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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之所以注意科耶夫，是因为科耶夫最彻底的展现了现代哲学的逻辑。现代哲学起源于对存在于古典哲学中的存在与思维分裂的不滿。古典哲学总是设想一个超越的存在，哲学就是对这个存在无限的接近，这个存在是一个整全，而且是一个不变的永恒的整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参与它，或者以启示的方式，或者以理性探索的方式，前者设想一个全能的神对人的爱，而后者则假设人具有把握永恒的能力。但是，这种对永恒的把握因为所具有的确定性只是主观的确定性，它必然带有我认为的特征，虽然通过逻各斯，通过辩证地讨论，可以在一部分人之间就存在的实相达成一致，但是很难在所有人之间达成一致。也就是说，这种对存在的理解缺乏客观的确定性。于是哲学就变成了哲人们永无休止的争吵，或者说得客气一点哲学就变成了没有可能得到结论的辩论。这样的哲学是无力对现实产生影响的，而现实的任务则是改变世界。对哲学无力的缺憾感推动现代哲人发动一场革命。革命的突破口则是对存在认识的客观确定性，也就是用实践检验真理。存在被设想为自身生成的，可以想象的存在史就是世界的历史，而这种存在在人的历史中达到了自觉。所有的哲学争论都在实践的法庭面前做出自己的申辩。一些争论因为实践的而被彻底结束了。这种新的哲学观倾向于取消古典哲学的概念，通过生成对哲学追问的规定。在完全生成的那一刻，历史和哲学都会终止，存在在那一刻完全被揭示出来。这一刻是必然会到来的，因为根据这种存在等于生成的历史主义理论，这一刻之到来的必然性正在于这种历史主义的出现，历史主义是对历史和哲学终结的洞见。因此历史主义做为最后的哲学学说，自身孕育着自身的灭亡。如果哲学的思仍然可能，那么历史主义就是不可能的。 因此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争论就是哲学与反哲学的争论。就哲学的可能性是人最高的可能性而言，是反人性与对人性的捍卫之争。 这场争论可以说推进到了问题的最深层。与科耶夫咄咄逼人的思辨不同的是，施特劳斯似乎对科耶夫的思辨并没有多少正面的回应，而是坚持了他的字里行间的写作风格。他着意在现代哲人面前实践古典哲人的智慧？ 每天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写出来是很重要的，写作的过程就是澄清的过程，也许在阅读中直觉般的感受到的东西，在写作中会以反思的形式清晰的给予，写作是对接受的一种深化。 也许更重要的是写出自己的存在感受。感觉自己还是不能很好地控制说的欲望，也许在孤独中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对存在的感受越浅，这种说的欲望可能就越强烈，不能从自我的反思认识自己的人，更倾向于从他人的反应认识自我。科耶夫的这个提问是很有力的，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到市场上去？或者更广义上说，哲人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态度辩解？这是否是说哲人独自的完善是不可能的，哲思只能在交互的校验中可能？按照现象学的说法，对世界的非对象的态度基于一种高于所有单向的对物的兴趣之上的兴趣，也就是对本已幸福的兴趣，而种超越的兴趣之所以要采取辩解的方式，根本的原因是人是生活在共同体之中的，每一个不安于命运的力量而试图自已掌握自己幸福的人，都要在共同体面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说明理由，这也就是哲学之所以会采取辩解取向的原因。也就是说，哲学之所以是辩解的，是因为哲人是生活在洞穴之中的，而一种哲学的生活也无法离开洞穴。对于哲学生活来说，洞穴是其展开的境域。所以哲学必须首先面对这个境域。是以哲学首先就是一种政治哲学。哲人必然在共同体面前申言哲学生活的理由，而且这种申言具有哲学教育的倾向。哲人对不同层次的人的言述，随着言述对象的不同而有精粗之别，但这精粗之别并非真假之别，比如人之食欲色欲虽然要比人的自我完善的欲望在人性中所处的层级低，但是并非可有可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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