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止息的庙堂之争

洋务运动所要引进的新事物，无论是轮船、大炮、电线、铁路，还是声、光、化、电之学，都是“祖宗成法”中所没有的，而且又是来自于“夷人”，这就犯了大忌，为封建传统的卫道者所不容，遭到强烈的反对。每一种工业文明的成果，进入中国都极为艰难，一再重复着倡议、遭到反对、不幸夭折、等待时机再酝酿的曲折过程。从洋务运动发生之日起，至1889年津通铁路之争，30年来洋务运动不断遭到攻击，大清帝国的庙堂之上，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止息，其中比较大的争论就有三次。

第一次是同文馆之争。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奕在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焘、蒋益澧等地方大员反复函商后，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并通过考试选录“科甲正途出身”的人员入学。奕在奏折中说：“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皮毛，仍无补实用。”“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从要学造船造炮到要学习基础科学，这是洋务派在认识上的一个进步；而要招收“科甲正途出身”者，则是要让学声光化电的也和学“子曰”、“诗云”的同样做官，通过提高从事洋务者的社会地位来吸引人才，正如此前李鸿章曾建议的：“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奕的奏折被批准后，顽固派反应之强烈，达到了后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山东道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先后上疏反对，其中倭仁连上三疏，争论前后延续了半年之久。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礼义为立国之本，学习算学、天文是舍本逐末。张盛藻认定：

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纲纪、明刑政、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唯气节一端耳。(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倭仁则进一步高度概括为：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洋务运动》(二)，第30页)

一再申述，天文算学只是末艺，学不学无关紧要。另一条则是猛烈地攻击洋务派是“师事夷人”，是可耻的“以夷变夏”。他们仍然死抱着清朝是“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视西方为卑贱的异类，严守夷夏之大防。倭仁义愤填膺地指斥此举是要孔孟之徒师事夷人，“上亏国体，下失民心”。杨廷熙则竭力强调：

……延聘西人在馆教习，此尤大伤风教。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无论偏长薄艺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材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洋务运动》(二)，第47页)

在历次争辩中，华夷之辨、本末之辨都是顽固派的基本武器。他们是自觉地站在守护传统观念纯洁性的高度来反对工业文明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论调在封建士大夫中还有很大的市场。这场争论的结果，表面看起来顽固派是失败了，朝廷并未接受他们的意见撤销同文馆，实际上招收科甲人员却遭到了有力的抵制。同治六年三月十九日奕遗憾地向慈禧报告：“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

第二次是造船械和海防之争。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于同治十年底和十一年二月一再上奏，要求停止造船。他的理由是财政困难，连年造船“糜费太重”；还说造船是用于制夷的，现在“早经议和”，造船反而会引起外国“猜嫌”，要求朝廷命令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停止造船。对此，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先后致函总署或上奏坚决反对，一致认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李鸿章指出这种意见是“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直到六月，总署上奏，认为船厂事宜，未可惑于浮言、浅尝辄止，应如李、左、沈所议，慈禧才表态同意。

这次只是海防之争的先声。同治十三年，日本武力侵入台湾，清廷赔款求和，随即发动大臣探求强国御敌的对策。奕等在“筹海防”的奏折中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交有关总督、将军、巡抚们讨论。除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有海防与塞防之争外，督抚们原则上同意加强海防、加强军事建设。其中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还提出了要开源兴利求富和设“洋学局”求才。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他建议在国内开拓生计、增加财源，如设厂造耕织机器、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局等；在用人上，要改变文官仍然考章句、武官仍然考弓马的现状，“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并在沿海各省设“洋学局”，培养精通西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人才，授予官职，“与正途出身无异”。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督抚反对洋务派的造船械、用机器、开煤矿等措施。湖南巡抚王文韶便说：“就六事而言，练兵、简器、造船、筹饷，其末也。用人、持久，其本也。至其大本，则尤在我皇上之一心。……大本既立，天心应之，亦复何难弗济，何为弗成。”强调君臣纪纲才是大本，从根本上反对洋务派学习西方以自强。

光绪元年正月，决定将督抚们关于海防的意见全部交给在京的王大臣“悉心妥议”，进入了海防之议的第二阶段，参加讨论的范围扩大，要不要学习西方、靠什么自强的分歧进一步突出而争论激烈。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和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同时上奏，把矛头指向李鸿章等人在经济、文化上学习西方的主张。他们斩钉截铁地说，洋器、洋船不必买，也不必仿造。王家璧说当年湘军打安庆、克南京也没有大炮、兵舰，但就我所能办之炮台、轮船、洋枪、洋炮，参以我所常用之艇船、舢板、快蟹、长龙等船，劈山炮、子母炮、线枪、火弹、火箭、刀矛、弓矢及易得之铜铁各炮，练习不懈，训以忠义，水陆兵勇互相应援，即足以固江海之防矣。(《洋务运动》(一)，第134页)

他们老调重弹，强调“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而“师事洋人”是最可耻的事，于凌辰说：“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学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王家璧也说“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诬蔑讲求西学者“或恐不利社稷”，成为“乱臣贼子”。他们质问洋务派：

今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否？(《洋务运动》(一)，第129页)

自庚申变后，讲求洋器已有年矣！日本，东洋一小国耳，一旦有事，委屈求和，其效安在？(《洋务运动》(一)，第121页)

这一问，确实击中了洋务派的要害。

过去常说洋务派和顽固派是一丘之貉，实际上在这场官僚集团内部的争论中，顽固派对洋务派极为敌视、凶狠，他们一上来便杀气腾腾地上纲上线，大扣政治帽子，于凌辰说：“……此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用夷变夏”，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名，换个说法就是“不把国家卖给洋人就不甘心”。他要求朝廷“谄事夷人者，立予罢斥，俾小民知朝廷命意所在”。王家璧则说“丁日昌、李鸿章……臣诚不解其生长中国，受恩深重，何为必欲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也”，同样是指丁、李为汉奸。王家璧还对丁日昌大肆进行人身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用，……故与洋人相习。”“丁日昌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闻丁日昌有‘丁鬼奴’之称，如此谋国，诚不知其是何居心！……几何其不为虎之伥也！”可说是刀刀见血，必欲置之于死地。

在发动海防之议的时候，奕就说过：自英法联军入侵以来，

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臣等承办各国事务，于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议，屡经奏陈筹办，而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屈，局外未能周知；切要之经营，移时视为恒情，以致敌警猝乘，仓皇无备。(《洋务运动》(一)，第26页)

这里显然有自我开脱的成分，但大抵也还是实情。关键是这次海防之议依然是“歧于意见，致多阻格”，其后又有第三次、更为艰难曲折的铁路之争；直到甲午之战，仍然是“仓皇无备”。【摘自：《苍凉的背影》 张实/著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