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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本质上是晚清政府发起的一场改革自救。同历史上的任何改革、变法一样，洋务运动也面临着许多观念、利益等方面的阻挠、斗争，在三个事件上有鮮明体现。 京师同文馆之争第一个事件便是京师同文馆之争，这是最早有代表性的洋务派和保守派之争，且是两派早期领袖的直接交锋。 京师同文馆是应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訢与大臣桂良、文祥等人奏请而创建，旨在培育外语、外交人才来应对日益繁多、重要的外交事务，“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其直接诱因，传说是巴夏礼事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通州谈判中，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恭亲王奕訢让巴夏礼写信联系英法联军议和，中国通巴夏礼便用中文写了一封信，但信的末尾有几行英文。当时，奕訢身边没有人懂英文，怕这英文有啥阴谋诡计便不敢发出。等请到人来看了英文，才知道只是巴夏礼的签名和日期而已。因为这一耽搁，差点耽误了议和大事，奕訢认识到外语人才的重要性，从而于1861年初上奏请求创办外国语言学堂。 奕訢等人的奏折很快获得咸丰帝批准，经过一年多筹备，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7月11日正式开学。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总教习，初设英文、俄文、法文馆等外文馆，以旗人子弟为招生对象。刚开始，因为京师同文馆只是教教外语，并未引起太多反对。 直到1866年底，当时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奕訢不满足于京师同文馆只培育外语人才，计划将京师同文馆调整为教学外语和洋务并重，以培养适应时代的新型人才。于是，他上奏拟在京师同文馆讲授天文算学，并招取举人贡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奕訢的奏折立即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尤其是被保守派领袖、大学士、同治皇帝老师倭仁猛烈攻击。倭仁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师”，一向看不惯外国人、西学及洋务派，从来不参与外交应酬。在奏折 《请罢同文馆用正途人员习天算折》 中，倭仁反对教授天文算学，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说得冠冕堂皇，似乎无可辩驳，但有一句话却出现漏洞，即他奏折中所言：“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訢便抓住了这句话，奏请让倭仁保荐“精其术者”，还让倭仁来主持京师同文馆。慈禧太后也知道这是个戏弄，便顺水推舟地批准了。写得一手锦绣文章的倭仁这下傻眼了，他到哪里去找“精其术者”呢，遑论主持京师同文馆了。倭仁尴尬至极，只好称病辞职，还被朝廷一再不批，最后才被“准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 这次京师同文馆之争，最终以洋务派胜出，虽然因为保守派的大肆攻击，京师同文馆当时并未招到多少优质学生，但毕竟由此“改变了京师同文馆的语言学堂性质，确立了它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开创性地位”。 后来，京师同文馆除了讲授外语外，还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各国历史、地理、法律等课程，培养出了陆徵祥、严复、胡惟德、刘式训等不少人才，并成为晚清译书事业与西学传播的一大重镇。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戊戌变法时成立的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 铁路问题大论战洋务运动遭遇的另一场激烈争议是修建铁路，这以洋务运动中后期领袖李鸿章为代表。 李鸿章早就认识到应该修建铁路，但他主张由国人自办铁路。早在1874年，李鸿章赴京面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訢时，便“极陈铁路利益，请先造清江至北京铁路，以便南北转载运输”。奕訢表示想法很好，但“天下无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两宫太后也不能决定此等大计”。 吃了闭门羹后，李鸿章虽然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感叹“从此就想决口不谈这件事了”，但他始终没有放下此事，而是走迂回路线，支持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台湾试办铁路，并亲自为其募集款项。可丁日昌很快因病离任，在台湾修铁路又泡汤了。李鸿章继续耐心等待时机。1876年，开平矿务局成立后，为了能更快捷地运输煤炭，在李鸿章的允准下，由开平矿务局自己出钱，偷偷地修建了一段全长11公里的铁路。由于当时朝廷明文规定铁路上不得使用蒸汽机车，李鸿章为求朝廷批准，特在奏折中声明由驴马来驮载，终于获得朝廷批准，国内第一条自办铁路唐胥铁路于1880年正式建成通车。 即便这条铁路刚开始由驴马驮载，并不多快，但当时反对修建铁路的声音还是很多很大，很快发生了有关铁路问题的大论战。1880年，淮军将领在李鸿章授意下，向朝廷递交了 《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详细论述了修建铁路的必要性、重要性。刘铭传的奏折遭到内阁学士张家骧激烈抨击，他上奏指责刘铭传“莠言乱政”，指出建造铁轮会招致洋人觊觎，会引发民众不满，还会剥夺轮船招商局的利益。 对此，李鸿章上陈 《妥筹铁路事宜折》，提出修建铁路有调兵遣将、保卫京师、兴办商务、方便矿务、转移民俗等九大好处，是中国自强最重要的措施，但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通政使参议刘锡鸿等人上奏称“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则称在中国修铁路是“以洋人的一套来改变中国”，顺天府丞王家璧则说李鸿章“好像为外国人谋划不是为了清王朝利益着想”……由于遭到强烈的舆论反对，最终清廷对修建铁路问题批示为“着无庸议”。虽然在论战中落败，但李鸿章毫不气馁，先是悄悄地将唐胥铁路延长为唐芦铁路，接着又获得奕譞等人的支持，将唐芦铁路接连到天津，取名津沽铁路，全长130公里。 李鸿章还打算再建天津到通州的铁路，引起又一波激烈反对。反对派以内阁学士文治、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奎润等人为代表，支持派以两江总督刘坤一、台湾巡抚刘铭传、江苏巡抚黄彭年等人为代表，两派围绕修建铁路是否扰民、是否剥夺民众生计、是否方便外敌入侵等展开激烈争论。最终，清廷同意了张之洞的妥协方案，暂停津通铁路的兴建，先修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 这次关于铁路的争论历经两大回合十余年，再次以洋务派胜出告终，清廷认为修筑铁路是“有利于国，无损于民”的举动。从此，修筑铁路名正言順，越来越多的铁路修筑完工，越来越快的火车行驶在神州大地，中国现代化进程也得以加速。 汉阳铁厂筚路蓝缕众所周知，洋务运动中兴办了许多军事、民用工业。作为新兴事物，这些企业的创办几乎无一不筚路蓝缕，充满各种困难与斗争，以张之洞举办汉阳铁厂为例可略见一斑。张之洞是晚清后期的洋务领袖，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四局、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等几十家企业，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举办近代企业坚持最久的一个企业家”。 早在担任两江总督时，张之洞就奏请开办广东炼铁厂，计划“先筹官办，垫支开办，俟其效成利见，商民必然歆羡，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付之商人经理，则事可速举，资必易集”。但因为张之洞所奏的修筑卢汉铁路获得批准，他便被调任为湖广总督，主持该铁路的筹修。 修铁路需要大量钢铁，这让张之洞更想筹办铁厂，以使修路、炼铁相得益彰，“前六七年积款积铁，后三四年兴工修筑，两端并举，一气作成”。当时很多人都对中国自办铁厂存疑，认为中国现有条件开不出矿、炼不出钢，连李鸿章都致电张之洞说：“炼铁至成钢轨、铁桥、机车，实非易事，日本铁路日增，至今工料皆用土产，唯钢轨等项仍购西洋，非得已也。”但张之洞铁了心要办中国自己的铁厂，“必须自行设厂，购置机器，用洋法精炼”。 1890年，张之洞设置了专门机构“湖北铁政局”负责筹建铁厂，聘任精通英语、善办洋务的蔡锡勇“作为驻局总办”，还聘请了一些外国工程师、技术人员等。张之洞对这个铁厂寄予厚望，希望它“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 经过蔡锡勇等人不断勘察，最终铁厂选址于汉阳大别山下。奏请朝廷后，张之洞将要兴建的铁厂命名为汉阳铁厂。接下来便是要购置机器。关于张之洞购置汉阳铁厂机器，一直有一个故事流传。这个故事大意是说，张之洞电告英国公使薛福成，请其帮助购买炼钢锅炉等机器。薛福成询问了英国一个工厂后，回电张之洞说应先将铁厂所用铁矿和焦炭样品寄给厂家化验，然后才能确定定购什么型号的设备。张之洞却回答说中国地大物博，何矿不有，还要什么样品，只管买来，结果所买的设备与办厂用矿的矿质不符。这个故事据一些学者考证乃伪造，汉阳铁厂当时已聘请了不少专业的外国匠师，不可能犯如此低级错误，不过这个故事倒反映了当时很多人在看张之洞的笑话。 1894年5月，汉阳铁厂正式投产，是亚洲第一个大规模炼铁厂，比1901年投产的日本第一座钢铁厂要早7年。汉阳铁厂初期有两座高炉，一个昼夜能够产铁近百吨，美国驻汉口领事查尔德在参观过该厂后曾赞叹道：“这个企业是迄今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因为这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 但汉阳铁厂作为中国首家铁厂，也面临着很多困难，首先是所需煤炭供应问题。为了供应铁厂煤炭，张之洞先后创办了王三石、马鞍山等煤矿，但王三石煤矿挖了三年最后挖出大水而告终，马鞍山煤矿的煤炭又不适合炼焦溶铁所用。汉阳铁厂只好购买远地甚至英德的煤炭，因此造成铁厂成本太高。再加上汉阳铁厂还是衙门作风、管理不善，许多闲职人员“终日酣嬉”，以及所生成的铁质量很差少人购买，使得汉阳铁厂“亏折甚巨”，经费困难成为最大问题。 兴办铁厂需要巨资，虽然海军衙门许诺每年拨给汉阳铁厂200万修筑铁路经费，但并没有实际兑现，张之洞只好自己四处筹集，或扣留应上缴的款项，或挪用其他地方的资金，或借用本地税费，先后投资汉阳铁厂580万。正当张之洞为筹款焦头烂额时，还有人参奏他，说他“议办铁厂，并开煤铁各矿，乞留巨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幸亏奉旨查实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同为洋务派，体谅张之洞的困难，上奏朝廷说张之洞“似尚无浪掷情事”，还说张之洞“谋国公忠，励精图治”。 清廷虽然没有怪罪张之洞，但也没有帮张之洞解决所需经费问题，反而因为当时呼吁官办企业改为商办的舆论很大，最后颁旨令官办各局“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其中还特意点了汉阳铁厂的名字。山穷水尽的张之洞也对汉阳铁厂心灰意冷，决定甩掉这个烫手山芋。刚开始，他对中国商人没有信心，想把铁厂卖给外国人，但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如湖南巡抚陈宝箴去电张之洞说：“今需用正急，忽与外人共之，与君初意大不符合。且此端一开，将无事不趋此便易之路，彼资日增，我力难继，必至喧宾夺主，甚为中国惜之。”再加上一时也没有外国商人来买，张之洞最后只好把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交给有经验、有财力的盛宣怀承办。盛宣怀接手后，投入巨资购买了大量先进设备，解决了铁厂燃料等问题，终于使得汉阳铁厂步入正轨。1908年，汉阳铁厂被并为汉冶萍公司，为现在重庆钢铁集团的前身。 汉阳铁厂虽然创建、经营上出现很多困难，但作为中国第一个钢铁企业，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不仅为重工业的发展埋下了第一块基石，对推动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且对振兴民族精神，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同时，它所面临的问题、艰难的发展，也是洋务运动步履蹒跚的一个剪影。 京师同文馆之争、铁路问题大争论、汉阳铁厂筚路蓝缕，这三个事件的当事人分别是洋务运动早期、中期、晚期领袖，反映出洋务运动所遭遇的巨大困难、争斗，也说明任何改革都殊为不易。 （选自《同舟共进》2018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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