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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读书诗】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五)

 江山携手 2016-12-03

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五)(1)

[唐]韩愈

 

    读书患不多(2),思义患不明(3)。

    患足已不学(4),既学患不行(5)。

子今四美具(6),实大华亦荣(7)。

王官不可阙(8),未宜后诸生。

嗟我摈南海(9),无由助飞鸣(10)。

 

【注释】

1)元十八协律:元集虚,字克己,行十八。元集虚时在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幕下为吏,其职为协律郎,所以韩愈诗中称他“元十八协律”。

2)患:忧虑,担忧,担心。

3)思:思考。义:义理;意义。

4)足:满足。已:停止。

5)既:已。行:实行。

6)子:指元集虚。四美:承前面四句而来,即元集虚读书没有上面所说的四种毛病,反过来说,也就是读书多、思义明、足而学、学而行。

7)实:果实。华:即“花”。荣:繁盛。白居易诗:“一岁一枯荣。”

8)阙:缺少。

9)南海:指潮州。当时韩愈正由京城贬往潮州。

10)飞鸣:喻指远大的目标。

 

【赏析】

这是韩愈被贬往潮州时所写的一首临别赠诗诗首先围绕读书求学中的知行问题提出自己的哲理性观点,接着对元十八在这方面的修养和取得的成就加以赞扬,最后概叹自己因被贬往南海(即潮州),无法为元十八宏鸣高飞助一臂之力。通俗中见深邃,素朴中含探情,是这首诗的主要恃点。

诗歌一开始就从理性的高度入手,提出求学中的“四患:一患读书不多,二患思义不明,三患自我满足。四患知而不行。这“四患”,是求学过程中四个既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的环节。其中,能否懂得多读胜于少读,主要是认识问题;对书本内容能否深刻领会,主要是方法问题;能否孜孜不倦、学而不厌,主要是态度问题;学到知识后能否付诸实践,主要是目的问题。在诗人看来,“知”与“行”应该是统一的。是一个完整的动态过程,其起点是读书,其终点是践行,而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又必须有深刻的思考和永不满足的精神,这才能构成“知”。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由首联的言“读书”。至领联而言“学”,于不经意之中将求知的范围予以扩大,从而包容了书本之处的各种知识。

人在求学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是很多的,诸如勘,查、问、询、验、证、记、录等等,而诗人特别提出读书、思义、不厌和践行这四个方而,是因为这四个方面是求学过程中的最关键性环节。书本知识是前人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不可能事事都去通过实践获得知识,故读书乃是求知的一条捷径;然而读书而不能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则读书也等于不读,故思义须明;“生也有涯,而知无涯”(老子语),有限的人生而对着无边的知识海洋,一定要有永不知足的学习态度和勤勉不息的求知欲望,才能尽可能多地汲取知识,故求学的大敌是自我满足和停步不前;而求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付诸实践,指导行动,这是求知的归宿,故“既学患不行”。诗人若意抓住这四个方面予以强调,是深得求知过程的精髓的。

这首诗的主旨是肯定和赞扬元十八的求知有方和知识渊博,然而,作者并没有一开篇就对他加以称道,而是首先提出为学的哲理,这是深有其因的。《荀子·子道》中曾引过孔子这样的谈话“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者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智,行至则仁,既智且仁,夫恶有不足矣哉。”由此不难看出,如何正确处理知与行的问题,不仅是一个为学的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做人的间题,是衡量一个人处世为人的重要标准。向以孔孟正统自居的韩愈,当然要坚持以这样的标准去观察周围的人和事。诗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元十八,并得出他“四美具”的满意结论,这就把对元十八的肯定与赞扬提到了儒家正统的原则性与严肃性的高度,从而大大增强了这种肯定和赞扬的份量,划清了坚持标准的称许与无原则的捧场这二者的界限。

韩愈所提倡的知行观,主要是着眼于个人的行为修养,与今天所说的社会实践有原则的区别,更未能指明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但是古人能意识到并强调知行统一,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在封建社会,能够这样去认识问题、提出问题的人并不很多,能够这样去身体力行的人更少。正因为如此,像元十八这样深得诗人喜爱的青年并未得到信任和重用。“嗟我摈南海,无由助飞鸣”的叹息正疏露了诗人对这一现象的深沉的悲哀。

(吴九成)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韩氏郡望为昌黎,每自称昌黎韩愈,后世称韩昌黎。贞元八年(七九二)进士。会先后任宣武及宁武节度使判官。贞元末,官监察御史,因上书言事贬阳山(今广东省阳山县)令。宪宗时,累官至太子右庶子,随宰相裴度平淮西,迁刑部侍郎。因谏佛骨事,贬潮州刺史,移袁州,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谥文,世又称韩文公。韩愈推尊儒学,力排佛老;反对六朝以来骈偶的文风,提倡散体,务去陈言,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其文各体兼长,遒劲有力,条理畅达,语言情炼,为司马迁以后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家之一。他的诗气势壮阔,笔力雄建,力求新奇,当时自成一家。他开了“以文为诗”的风气,对后来的宋诗影响极大,有时由于过分地避熟求生,不免流入险怪。有《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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