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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偶像，每个人脑海里闪过的名字与面孔并不相同。 年长一点的，可能会想起雷锋，想起那些炮火硝烟里的英雄；年轻一点的，可能会想到比尔盖茨，想到乔布斯。男孩子，更容易想起全球富家榜；而女孩子呢，可能欣羡超级女声……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偶像。或者说，一种偶象，折射一个时代。 在我看来，与其说偶像是神一般存在，不如说它是一个观察世态人心的窗口。是崇拜道德人格，还是追求个人财富？是拥抱科学与技术，还是沉迷于风花与雪月？追逐与仰望的背后，就是普遍存在的国民心态。 无数人打开了电视，目光汇聚于“我是歌手”的舞台。看吧，歌手在台上深情演绎，台下的歌迷们则挥舞手中的荧光棒。粉丝们泪流满面地呼喊着心中的“偶像”，我深深地理解他们。因为，歌手们所歌唱的爱情与人生，正是触动他们内心的美丽与忧伤。粉丝们都在“偶像”身上寻找自己并不完美的春春，都把自己对美的向往寄托到歌手身上。人们遇见了偶像，无异于遇见了梦里的自己。 然而，偶像从来就不是神祉，它是什么呢？我以为，偶像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把偶像当成一种精神力量，才不会去盲从偶像，我们才不会在偶像面前失去理性。 今天，由互联网、电视等大众传媒所裹挟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像是一个“造星工厂”。名星的服饰、化妆品、手表、项链与皮包，一夜之间就可能风靡整座城市。偶像的背后，是注意力经济的市场推手。一个偶像，意味着一条商业包装的产业链。 在这个“偶像”生产的过程里，物质大于精神，利益大于真情，人为包装大于自然天成。 于是，我们看得见炫目的灯光，看得见姣好的容貌，看得见曼妙的身姿，唯独看不见什么呢？我们看不见“偶像”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 当偶像还原为一种理想与精神，选择“偶像”的标准必然指向人类崇高的精神。偶像固然可以是名星，然而，那些真正推动人类科学进步的人，那些为艺术、为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成就的人物，他们一直在朴素的民间，昭示着一种原道的精神。 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的郊外，有一片稻田。有时候，偶尔会看见田间地头走着一个老人，朴素得如同一个农民。他是谁呢？就是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先生。 先生年轻时，正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他目睹过太多死于饥饿的人间悲剧。于西南农学院，他选择农学作为此身之志业。于政治动荡的岁月，他以安江农校一介教师的身份，悄然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寒来暑往，南来北去，他的事业在稻田，仿佛此生只为那粒叫“杂交”的种子而来，只为一颗叫良心的种子而来，只为一个“禾下乘凉”的梦想而来。 多年以后，他的“杂交水稻”研究成功了，真正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给世界带去了粮食与温暖。他老了，带着草帽，或骑着自行车，像一个寻常的农人。 因为是一种精神，所以是一种偶像。他的精神，就是始终以科学的方式，表达对世界与人类的深切悲悯。 当偶像成为精神，欣赏就会代替崇拜，理性就会代替迷狂。而我们，也才会去从偶像那里去追问成长的过程，从过程里去获得智慧与力量。 偶像的力量，从来就不在一个显赫的结果，而在于追求的过程之中。 我认识一位七十岁的画家。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她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乡下做小学美术教师。 那十多年的乡居生活，让她真正将自己的心安顿在朴素的中国民间，安顿在生动的田园风光里。后来，她凭着自己的优秀与卓越，成为了一家少儿出版社的编辑，一辈子坚守在儿童插画创作的领域。 终于，优秀的绽放里必有芳芬的遇见。那一年，她和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先生共同创作了一个绘本，叫《桃花源的故事》。这个追问美好的“中国故事”，从此走进了日本的小学课堂。 这，就是画家蔡皋。今天，人们更容易惊羡于她画下的桃花源如何美丽。可画家说，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那些乡村生活的的赐予。那些当初看起来受苦的经历，成为日后绘本创作的根。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精神存在，偶像不可复制。我们仰慕偶像，显然不是想成为“偶像再版”，或“偶像第二”。 偶像的存在意义，只是让我们反思自己，让我们重现发现生活，发现自己。如果盲从，如果迷信，我们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根本。一个失去了理性、失去了独立人格的人，还是一个“人”吗？ 把偶像当神，必然走向盲从。而盲从，就是个人、国家与民族灾难的开始。 想当年，德国人当年那么崇拜甚至迷信希特勒，结果呢？法西斯屠杀犹太人，世界因此爆发出一场大战。由因溯因，不能说不归咎于偶像为神。中国的文革十年，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死于非命？偶像为神的愚昧与疯狂带给我们的劫难还不够惨烈吗？ 偶像不是神，而是精神。而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叫做：独立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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