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时代张允和之照片 辛亥革命那年(1911年)，我由故乡合肥跟父母到上海，我仅仅是二十二个月的怀抱中的幼儿。我母亲陆英是个戏迷，她生长在“二分明月、三月烟花”的扬州。童年乘凉的时候，她为孩子们低低地唱过《林黛玉悲秋》、《杨八姐游春》的歌词。她到上海后在戏院里包了包厢，每季算账。她是一家之主，当然不能天天晚上去看戏，她认为是好戏才去看。常常就让保姆带孩子们去看。大姐元和住在祖母后房，去的不多；跟着保姆看戏最多的就是我——二姐允和，三妹兆和有时也去。我是这样坐在或是跪在保姆腿上看了六七年的戏，主要是京戏。1918年我不到八岁就搬家到苏州了。 到四五岁时，在保姆的训练下，我能够不睡觉看戏了。这可给她们带来许多麻烦，我打破砂锅问到底，提出了许多可笑的问题：譬如说台上的老头儿胡子怎么长得那样长，除了黑、白、灰胡子外，怎么还有红胡子。当任何一个角色出场时，他还没走到九龙口，我就问：“是好人还是坏人？”保姆回答的是：生旦多是好人，小丑和花脸多半是坏人。戏完时她们的预言往往不符合事实，我就和她们斗嘴了。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1946年在美国合影 我最不喜欢看武打戏，打得满台灰土。我们的包厢离台又近武士们在台上连翻十七八个跟头，也使我心烦，现在想想很对不起这些武功扎实的演员。这也许是小女孩儿对打架没有兴趣的缘故。 我喜欢小生、小旦，扭扭捏捏、哭哭笑笑的表演，对剧情并不十分了解。可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戏，深刻印在我的小小的脑子中，和我长大了选择丈夫要一个知识分子有关。 我很喜欢小丑的戏。那鼻子上一块白豆腐，勾上几笔又像字又像画的黑线条，很逗人喜爱。再加上一副滴溜溜的黑眼睛在白豆腐上更有味。对于小丑说白介绍他自己和别人，我听得懂，因此也渐渐了解整出戏的故事。尤其对演跟我差不多大小的琴童、书童感兴趣，因为他们都是孩子，都是淘气的孩子。我参加北京昆曲研习社后，曾自告奋勇演过几次《西厢记·寄束》中的琴童、《金不换·守岁》中的书童、《白兔记·出猎》中的咬脐郎小军和《风筝误·后亲》中的丑丫头。这与童年的爱好是有渊源的。  张允和扮演昆曲丑行剧照 老生的戏那时注重唱，可我不懂词儿。名角上台时，台下掌声雷动，我也跟着拍手。但是我却很佩服麒麟童，他的《徐策跑城》中”……我的耳又聋眼又花，耳聋眼花、眼花耳聋观不清城下儿郎那一个……”和《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我和你一见如故三生有幸……”我都摇头摆尾会唱几句。 我最喜欢大花脸的气派。那么奇特的勾脸、洪钟般的唱腔，都使孩子振奋。我最熟悉猛张飞和美髯公关羽，他们一出场我就认识他们。张飞的天真、妩媚、莽撞、粗野都使人好笑而又爱煞人。大花脸中最使人钦佩的是关公，我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关公对于刘备和刘备一家，甚至于对他的敌人曹操都那么义气，都叫人钦佩。他的丹凤眼、卧蚕眉、大红脸，那一副威严、庄重、正义凛然的样子，实在令人肃然起敬。记得有那么一个晚上看戏，一进戏院就闻见清甜的松香味。一进包厢，后台更浓馥的香烟缭绕到前台来。原来那天演的《麦城升天》。关公死了，成了神。的确，舞台上的关公，是我心目中的活偶像，引起我小时看《三国演义》的兴趣。戏剧常常是小孩子们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
稍稍大一些看懂了几出戏，我们三姐妹就在家演戏了，《三娘教子》、《探亲相骂》、《小上坟》、《小放牛》是我们经常演的戏，我们的戏是没有观众的。大姐、三妹有戏剧天才，演戏是主角，我则永远当配角。《三娘教子》中，大姐是三娘，三妹是老薛保，我是小东人，跪在地上顶了家法（家法往往是一支筷子），说：“娘啊，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娘啊！望母亲一下也不要打了。”我还是挺有感情地说这句白。《探亲相骂》中大姐是城里亲家母，三妹是乡下亲家母，我又当儿子又当媳妇。“亲家母来您请坐，细听我来说”，我仍历历在耳。《小上坟》中大姐是肖素贞，三妹是刘禄金，我则是鸣锣开道人。我大声嚷着：“开道呀！”三出戏我都配合得极好，我也很得意，虽然我不是主角。 我认为配角很重要，现在不是有配角奖吗？我的童年如有配角奖，我可以受之无愧。以后，我在学校里、曲社里都爱当配角、凑热闹。
祖母对于母亲看戏并不反对，可是做媳妇的总不能说我天天要看戏。看戏前母亲总不忘记到祖母前请晚安。我大弟宗和是长孙，他比我小五岁，晚上总在祖母面前请安玩耍。每次问我大弟：“你妈在家吗？”大弟总是认真地说：“在家，洗脚。”有一晚母亲奉祖母之命出门有事去。可是问大弟时，大弟仍然说：“在家，洗脚！”祖母大笑。所以母亲看戏，对祖母来说是公开的秘密。 我母亲三十六岁就去世了，丢下九个儿女，只留下人家给保存的戏装照片，后来又在大姐处找到这张照片，我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时不见了。是我母亲给我种下看戏的种子。我今年七十五岁，从五岁算起，看戏看了整整七十年。 198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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