狄之国学习文化制度，这种“慕洋犬、汉奸、走狗”，自然要大骂特骂。连与他同行的副使刘锡鸿也出来揭发他，列举其三条罪状：

“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甚至连郭嵩焘招待外国人不用国粹的茶叶而上糕点、学习英文等等都被列为其罪行。

在满朝士大夫的唾骂之下，郭嵩焘的《西行纪程》被朝廷下旨毁版禁止发行。即使如此，朝廷中那些守旧派还想治郭嵩焘之罪，得李鸿章、曾纪泽（曾国藩之子）救援才得以脱罪返回家乡长沙。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全城遍贴揭贴（大字报之类），辱骂他“勾结洋人、出卖祖宗”等等，1891年，郭嵩焘在极度的压抑中病逝，终年73岁。

郭嵩焘逝世后，李鸿章为其请谥号，清廷不许。上谕特别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作为一名封疆大吏，死后朝廷不给予谥号，连盖棺论定的评价都没有，是一种严厉的羞辱。

朝廷上下风气如此，所以数年之后，因为盲目排外对11国宣战，导致庚子大祸，也有其必然性。只学技术，不变文化制度，终究行之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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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战，中国以四万万之人口老大帝国，居然败于岛国日本之手，不仅仅是一些人分析的慈禧挪用军费、北洋舰队多年购置新舰之类的表层原因，其实北洋的装备更日军各有所长，无论是舰队还是淮军的枪炮，并不存在技术代差，最初的战斗虽然有所损失，但是也并未全面崩盘。只是在进行消耗战时，淮军和北洋难以持续而全面崩溃。从理论上来说，满清是大国，无论是人力和财力均远胜日本，消耗战支持不下去应该是日本才对，然而事实上却是恰恰相反。

这是因为日本已经是一个完成了制度变革的现代化国家，而满清没有制度改革，还是一个前现代化国家，地方督抚各自为政，管理和后勤系统的效率跟日本没法比。李鸿章以北洋一个集团敌一个国家，自然难以维系，而且北洋和淮军是李鸿章赖以起家的本钱，要是全部折损了就难以立足，所以最终不敢跟日本拼消耗而大败。

甲午战败后，标志着只学技术、不改制度的洋务派运动破产，1898年，亲政后的光绪和维新派人士开启了戊戌变法，准备改制维新，结果仅仅百余日就失败了。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一是在于维新派人士像康有为等人动机不纯，只是为了权力而变法；二是光绪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能力有限，操之过急，在百日内下上百道诏书，令地方无所适从；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引发了整个官僚阶层反弹。

光绪皇帝

改革并不是有个正确的方向就行，而是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和路径。就像一个人得了重病，需要徐徐图之，而不能不考虑身体的承受能力。光绪和康有为等人变法的目的也不纯正，有夺权的私心在内——作为一个皇帝亲政后想掌握权力排斥旧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得稳步推进，光绪重用像康有为等没有经过历练的举人士子，仅仅是因为支持变法就一步登天，难以得到整个官僚系统的认可。而且康有为的能力也有限，无法驾驭突发事件——像想出劝说袁世凯“围园劫后”之类的馊主意，结果断了光绪的前途和性命，可见其谋略水平之低劣。朝廷中像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其实是支持维新变法的，可是光绪因为受其老师翁同龢跟李鸿章的私人恩怨影响，把李鸿章排斥在外。

就连光绪的六叔，因为支持洋务派而被称之为“鬼子六”的奕訢，在临终时特别让光绪提防一个人，此人是康有为。奕訢告诉光绪，“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可惜光绪并没有听进其六叔的忠告。

奕訢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由于朝廷中支持变革的进步力量受到了清洗，保守派掀起了一波反弹，最终酿成庚子事变大祸。欲要其灭亡，先要其疯狂。守旧派的自我作死埋葬了自身，在慈禧以“误国”为由，把守旧派大臣抛出去作为替罪羊后，朝廷上下的守旧派遭到了覆灭性的打击。清廷进入了清末新政时代，社会的风气为之一变，之前人人把出洋看做苦差事，不愿送子弟入新式学堂、留洋，庚子事变后则人人争先恐后送子女留洋，出使西方称为争抢的热门差事。清廷的财政、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又一次出现了“中兴”气象。不过1908年慈禧去世后，日子稍一好过，满清新权贵们又出来作死，又想着独揽大权不愿跟立宪派和汉人督抚分享权力，打压张之洞、袁世凯等汉人督抚，出台皇族内阁令地方士绅大失所望，最终埋葬了清廷。这些在楼主的文章 《庚子事变启示录》和 《清末新政，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等文中都讲过，就不再复述。

洋务运动的失败有其必然性，因为洋务运动只涉及技术层面，不涉及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变革，只是一种不稳定的过度状态，发展下去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进行全面的制度变革转型；另一种是后退回到老路上，其实从历史的大趋势来看，后退也是死路，必然带来经济的衰退和动荡，最终还是要转到制度变革转型的道路上来，不过是多转了一个圈多了一番曲折而已。

就像庚子事变，守旧派想倒退的结果不过是祸国殃民害己，无改历史的大趋势。历史就像大江大河，虽然蜿蜒曲折，但是大方向不会变，最终结果不会变，个人和各个集团的选择只是决定的自身的命运而已。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终都将被历史抛弃、碾压，退出历史的舞台，不管其当时看上去是何等的气焰汹汹、不可一世。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只需要冷眼旁观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